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童養媳到文壇作家：白薇在荊棘中踏出來的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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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的上海文壇，魯迅在編輯《奔流》時，特意選了一篇名為《打出幽靈塔》的劇本。文末附言里，他少見地用了“深切”二字評價：“這是一篇奮力的創作，作者白薇女士，是一位奮斗的女性。”

彼時的白薇，剛從日本回國不久，身上還帶著逃難般的風塵，筆下卻已能掀起驚濤駭浪——劇本里那個掙脫封建牢籠的女主角“若英”，分明就是她自己的影子。

翻遍民國文人的履歷，白薇的出身最是擰巴。1893年，她生于湖南資興一個秀才家庭，出生日偏偏趕在陰歷除夕，被族人視作“陽祭日降世的不祥人”。母親看她不順眼，九歲就把她賣給鄰村做童養媳，對方是個比她大四歲的頑劣孩童。

從那時起，“黃彰”（她的本名）這個名字，就和“挨打”“做工”綁在了一起：天不亮就得舂米、喂豬，稍有遲緩，婆婆的竹鞭就抽在背上；丈夫把她當出氣筒，高興了揪她頭發，不高興就把她推倒在泥里。

她逃了三次。第一次逃到外婆家，被母親親手送回去，換來的是婆婆更狠的毒打，竟生生咬斷了她的腳筋；第二次躲進縣城的尼姑庵，沒幾日就被婆家搜出來，鎖在柴房餓了三天三夜；直到十六歲那年，她趁婆家辦喪事，偷偷跑去找在縣城讀書的舅舅，跪在地上哭著求：“我要讀書，哪怕只讀一天，也比死在婆家強。”

舅舅心軟，湊錢送她進了湖南第三女子師范，她這才第一次摸到書本，把“黃彰”改成“白薇”——取“白璧無瑕”之意，像是要和過去的自己徹底切割。

可命運偏要和她作對。父親聽說她“逃婚讀書”，覺得丟盡了家族臉面，帶著族人圍堵學校，要把她綁回去再嫁。

那天傍晚，白薇在同學的掩護下，從學校廁所的糞孔道爬了出去，身上沾著穢物，手里攥著舅舅給的幾塊銀元，一路躲躲藏藏，坐小船、搭騾車，最終在上海登上了去日本的郵輪。

站在甲板上，她望著越來越遠的海岸線，暗暗下決心：“這一次，再也不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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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的日子，比她想象的更苦。她不懂日語，只能先去夜校補習，白天打三份工：清晨去面包店烤面包，中午給華人家庭做傭人，晚上在咖啡館洗杯子。

有一次，她連續三天只吃得起一塊年糕，暈在打工的路上，被同校的中國留學生楊騷扶了起來。

那時的楊騷，也是個落魄文人，口袋里常常連買墨水的錢都沒有，兩人靠著分享一本《雪國》、分吃一碗蕎麥面，慢慢生出了情愫。

白薇后來在日記里寫：“楊騷是第一個夸我字寫得好的人。”她把打工間隙寫的詩念給楊騷聽，楊騷就幫她修改日語語法，鼓勵她投稿。

1922年，她以自己的經歷為藍本，寫了三幕劇《蘇斐》，楊騷幫她聯系了留學生劇團，她親自扮演女主角蘇斐——那個在封建家庭里掙扎的女子，在舞臺上哭著喊“我要自由”時，臺下的留學生們紅了眼眶。

這出劇后來發表在《小說月報》上，主編茅盾特意寫信給她：“你的文字里有火，能燒穿舊世界的殼。”

可這份“火”，沒能焐熱她的感情。楊騷是個浪漫卻靠不住的人，他一邊和白薇談情說愛，一邊又和別的女子曖昧不清，甚至跑到新加坡躲著她。

白薇寫信問他“要不要在一起”，他竟回信說：“我要先經歷一百個女人，等我疲憊了，再回到你身邊。”換作旁人，或許早就斷了念想，可白薇偏不。

她抱著“等他回頭”的念頭，一邊在東京女子高等師范攻讀生物學，一邊寫文章賺錢，把攢下的錢寄給楊騷，怕他在國外受苦。

1926年，楊騷果然回來了，帶著一身病。白薇沒罵他，反而陪著他去醫院治病，甚至拿出自己的學費給他抓藥。兩人訂婚后，她以為苦日子終于要到頭，可結婚當天，楊騷又不見了——他留下一封信，說“受不了婚姻的束縛”，跑回了福建老家。

那天，白薇坐在空蕩蕩的出租屋里，把嫁衣疊得整整齊齊，然后拿起筆，寫了《琳麗》這部詩劇。

劇中的女主角琳麗，在愛人背叛后，沒有沉淪，反而投身革命，詩里寫：“我不要做男人的附庸，我要做自己的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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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后的白薇，成了文壇上的“異數”。她不像冰心那樣寫溫柔的母愛，也不像丁玲那樣寫都市男女的糾葛，她的筆始終對準“苦難”：《悲劇生涯》里被買賣的童養媳，《北寧路某站》里反抗侵略的鐵路工人，《火信》里支援前線的女學生……

她的文章常常發表在《語絲》《奔流》上，魯迅見她生活窘迫，特意介紹她去教育部做抄寫員，還幫她校對書稿。

有一次，白薇得了肺病，臥床不起，魯迅托許廣平送去二十塊大洋，附信說：“好好治病，你的文字比你的命更重要。”

可她偏要把命和文字綁在一起。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她拖著病體，跑到北平的工廠和學校演講，號召大家抗日。

有漢奸威脅她“再敢多嘴就廢了你”，她反而把演講地點改到街頭，站在寒風里喊：“我們的國家要亡了，難道還要當縮頭烏龜嗎？”

她還組織學生排演抗日劇《假洋人》，自己寫劇本、做道具，有時一天只睡兩個小時，咳著血也要把臺詞改到滿意為止。

有人勸她“女孩子家別這么拼命”，她笑著說：“我從鬼門關爬出來的時候，就不怕死了。”

抗戰爆發后，她跟著文藝界救亡團體四處奔波，從武漢到重慶，再到桂林，一路上顛沛流離，常常吃了上頓沒下頓。

1937年冬天，她在北平治病，沒錢交房租，被房東趕出門，只能住在一間漏風的破廟里。有朋友來看她，見她蓋著單薄的棉被，床頭堆著沒寫完的書稿，忍不住掉眼淚，她卻反過來安慰：“你看，這廟里有月光，正好照我寫字。”

那時的她，已經和楊騷徹底斷了聯系。有人問她恨不恨楊騷，她沉默了很久，說：“不恨，只是覺得可惜。”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寫作上，也放在幫助別人上——她資助過幾個逃難的女學生讀書，還幫失業的文人介紹工作。

有人說她“傻”，她卻笑著說：“我吃過苦，知道苦日子有多難。”

4

1949年后，白薇去了北大荒。那時她已經五十六歲，頭發都白了大半，卻主動申請去最艱苦的農場勞動。

有人不解，問她“為什么不去北京做文化工作”，她回答：“我想看看新中國的樣子，想寫真正的勞動者。”

在北大荒的七年里，她跟著農工們一起種地、割麥、挖水渠，手上磨出了厚厚的繭子，卻寫出了《北大荒散記》，里面記的都是農工們的故事：張大叔怎么教她分辨麥苗和雜草，李大姐怎么幫她縫補衣服，冬天里大家圍著篝火唱歌的樣子……文字里沒有了過去的尖銳，多了幾分溫暖。

1978年，她從北大荒回到北京，住進了文化部的宿舍。那時她已經八十五歲，眼睛花了，手也抖了，卻還堅持寫回憶錄。

有人勸她“好好休息”，她卻說：“我要把我的故事寫下來，告訴后來的女孩子，再難的日子，也能熬過去。”她的回憶錄《我的生命》，直到1983年才出版，里面沒有抱怨，沒有怨恨，只寫了自己如何從童養媳變成作家，如何在苦難里尋找光明。

1987年，白薇在醫院去世，享年九十四歲。臨終前，她把積攢的所有稿費都捐給了兒童福利院，說：“我這輩子沒孩子，希望這些錢能幫到別的孩子。”

她的葬禮很簡單，只有幾個老同事和學生來送她，沒有鮮花，沒有哀樂，只在她的靈前放了一本《打出幽靈塔》——那本陪她走過無數風雨的劇本，封面上還留著她年輕時寫的批注：“生命如草，亦能抗風。”

白薇這一生值不值？她沒享過福，沒得到過圓滿的愛情，甚至到晚年還在受苦。可看看她的文字，看看那些被她影響過的女性——有的因為讀了她的文章，勇敢地逃離了包辦婚姻；有的因為她的鼓勵，投身到革命事業中。就像她在《琳麗》里寫的：“我或許不能照亮整個世界，但我可以點燃一盞燈，讓后來的人順著光走下去。”

民國的文壇上，有太多嬌艷的花，可白薇是長在荊棘里的那一朵——沒有溫室的保護，沒有蜂蝶的追捧，卻憑著一股韌勁，在風雨里開出了自己的模樣。

她的一生，或許不夠圓滿，卻足夠坦蕩；或許不夠華麗，卻足夠厚重。就像她的名字“白薇”，樸素，卻有力量，在歲月里，永遠散發著淡淡的光。

作者：樵髯，愛一切有趣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