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根性文化與移民文化互動中的文學審美變遷 | 社會科學報

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文學家族層出不窮，明清巴蜀文學家族就因其獨特鮮明的地方性與主體性而備受關注。國家社科基金優秀項目“明清巴蜀文學家族研究”(20XZW011)通過對文學家族的研究來透視明清巴蜀文學與文化的細部脈絡和整體風貌，進一步豐富和深化巴蜀區域的文化變遷史。

原文 ：《探尋明清巴蜀文學家族的風貌》

作者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 黃維敏

圖片 |網絡

移民運動與明清巴蜀文學家族

明清是“湖廣填四川”大移民時期，相較巴蜀歷史上其他幾次移民，“湖廣填四川”持續時間長，規模浩大，移民省籍來源發生了以南方省份湖廣、江西、福建、廣東為主的變化。“湖廣填四川”大移民運動，既構成了明清巴蜀文學家族生長的時代背景與基層環境，又塑造了明清巴蜀家族文學生產的文化語境。移民運動與明清巴蜀文學之間的內在關聯，人口遷移對巴蜀地區家族型傳統社會衍化以及地域文化重塑的意義，不同省籍文學家族的家風、家訓、家學介入家族文人文學創作的機制與路徑，是最具有巴蜀特色的家族和地域研究視角。

移民精神、移民文化等所關涉的地域、家風、家學等人文諸要素，不同程度地介入家族文學生產之中，不僅影響家族的文學創作機制，而且影響明清巴蜀區域文學的總體風貌。巴蜀因其地介南北的地理區位和南來北往的移民運動，其文學也呈現出“南北交融，文質并舉”的特質。相較兩宋以前巴蜀移民多以北方關中、中原人為主體，明清兩代移民來源發生了以南方人為主體的變化，這一變化也賦予明清巴蜀文學更鮮明的“南方特質”。

巴蜀的根性文化與“求真”審美追求

在人口流動與遷徙中，巴蜀自身的根性文化對巴蜀文學的影響是根源性的。巴蜀根性文化具有延續性、韌性和同化之力，在包容和吸收外來移民文化的同時，巴蜀本土文化也在潛移默化地同化外來移民文化，并形成讓移民產生歸屬感與認同感的新巴蜀文化。巴蜀這片土地獨特的自然與人文地理，賦予巴蜀文學獨特鮮明的地方性與主體性，歷朝歷代的巴蜀文人，如漢代的司馬相如、揚雄，唐代的李白，宋之三蘇，明之楊慎，清之李調元、張問陶等，莫不受巴蜀地域風氣之習染，體現出一種共通的氣質個性，其詩文作品也具有想象雄奇瑰麗、縱橫恣肆、博辨深思的審美特征。

巴蜀學術思想重道家和易學，易學體現出玄學化的傾向。巴蜀文人大多淡泊名利，隨性灑脫，喜縱情山水，逍遙天地，文學上追求純任自然的“真性情”與“真精神”，全身心地與天地萬物交相感應，以天賦文字去描摹宇宙萬物的無窮變化，捕捉心性生命的瞬時感受，此種創作心理也將巴蜀詩文審美導向“自然”“真情”一途。歷代巴蜀文人的詩文創作皆體現出浪漫飄逸、率性自然、不拘格套的總體風格，更偏向道家“性情之真”的審美取向，但巴蜀文人在追求“性情之真”的背后，潛藏著歸乎“性情之正”的儒者文學理想，巴蜀文人也體現了儒道共建思想世界的特色。

巴蜀文學的傳統與“學術化轉向”

明代的“西蜀四大家”（楊慎、任瀚、熊過、趙貞吉）身處復古思潮一統文學江湖的時代，四大家曾擁有“臺閣文士”的身份背景，又與復古派文人保持著交誼，其詩歌創作和詩論主張與“復古”“臺閣”均有牽連。但四大家堅守巴蜀地域文學的傳統，表現出不因循蹈襲的獨立獨創精神，他們對復古模擬漢魏盛唐保持審慎的態度，試圖以“革新”濟“復古”，在眾聲喧囂的詩文復古風潮中尋求突破的新徑，如楊慎復古六朝的形式美學，任瀚尊《詩經》的自然靈性，熊過、趙貞吉從性理道德出發，汲取易理的思想理論資源。四大家以宏闊超越的天人宇宙觀，打破“漢魏唐宋”的線性史觀，充分體現了巴蜀地域精神與文學傳統中所具有的地方性與主體性。但總體而言，巴蜀文人解構多、建構少，并沒有建立起系統的文論思想，對明中后期文壇的影響力不足。

巴蜀文人天馬行空的藝術審美追求，亦使巴蜀文學輕靈有余而沉潛不足，學理根柢的薄弱亦受人詬病。乾嘉以降，以彭端淑、李調元、劉沅等為代表的蜀中知識精英，不僅在文學實踐中接受蜀地“江山之助”的靈氣浸潤，更在跨地域的流動中接受多重文化傳統的淬煉，他們或負笈江南問道于吳門學派，或游宦嶺南浸潤粵海新風，或寓居京華吸納北地雄渾之氣，體現出從跨文化角度重構地方文學傳統的努力。彭端淑、李調元、張問陶等文人的文學創作不僅受到蜀地文風、蜀中文化的影響，而且被游學地、游宦地、寓居地的文化傳統深刻塑造，在跨文化實踐中完成對地域傳統的創新性發展。此種文化突圍產生雙重效應：其一，持續與主流文壇保持共振，使蜀地文學始終葆有新鮮的文化基因；其二，推動巴蜀文學實現“學術化轉向”，學者型文人群體崛起，考據功夫與藝術靈思在文本中達成新的平衡，正源于他們既堅守地域特質，又善借他山之石的文化智慧。正因如此，巴蜀文脈才能在遭受明末清初摧折后再次斷而重續并煥發出勃勃生機。

聚焦明清典型的文學家族

張鵬翮易學家教理念對張氏家族文學的根源性影響。清代張氏家族第一代文人張鵬翮以易理為本，為后人樹立了理想的讀書境界，即通過“體仁-合禮-和義-守貞”的持續修為，最終達成“精神舒發”與“德行落實”的統一，實現學問與生命的共同成長。這種以易理為經、四時為緯的讀書窮理門徑，既承襲了程朱理學“格物致知”的工夫論，又融入了陸王心學“心即理”的主體性自覺，還體現了巴蜀易學重踐履之特質，最終形成了張鵬翮以易理融鑄家風之樞機所在。張鵬翮的易學教育思想對張氏后人影響深遠，張氏文人皆不囿于書本，而是走出書齋，到宦海行途中去歷練和體證，使自我心性在世事的反復磨煉中得以成長與完善。此種家學家教反諸家族文人的文學風貌，則體現為一種“求真”的審美追求，將生活、生命與文學創作融為一體，詩紀其宦游行旅、生活日常、生命感悟、情感體驗等，詩寫真性情真生命，具真氣骨真精神，真氣涌動，而絕少考據學究習氣。在各種流派紛紜登場的乾嘉文壇，張氏文人始終堅守詩歌一途，且以“詩寫性靈”為宗旨，這種用生活與生命創作的姿態直接源于張氏家族易學的家學傳統。

明清張氏文人張佳胤、張鵬翮、張問陶的“性情”“性靈”辨。明代張氏詩人張佳胤、清代張氏詩人張鵬翮和張問陶都主張以“性情之真”歸于“性情之正”，但張佳胤的“性情”體現為以“絕假純真”之心去照見社會萬相，里面沒有“真我”，只有“真心”，是蘊含“普遍天理”的“普遍之心”，而不是自我意識覺醒的“主體之心”。張鵬翮的“性情之正”是其道德人格與詩歌意境的完美契合，張鵬翮生逢太平盛世，少年得志，仕途平順，在道德與事功上皆臻于完美，可以說，他是真正通過儒家“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實踐路徑，達到了“天地萬物與我同體”的人格境界。張鵬翮玄孫張問陶是乾嘉文壇著名的“性靈”詩人，“性靈”的本質強調真情與個性，即作品要以抒發真情實感、張揚個性為特點。世人研究張問陶的詩歌，將其與性靈派旗手袁枚、趙翼等相提并論而列為“殿軍”。但從他標舉“性情之正”來看，與袁枚放縱個性和欲望的“性靈”有著根本的不同，而與其祖張鵬翮一脈相承，其詩歌創作所體現或者說所追求的“性靈”，是完善道德人格前提下的“獨抒性靈”。此種詩歌審美追求正是被張氏家風熏陶出的，張氏家風極其注重德性修養，在物質生活上清儉質樸，汰去多余的物欲負累，直接回歸純粹無染的道心。由此可見，張問陶雖為“性靈”詩人，但對他影響至深的是他的家族，是他作為“清白廉吏兒孫”的血脈基因在發揮影響。

清代遂寧張氏文人“內聚性”的文學創作特色。張氏家族是典型的文學家族，族中能詩擅文者多達五十余人，家族詩人之間相互唱和聯吟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張氏家族文人內聚性創作特征的形成，首先，跟巴蜀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相關，也就是清初蜀中詩人費密所描述的“峽江束氣而云生，巴山聚秀而星垂”的地文特征。蜀地群山環繞形成的文化屏障確實容易催生緊密的文學圈層，家族成員生活在共同的山水、人文環境中，共享相似的審美體驗，他們的唱和詩作自然也多圍繞著家鄉風物、節令變化、親友日常，形成共同的地域文化底色。其次，受到乾嘉時期文人結社、家族唱和風氣的影響，詩歌不僅是個人抒情言志的工具，更是維系社會關系和血緣關系、展示家族文化底蘊的重要方式，故此時期，親友唱和、文人分韻賦詩數量極多。更重要的是，張氏家族內部有核心人物張顧鑒的引領，張顧鑒作為家長，不僅自身擅詩，更將詩歌教育視為家族傳統和子弟修養的日常功課，家族能詩者眾，由此形成了一個規模可觀的“內部文壇”，為日常化的唱和提供了充足的創作主體，如此濃厚的家族文學創作氛圍，才能培育出“三張”這樣優秀的兄弟詩人。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62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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