慈悲若夢:孫多慈與徐悲鴻的半生緣
作者:山佳
俗語有云:“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人與人的相逢相惜,從來離不開一個 “緣” 字。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南京中央大學,文脈鼎盛,才俊云集,一段跨越文理的友誼與幾段輾轉悱惻的情緣,便在此間悄然生根。
彼時,來自江蘇太倉的物理學才女吳健雄,邂逅了低她一屆、出身安徽安慶的美術特長生孫多慈。一個醉心公式定理的“理工佳人”,一個癡迷筆墨丹青的 “藝術閨秀”,本是截然不同的人生軌跡,卻因性情相投成了無話不談的閨蜜,在青蔥校園里留下了無數同行的身影。
中央大學的星光中,還有一顆耀眼的“詩星”—— 聞一多的門生陳夢家。這位長相俊朗的文科生,一見孫多慈的文靜端莊便動了心,揮筆寫下無數滾燙的詩篇,字里行間皆是少年人的熾熱傾慕。只是緣分弄人,陳夢家最終與燕京校花趙蘿蕤結為伴侶,這段青澀的追求,也成了校園里一段匆匆掠過的往事。
而真正貫穿孫多慈一生的,是她與恩師徐悲鴻那段被譽為“慈悲之戀” 的情緣。這段始于師生、終于遺憾的情愫,裹著時代的風沙與人性的糾結,成了她畢生都未能解開的心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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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名門才女入畫門,恩師眼中 “白月光”
1913 年,孫多慈生于安徽壽縣一個世代書香的望族。祖父孫家鼐是清末舉足輕重的重臣,歷任工、禮、吏、戶四部尚書,更親手創辦了京師大學堂 —— 這便是北京大學的前身。父親孫傳瑗是遠近聞名的名士,曾入軍閥孫傳芳幕府任秘書,雖與孫傳芳同姓,卻因后者口碑不佳,無形中也累及了他的聲名;母親湯氏曾執掌一所女校,知書達理,頗有見識。
作為家中長女,孫多慈自小在父母的教誨下飽讀詩書,墨香浸潤出她嫻靜溫婉的氣質,也埋下了對藝術的敏感觸覺。1930 年,17 歲的她懷揣著對繪畫的向往,來到南京中央大學美術系做旁聽生,自此成了徐悲鴻的弟子。
彼時的徐悲鴻早已是畫壇名流,見慣了各色人才與佳人,卻唯獨對孫多慈另眼相看。這個少女不僅容貌清麗,更有著驚人的藝術天賦——“學畫三月,智慧絕倫,敏妙之才,吾所罕見”,這是徐悲鴻對她的評價,字里行間滿是賞識。在他眼中,孫多慈是兼具美貌與才情的 “白月光”,是可塑之才,更是讓他心頭微動的特殊存在。
徐悲鴻對孫多慈的栽培毫不吝嗇:有時邀她到家中為她畫像,筆觸間盡是細膩;有時帶她游山玩水,從自然中汲取畫理;更多時候,則是單獨為她點撥畫藝,傾囊相授。這份格外的關照,讓孫多慈的畫技突飛猛進。1931 年,她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中央大學美術系,正式成為徐悲鴻的入室弟子。
此后,徐悲鴻對她的偏愛愈發明顯—— 時常為她單獨授課,甚至不顧女生宿舍 “男賓禁入” 的規矩,以系主任的身份登門指導。這般逾矩的親近,很快在校園里掀起了流言蜚語。所有人都知道,徐悲鴻早已娶妻,而他的夫人蔣碧薇,絕非逆來順受之輩。風口浪尖上,孫多慈成了眾人議論的焦點,這段尚未說破的情愫,剛萌芽便裹上了一層難堪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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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婚姻保衛戰打響,百株楓苗付一炬
“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關于徐悲鴻與孫多慈的緋聞,終究還是傳到了蔣碧薇耳中。
蔣碧薇與徐悲鴻的愛情,曾是一段驚世駭俗的傳奇。當年,她不顧家庭反對,毅然與徐悲鴻私奔,蔣家為掩人耳目,甚至對外宣稱女兒“暴病身亡”。兩人在法國留學時,日子過得捉襟見肘,蔣碧薇節衣縮食,把所有錢都省下來供徐悲鴻買畫具、學繪畫,那段共患難的歲月,曾是他們感情最堅實的基石。
如今丈夫功成名就,竟對年輕弟子動了心,蔣碧薇難以接受:那些吃過的苦、受過的罪,難道都成了過眼云煙?帶著滿腹疑慮,她徑直走進了徐悲鴻的工作室。當一幅《臺州夜月圖》映入眼簾時,她的心瞬間被刺痛—— 畫中,徐悲鴻席地而坐,孫多慈侍立一旁,白色圍巾輕飄,天際朗月如鉤,兩人的姿態親昵而默契,無需多言,一切盡在畫中。
蔣碧薇的憤怒再也按捺不住,她決心打響“婚姻保衛戰”。她直接沖到孫多慈的宿舍,當眾與她對峙,言語尖銳,逼得孫多慈百口莫辯。流言蜚語如潮水般涌來,孫多慈在宿舍再也待不下去,只得在外租了房子,請母親前來陪伴,以此躲避風口浪尖。
面對妻子的質問,徐悲鴻只辯稱是“賞識弟子才華”,并無他意。但蔣碧薇早已看透了丈夫的心思,從未相信這份說辭。不久后,南京的徐公館落成,孫多慈以弟子的名義送來百株楓苗,既是賀禮,也藏著幾分少女的小心思。蔣碧薇見了,怒不可遏,當即命傭人將楓苗盡數折斷,當作柴火燒了個干凈。
徐悲鴻看著妻子的怒火,無力反駁,只能將這份遺憾藏在心底—— 他給徐公館取名 “無楓堂”,畫室也改稱 “無楓堂畫室”,還特意刻了一枚 “無楓堂” 印章,蓋在那段時間的每一幅畫作上。那枚印章,印下的不僅是落款,更是他與孫多慈之間橫亙的阻礙。
1935 年,孫多慈畢業,徐悲鴻為她四處奔走,不僅幫她出版了個人畫集,還籌劃著送她去法國深造。可蔣碧薇早已布下阻礙,憑借人脈從中作梗,最終,孫多慈的留學夢徹底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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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亂世相逢難相守,一別已是陌路人
1937 年,抗戰爆發,戰火席卷全國。孫多慈帶著家人一路逃難到長沙,徐悲鴻得知后,立刻趕去與她相見;后來孫家輾轉到了桂林,徐悲鴻又不遠千里追至桂林。
在桂林的日子,是兩人最安穩、最快樂的時光。他們每日與漓江山水為伴,一同寫生、一同探討畫藝,戰火的喧囂仿佛被山水隔絕在外,只剩下彼此眼中的光影與筆墨。可這份“新人笑” 的背后,是蔣碧薇帶著孩子在戰火中顛沛流離的 “舊人哭”—— 徐悲鴻的眼里只有孫多慈,早已忘了家中妻兒的安危。
為了和孫多慈在一起,徐悲鴻竟在《廣西日報》上刊登啟事,宣稱與蔣碧薇解除“非法同居關系”。這則啟事像一把尖刀,狠狠扎進了蔣碧薇的心里,也讓徐悲鴻與孫多慈的關系徹底暴露在公眾視野中。
可這段看似終于要“修成正果” 的情緣,卻再次被現實潑了冷水 —— 孫多慈的父親孫傳瑗堅決反對女兒與有婦之夫糾纏。作為名門之后,他無法容忍女兒背上 “第三者” 的罵名,更不愿自家顏面受損。他苦口婆心地勸說孫多慈:“凡事敵不過一個‘理’字,你可千萬不能誤入歧途!”
一邊是父親的高壓,一邊是世俗的非議,孫多慈早已身心俱疲。最終,她妥協了,聽從父親的安排,前往麗水中學任教;而徐悲鴻也因這段緋聞飽受爭議,只能遠赴印度講學,暫避風頭。
1940 年,在父親的撮合下,孫多慈嫁給了時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的許紹棣。這位年過四十的官員,原配已病逝,留下兩個女兒。孫多慈心中雖仍念著徐悲鴻,卻也明白這段情緣已是鏡花水月,只能接受命運的安排,成了許紹棣的填房。
1942 年,徐悲鴻從印度回國,得知孫多慈已嫁人的消息,如遭雷擊。他沖到孫家,卻只看到孫多慈留下的一幅畫 —— 畫中是一株寒梅,枝椏疏瘦,卻透著幾分決絕。徐悲鴻站在畫前,良久無言,唯有一聲嘆息:“晚了,一切都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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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守孝三年意難平,慈悲終是一場夢
婚后的孫多慈,日子過得安穩平和。許紹棣雖為CC 派中堅,卻是個難得的體貼丈夫 —— 他支持孫多慈繼續繪畫,為她創造安心創作的環境,在生活上更是關懷備至。孫多慈為他生下兩個兒子,一家人其樂融融。1949 年,他們遷居臺灣,孫多慈并未放棄藝術追求:她遠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研究生,又赴法國國立美術學院深造,回國后出任臺灣師范大學藝術學院院長,成了畫壇頗具聲望的女畫家。
可那份深埋心底的情愫,從未真正消散。1953 年,徐悲鴻在大陸病逝的消息傳到臺灣,而孫多慈竟是從 “情敵” 蔣碧薇口中得知的。彼時兩人在一場活動中不期而遇,本以為會形同陌路,蔣碧薇卻先開了口,輕聲說:“徐悲鴻已過世了。” 一句話,讓孫多慈瞬間淚崩,哽咽著說:“太早了,恩師走得太早了……”
回到家中,孫多慈對許紹棣坦言:“我要為恩師守孝三年。” 許紹棣看著妻子泛紅的眼眶,讀懂了她心中的遺憾與執念,默默點了點頭。那三年里,孫多慈素衣素食,閉門謝客,時常對著徐悲鴻的畫作發呆,回憶著當年在中央大學、在桂林的點點滴滴。
這份“意難平”,終究成了孫多慈健康的隱患。上世紀七十年代,她被查出乳腺癌,三次遠赴美國手術,卻始終未能遏制病情。1975 年,孫多慈在好友吳健雄位于洛杉磯的家中病逝。臨終前,她拉著吳健雄的手,喃喃說出“慈悲為懷” 四個字 —— 這四個字,藏著她與徐悲鴻 “慈悲之戀” 的所有牽掛與遺憾。
孫多慈去世后,許紹棣悲痛不已,寫下多首詩詞悼念亡妻,其中一句“世路強干情本薄,不堪人事日蕭條”,道盡了老年喪妻的凄涼。多年后,許紹棣也撒手人寰,家人遵照他的遺愿,將他與孫多慈的骨灰合葬于陽明山。
一座孤墳,兩罐骨灰,終于讓這段輾轉半生的情緣有了一個遲到的“相守”。只是回首過往,那段始于畫堂、終于遺憾的 “慈悲之戀”,終究如水中花、鏡中月,成了民國畫壇一段令人嘆息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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