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續第三國際使命的蘇共中央國際部經歷了怎樣的歷史沿革（上）

按照蘇聯外交部的規定，派駐國外的外交官在同一國家工作不得超過10年。除了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是唯一特例外，其他人必須遵守，舍甫琴科也不例外。這時，舍甫琴科的好運又來了。

1969年后，勃列日涅夫倚重葛羅米柯，全力推行對西方國家的外交緩和戰略。葛羅米柯也需要網羅人才。他發現，舍甫琴科在聯合國工作近十年，對西方的情況比較了解；大學和研究生專業又是裁軍問題，符合當前搞緩和的需要；再加上與自己的兒子是同學，用熟人也比較放心。于是，葛羅米柯在1969年出席聯合國大會的時候，征求了舍甫琴科的意見，希望他擔任自己的顧問。舍甫琴科二話沒說，答應了。

這次征求意見是私下的，沒進入組織程序，沒有太多人知道。1970年4月，舍甫琴科回國，還沒返回外交部述職，就接到了蘇共中央國際部的電話。電話里說，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國際部部長波諾馬廖夫同志有急事要見他。

波諾馬廖夫

那么，這個蘇共中央國際部是個什么單位？波諾馬廖夫又是一位什么樣的領導同志？他為啥要找舍甫琴科？回答這些問題，就不得不提到蘇聯外交官們的第二大煩心事。這個煩心事，來源于和克格勃一樣亦敵亦友的蘇共中央國際部。

十月革命勝利后，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們遇到了一個所有普通人都會遇到的難題——怎樣面對理想與現實。這是人生在世最難處理的關系。踏入社會之前，我們或許會憧憬：如何造福社會，如何服務公益，甚至是如何改造國家，如何為民眾創造幸福生活。而真正踏入社會之后，我們想得更多的卻是找份好工作、賺錢、買房、購車、結婚、生子，然后每天去為柴米油鹽醬醋茶、水表電表煤氣表操心。

不要覺得前者唱高調，也不要覺得后者很俗氣，這些是每個人必然的人生經歷，誰都躲不掉。布爾什維克的理想是消滅剝削、消滅壓迫和解放全人類，即掀起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布爾什維克要面對的現實是如何在俄國站穩腳跟，鞏固執政地位。

從十月革命到戈爾巴喬夫上臺，克里姆林宮始終糾結于這個矛盾，到底是掀起世界革命呢，還是與西方國家和平共處？針對這一世紀難題，布爾什維克意識到，對外交往不可避免，外交部還是要繼續營業；輸出革命的任務也要抓起來，便在1919年3月成立了共產國際。從此，蘇聯外交部負責現實問題，致力避免戰爭，吸引國外資金技術，加強文化交流。共產國際負責實現理想問題，鼓舞世界革命。

十月革命后，布爾什維克一直沿用一條很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口號，叫做“階級利益高于民族利益”。這句話有很長的引申義。它建立在無產階級的革命覺悟之上，因為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都掌握著最先進的生產力，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都遭受著剝削與壓迫，他們存在著聯合起來的階級覺悟和革命自覺。因此，只有掌權的資產階級政府才會煽動所謂的民族利益，欺騙本國的無產階級投入到對外戰爭中去。

好在革命口號里還有一句很有名的話，叫做“革命斗爭既要堅持原則又要講究策略”。如果說共產國際負責“堅持原則”，那么外交部則負責“講究策略”。外交部的同志要考慮國家的形勢和人民的需要。帝國主義國家就是再邪惡，外交部也要和他們拉關系，做交易，簽合同，互派留學生，要不怎么促進國內的建設與發展？至于維護國家利益，只要有強大的國防部長在，外交部長大可收放自如，挺直腰板去談判。

教條主義者認為，革命導師說過的話必須奉為圭臬，誰都不許篡改。于是，一些人專門從教條主義出發，罔顧國家現狀和形勢特征，一味叫囂所謂的革命義務。

契切林

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當蘇俄內部有人想借十月革命的“大好形勢”，罔顧國內經濟困難、掀起世界革命的時候，時任外交部長契切林（此人是策劃外蒙獨立的元兇）在1922年一舉打破西方封鎖，與德國建交，隨后幾年又與歐洲幾個主要國家建交，加入國際聯盟，全面提升了蘇聯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

敢于背負罵名，對抗革命教條，為蘇聯拓展國家利益空間的外交部長不只契切林一位。截至二戰爆發前，蘇聯還有一位有名的外交部長，名叫李維諾夫。在他任內，經過艱難的外交談判，蘇美兩國在1933年建交，徹底打破了十月革命之后兩國政府16年的外交堅冰，為蘇美兩國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外交蜜月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契切林和李維諾夫分別是蘇聯的第二任和第三任外交部長，二人執掌蘇聯外交部的時間合計21年。盡管他們培養出來的同事、部下與學生被黨內幾次政治運動清洗得干干凈凈，但是，敢于承擔責任，敢于突破教條，敢于向黨中央建言獻策，敢于和西方國家接觸、談判的優良傳統卻在外交部內傳承下來。雖然，他們要冒著被按上“通敵”“賣國”“俄奸”罪名的風險，甚至可能被清洗。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共產國際指導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革命運動，在發起世界革命的同時，不忘維護蘇聯國家利益。1943年5月，斯大林根據衛國戰爭的需要，把理想讓位于現實，解散了共產國際。

共產國際留下了巨大的遺產，包括通信聯絡、情報交流、出版宣傳、國際黨校等事務性機構，斯大林認為它們還有可利用價值，于1944年7月命令在中央書記處成立國際情報部，繼續從事共產國際當年的工作。

1945年，蘇聯取得衛國戰爭勝利，國際情報部更名為對外政策部。1945年至1947年，“列寧格勒派”的日丹諾夫在高層風頭正盛，與二戰時期在世界各國揚名立萬的外交部長莫洛托夫產生了爭奪國家二號人物權力的矛盾。

1946年4月，日丹諾夫任命蘇斯洛夫擔任對外政策部部長，希望他能把對外交事務的管理權從外交部奪過來，架空莫洛托夫的權力基礎。蘇斯洛夫上任后，把蘇共中央對外政策部的工作搞得有模有樣，和外交部展開了權力爭奪戰。

從此以后，蘇斯洛夫終生領導與外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聯絡工作，從負責這項工作的中央委員會部長，逐步晉升為負責這項工作的中央書記、政治局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