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到了結婚的年齡,會有一種來自基因層面的驅動力(你可以在趙老師的春天來了、又到了萬物交配的季節里找到這種驅動力),催促著我們趕緊結婚。
最理想的結婚狀態是一夫一妻制,這是當前世界上廣泛采用的婚姻制度。當然,也有一夫多妻制、或一夫一妻多妾(俗稱小三)的模式,但比較而言不那么流行。
關注過我們賬號的你一定知道,影響結婚難度的重要指標--性別比在不同的年齡段、不同的區域、不同的時代,有著不一樣的現狀。
在一些外籍勞工較多的國家,一個女性甚至對應著三個男性。顯然,這剩下的兩個男性,大概率不會在當地與另一個女性結婚。
類似的情況,在不同的城市,因為年輕勞動力的涌入,適婚(20歲-34歲)人口的性別比,也存在著較大的區別。
下圖展示了我國主要城市常住人口里,20歲-34歲人口的性別比分布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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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莞驚人的144(即每100名女性對應144名男性)到長沙的99,45個百分點的極差背后,是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與人口流動選擇性共同作用的結果。
珠三角城市的高性別比尤為突出。東莞144、佛山131、深圳128、惠州126的數據,直接對應著這些城市電子制造、機械加工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用工需求。
以東莞為例,2020年全市制造業從業人員中男性占比超過七成,這種就業結構通過"老鄉帶老鄉"的鏈式遷移不斷強化。
長沙99的全國最低性別比并非偶然。作為娛樂傳媒之都,長沙文化創意產業從業人員中女性占比達54%,加上師范、醫學類高校集聚帶來的女性教育優勢,形成獨特的"她經濟"生態。
類似情況也出現在成都(101)和鄭州(104),這些區域中心城市通過商貿、金融、教育等多元化產業結構,維持了相對均衡的性別比例。
特別是成都,其20-34歲常住人口中大專以上學歷者占比達42%,而高等教育群體中女性比例通常更高。
東北城市出現性別比"洼地",沈陽100、長春101的數據折射出人口流失的結構性差異。第七次人口普查顯示,東北外流人口中男性占比顯著高于女性,特別是技術工人和高校畢業生群體。
京津兩地的對比頗具深意。北京110與天津111的差距,體現出首都功能疏解與產業轉移的效應。
天津作為傳統工業基地,裝備制造、航空航天等產業聚集大量男性技術人員;而北京服務業占比已超83%,尤其是教育、醫療、文化等領域對女性就業者更具吸引力。
這種性別比格局某種程度上重塑了城市社會生態。低性別比城市則出現消費結構變化,長沙女性購房比例較全國平均水平高出15個百分點。
城市性別比本質上是人力資源配置的市場映射。東莞144與長沙99的對比,既是兩種經濟發展模式的生動注腳,也提醒城市規劃者需關注人口結構的社會影響。
未來的人口政策應當超越單純的數量調控,更多考慮性別結構、年齡分布與產業需求的匹配度,推動城市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人口可持續發展。
一句話可以預測一些城市的未來:留不住年輕人(結婚成家)的城市,終將被時代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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