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零九個月的稅務舉報案暴露基層稽查困境:程序空轉、能力不足與信任危機。正義若總在“準備移交”中拖延,便是對逃稅者的變相庇護。80年前人類用鮮血捍衛底線,今天更需讓法律時限成為不可逾越的硬杠杠。
社會評論員:仙人指路
【社評·增訂版】
兩年零九個月,一份實名舉報仍在“準備移交”里原地打轉——北京律眾律師事務所涉嫌偷稅一案,把基層稅務稽查的結構性困境撕開了一個口子。它不是簡單的“慢作為”,而是一場系統能力的壓力測試:當法律程序、行政資源與現實博弈層層疊加,正義便可能陷入無休止的“整改—移交—再整改”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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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反法戰爭勝利80周年。八十年前,人類以數千萬生命為代價,把“縱容掠奪即為共謀”寫進了文明底線;八十年后,如果公共權力對瓜分國庫的逃稅行為繼續“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那就是在21世紀的和平年代里,為另一種形式的“掠奪”提供保護傘。稅務稽查的不作為,不再是“慢作為”的道德瑕疵,而是對逃稅犯罪的事實性庇護——按照共犯理論,這已構成“不純正不作為犯”,與偷稅者一道站在國庫的對立面,成為分贓鏈條上的隱性股東。
一、程序空轉:法定期限被“柔性”拉長
《稅收違法行為檢舉管理辦法》寫得明白:舉報材料應在三個月內辦結,復雜案件可延期一次。可現實卻是:
– 案件在稅務所、稽查局、舉報中心之間來回“旅行”;
– “讓企業先整改”被異化為拖延調查的緩沖墊;
– 每一次電話回復都在重復“已開會、已發文書、準備移交”的格式化話術。
當程序不再被遵守,法律對納稅人的承諾就成了一張可無限續期的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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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力缺口:基層“征收所”扛不起“稽查局”的擔子
建外稅務所工作人員坦言:
“我們不是專業稽查,還要管1000多戶企業。”
一句話道出了真相:
– 人力不足——一個所對口上千戶企業,還要承擔日常征收、催報、政策輔導;
– 手段有限——企業一句“資料不全”就能把檢查卡在半空;
– 責任錯位——征收所被迫干著稽查的活,卻沒有稽查的強制權力。
于是,“讓企業配合”成了最省力的選擇,而“配合”往往意味著“先改賬、再補稅、免處罰”的妥協。
三、信任赤字:當舉報人喊出“100%有勾結”
在沒有確鑿證據之前,我們不宜給任何一方扣上“保護傘”的帽子,但漫長的拖延足以耗盡公眾耐心。
– 舉報人看到的是:司馬南案三個月出結果,自己兩年沒下文;
– 公眾讀到的是:北京接連曝光多起偷稅案,卻對一家律所“束手無策”。
信息不對稱、進度不公開、結果不落地,讓“選擇性執法”的質疑自然滋生。稅務部門若不能自證清白,就只能任由輿論把程序瑕疵放大為道德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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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度補丁:讓“三個月”真正硬起來
破解困局,不能只靠基層稅務員的“辛苦”二字,而要在制度上加三道鎖:
1. 時限熔斷機制——凡是超過法定期限仍未結案的,系統自動向上級稽查局提級督辦,并向舉報人書面說明理由;
2. 資源動態調配——建立全市“稽查人才池”,對重大、疑難、跨區案件集中抽調,避免“小馬拉大車”;
3. 結果公開倒逼——定期公布舉報案件辦理進度表,把“已發文書、正在整改”這類模糊表述替換為“已調取票證××份、企業補稅××萬元、處罰××萬元”的硬數據。
只有讓程序看得見、摸得著、等不起,舉報人才能從“懷疑勾結”回到“相信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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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申常識:正義不能總在“準備移交”
稅務稽查的本質,是公共利益對逃稅行為的及時矯正。
– 對逃稅者而言,時間就是利潤:賬冊可以“遺失”,資金可以分流,證據可以淡化;
– 對守法者而言,拖延就是二次傷害:市場被劣幣擠占,稅負被悄然轉嫁。
因此,任何超過法定時限的“仍在推進”,都應被視為對公共利益的實質性損害。
結語
北京有能力在三個月內讓網紅主播補繳近千萬稅款,也有能力在更短時間內讓律所案件止步不前。差距不在法律,而在把法律落到實處的決心與機制。
80年前,世界用鮮血宣誓:縱容掠奪,即為掠奪者的同謀;80年后,讓“三個月”真正成為硬杠杠,讓“準備移交”不再是一句搪塞——這既是對朱家先一個人的交代,更是對全體納稅人信任的回應,對“共同守護國庫”這一反法西斯勝利成果的當代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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