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和南開何以培養出當代兩大漢奸？深度解析。

9月8日，隨著外交部一紙聲明，又一個官方認證的當代漢奸石平一下子臭名遠揚。這個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的石平與畢業于南開大學歷史系的余茂春，是建國后唯二獲得官方認證的兩大漢奸。堪稱當代漢奸雙嬌。兩人出身中國頂尖學府，又有留學國外的經歷，本來可以干一番光宗耀祖的事業，何以卻走上背叛生養的故國鄉土之路？細究之下，其行徑不僅是個人失德那么簡單，也折射出特定時代背景下部分國人認知偏差走向歧途的現象。沒必要忌諱，七八十年代打開國門后，中國與世界經濟發展的巨大差距，外面的繁華與發達，催生出相當一部分群體的崇洋媚外情結。那時候不少人唯洋是舉，再普通的東西，只要沾上西方發達國家的邊，就會身價倍增。而石平、余茂春的背叛，正是這種認知異化到極致的典型案例。

改開初期，也是是中國社會的重要轉型期。歷經數十年封閉與動蕩，經濟基礎薄弱、物資相對匱乏：1978年中國GDP總量僅3679億元，人均GDP不足385元，而同期美國GDP已達2.36萬億美元，日本也憑借戰后“經濟奇跡”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東京、大阪的高樓林立與中國城市的低矮平房、鄉村的貧困形成強烈對比；技術上，西方已進入信息化初期，汽車、家電普及，而中國則處于工業化起步階段，自行車還是不少家庭的大件。工業上不少領域依賴進口設備，民眾生活中“糧票、布票”仍是必需品。
這種經濟鴻溝與物質差距，驟然擺到面前，給剛剛打開國門的全社會帶來強烈認知沖擊。對當時的年輕人而言，西方和日本的現代化不僅是經濟數字，更是高樓大廈、先進技術、優渥生活的具體現實。這種巨大差距之下，有部分人陷入崇洋媚外情結而不能自拔。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外國的空氣比中國甜，正是這種心態的真實寫照。
石平與余茂春的人生軌跡，與時代特征恰好契合。石平1980年考入北大時，向西方學習的熱潮此起彼伏，校園里充斥著對西方哲學（比如薩特，盧梭，孟德斯鳩等人的閱讀熱潮，那時候大學生和人聊天不蹦出幾個西方哲學家名字會覺得落伍于時代）、經濟學著作膜拜情緒，日本的電子表、錄音機成為時髦象征（我至今記得八十年代城市街頭穿著喇叭褲，留著大長發拎著雙卡收錄機招搖過市的時尚青年男女們的樣子）；余茂春1979年考入南開大學時，作為改革開放前沿的高校，已開始與海外院校交流，他接觸到的西方歷史敘事，為西方工業革命后的進步而震撼，漸漸迷失了自我。兩人作為當時的天之驕子，接受了頂尖學府的知識教育，卻對母國的文化失去了信心。在被公派赴日、赴美留學，置身于發達國家的物質環境中時，早年上學期間埋下的錯誤認知，在異域環境中被不斷放大，最終蛻變為對母國的全盤否定。
1988年公派留學日本后，石平徹底蛻變。他2007年加入日籍，取了日本名字石平太郎，以極端反華言論換取日本右翼政客的認可，拋出各種極其荒謬的言論，例如否認南京大屠殺、鼓吹“釣魚島屬日本”、攻擊中國抗疫政策，甚至在2008年汶川地震時反對日本援助他的家鄉四川 。2025年當選日本參議員后，他變本加厲，在涉疆、涉藏等問題上充當反華急先鋒，最終求錘得錘，被中國外交部制裁。
余茂春1985年公派赴美后滯留不歸。他歷任美國海軍學院教授、美國國務院中國政策規劃首席顧問，蓬佩奧當國務卿的時候，很多針對中國的污水，都是余茂春炮制出來的。美國對華全面遏制的政策，與余茂春的不遺余力有相當一部分關系。其反華言論之惡毒連美國媒體都覺得他比美國人更像美國人，最終被家族從族譜中除名，被母校除名，被外交部制裁 。
回首兩人走上反華的道路歷程，兩人共同點是都想通過極端反華行徑證明自己對美國和日本的忠誠。石平公然宣稱“出生在中國是一生的遺憾”；余茂春明明在離開中國后再沒有回到故國，明明對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一無所知，卻被認為是中國問題專家。其給出的政策建議都是基于上世紀80年代的刻板印象 。我們都知道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何況這種涉及國與國關系的大問題。所以最終因謬誤百出，在蓬佩奧下臺后，他也迅速被邊緣化。這兩人走向叛國的不歸路，是他們將年輕時看到的中國和西方世界的差距，僵化的認定是制度和文化乃至民族的優劣對比，既不愿看到中國數十年的飛速發展的成功，也不敢正視自己自卑的內心，最終只能通過無知的否定故國來美化自己的背叛。
石平和余茂春在美日期間，學術上大搞歷史虛無主義，歪曲中國歷史，喪失了起碼的學術良知。這恰恰印證了他們當年的認知偏差：西方=先進=真理，他們將西方的歷史敘事、價值標準奉為圭臬，在他們眼中，只有符合西方標準的才是正確的，這種對學術上的挾洋自重，迄今依然存在市場，值得國人警惕。
而今，兩人的名字被寫入《中國共產黨簡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等權威著作，作為反面典型警示后人。這份可恥的留名，將和秦檜汪精衛等漢奸一樣，永遠釘在歷史恥辱柱上。
育人重在育德。如果失德，則學術水平越高，危害越大。此事值得北大和南開反思，值得當代高等教育者反思。
后來者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