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我所了解的鄭天挺教授

戴逸

鄭天挺教授是我的老師。我聽他講課、和他過從較多是在一九四六至四八年。那時，我是北京大學史學系的學生，鄭老師則是史學系的主任，兼學校的秘書長。北大的校長胡適是社會名流，從事政治活動，暇時研究《水經注》,管不了學校的許多具體事務。北大不設副校長，而設秘書長、教務長、訓導長，由三長分工代行校長的職權，其中秘書長尤其重要，對外代表學校，事務繁多，差不多相當于副校長，實際管理著這座名聞遐邇的最高學府。所以，鄭天挺先生是十分忙碌的，每天來校上班，他工作勤勤懇懇，兢兢業業，生活很有規律。每天早晨，在上課鈴打響之前，一輛三輪車從沙灘的西門進來，鄭老師端坐在車上，帶著公事包，天冷時蓋著一條呢毯，直奔孑民堂(秘書長的辦公室在孑民堂西側廂房，與校長辦公室相對),他整天忙著和各方面打交道，或埋頭處理學校的公務。當暮色蒼茫，同學們準備吃晚飯時，他才乘車離去，回到西城毛家灣住宅。北大的同學經常見到辛苦忙碌的鄭先生風雨無間，早來晚歸。這一情景至今深印在我的腦子里。

那時，鄭天挺老師將近五十歲，身體健康，精力過人。工作那樣繁忙，待人接物卻總是和藹可親、從容不迫，工作有條不紊、深入細致、效率很高。北京大學是包括六個學院(文、法、理、工、醫、農)的大學校，機構繁多，人員復雜。解放戰爭正在激烈進行，學校碰到許多困難，物價飛漲，經費拮據，學生運動正在蓬勃開展。鄭先生要照管全校幾千人的學習、吃飯、人身安全，肩上的擔子是很重的?？伤€兼史學系主任，給學生開課，處理系里的工作。現在說這些，也許令人難以置信，偌大的北京大學史學系并沒有一個專職干部，系里的具體事務是鄭天挺老師親自處理的，只有一位助教協助他工作。鄭老師對具體事務極其認真。記得我剛入學校，開學選課時，鄭老師主動找我們幾個同學談話，指導我們在選課時應注意的問題，這是我第一次和他接觸。他對青年學生誠懇、親切、以平等態度待人，十分關心我們的學業和生活。

鄭天挺老師堅持不脫離教學，給我們開設明清史，認真講課，從不缺課或遲到。他講課是沒有講稿的，只帶一疊卡片，講起來卻成竹在胸，旁征博引，滔滔不絕。他知識淵博，觀察力敏銳，講話既清晰扼要，又條理井然，記錄下來就是一篇好文章。他的課是最叫座的課程之一，同學們都喜歡聽這門課，選修的人很多，教室里總是坐得滿滿的。他又樂于和青年學生接觸、談話，我和鄭老師就是這樣逐漸熟悉起來的。他曾經借給我一部《明元清系通紀》,做課外讀物。我那時花了很多時間，讀了半部《明史》,也是在他的鼓勵和指導下進行的，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閱讀大部頭的歷史著作。閱讀中碰到一些問題和心得，我多次去請教鄭老師，每次他總是放下公務，興致勃勃地和我談史說古，議論風生。從幾次談話中，我開始領會到了做學問的方法和道理。

我和鄭天挺教授的接觸是從求學問業開始的，建立了頗為融洽的師生之誼，我們的談話內容都是有關歷史的。但后來，民主學生運動勃興，我越來越多的從事進步活動，和鄭天挺老師發生幾次政治性的交往，幾次交往中，鄭先生都是以北大校方負責人的身份和我談話，因為他和我已經相當熟悉，所以談話很隨便，不拘束，從中可以了解他當時的思想和對學生運動的態度。

較早一次是在一九四七年，我們開始籌辦孑民圖書室，這是北大學生自己組織起來的。當時，青年同學們如饑如渴地希望閱讀進步的書籍、報刊，北大圖書館雖然號稱藏書豐富，卻沒有進步書刊，連一份《文匯報》都找不出來。為此，同學們在墻報上對北大圖書館多次提出要求和質問，后來，我們索性自己創辦一個圖書室，向各處募捐書籍，給同學們提供精神食糧。我們本想爭取得到學校當局的支持，圖書室以蔡元培先生的號(孑民)命名，提出“學術自由、兼容并包”的宗旨，想通過正式的交涉和申請從學校獲得一些經費，并解決房屋、家具的困難。為此，我和另一位同學被推舉去找校長胡適，帶著學生院系聯合會的信函走進校長辦公室，胡適詢明了來意，眉頭緊皺，很不高興，他說話的大意是：學校已有設備良好的圖書館，學生沒有必要自辦圖書室。學生的本分是努力讀書，不要把時間浪費在沒有意義的活動上。他不但不同意撥給經費、借給房屋家具，反而要我們把已經募捐到的圖書交給學校圖書館，代管代借。我們反復申述自辦圖書室的理由，他堅決不同意。我們碰了一鼻子灰，交涉未得結果。圖書室在籌備期間占用一間小教室，總務科天天催我們搬走。后來由我單獨去找鄭天挺老師商談，鄭已經知道我們和胡適交涉的情況，當然不好公開違反校長的決定，但他耐心、同情地聽取學生的要求，詳細詢問我創辦圖書室的困難，并且說：你們已占用的那間教室可以暫時不退出。他的態度和藹、懇切，和胡適的嚴厲訓斥恰成鮮明對比，他還答應以后再考慮同學的要求，后來孑民圖書室雖然沒有得到學校一分錢的資助，可是總務科不再催我們搬家了，并且給送來一些書架和桌椅，這正是我們急需的家具，還在教室內多接了幾盞電燈，作閱覽照明之用。我們沒有詢問誰給送來的家具，但心照不宣，知道是鄭天挺老師在默默地支持學生們的事業。

鄭天挺先生是北京大學的實際負責人，不好公開發表支持學生運動的言論，也沒有參加過學生中的政治性集會，談話中也不涉及現實政治，但他對學生運動是同情的，視學生如同自己的子弟，盡力保護學生不受反動派迫害，盡可能利用他的地位和權力，暗中幫助學生運動。北大學生中有很多社團，不少社團都占有一間房子(或地下室),作為活動場所。還有北大的學生宿舍里，居住著不少沒有北大學籍的青年，他們大多生活貧苦、思想進步、在北平無親友依靠，通過種種關系住進北大學生宿舍，有的還在旁聽北大的課程。有一次，國民黨的黨部要求北大校方清理房產和“閑雜人等”,也就是收回學生社團使用的房屋，驅逐宿舍內的非北大學生。這是很毒辣的一招，實際上是釜底抽薪，要取締學生集會和活動的場所，驅趕進步青年，打擊革命力量。我們聽到這個消息，很著急，就分頭活動，希望阻止這一活動。我到鄭天挺老師處探問校方的意圖，鄭先生很坦率地告訴我：學校受到外界的壓力，這一行動是迫不得已的，但決不會和同學們為難，請同學們諒解。此事是學校的內部事務，由校方調查、處理，決不讓校外任何機關干預。凡是同學們正當活動的用房，包括學習、社交、歌詠、座談、辦福利的用房，只要登記一下，仍可使用，不必收回。并且告訴我：在某天，學校要派人檢查和登記房屋，希望同學們把違禁物品轉移，以免引起麻煩，并且在登記、檢查房屋時，如來人有粗魯行為，可以向學校報告，千萬別和來人發生沖突。我們探知這一消息后，就放下心來，后來學校果然派人到一些房子去看了一下，不過是應付了事，沒有發生什么事端，也沒有收回一間房子。這件事，我不知道北大校方受到了什么壓力?怎樣進行交涉?但即將來臨的一場風波，由大變小，消弭于無形，鄭天挺老師和其他教授想必花費了不少心力和口舌的。

一九四八年，國民黨在戰場上節節敗退，全國學生運動的聲勢日益浩大，北大更多的師生員工投身于進步運動，校園內貼滿了揭露國民黨黑暗腐敗的大字報，學生自治會和各種群眾組織都掌握在進步學生的手里。國民黨作垂死掙扎，準備武裝鎮壓，頒布了《戡亂治罪條例》,磨刀霍霍，對準了青年學生。這年四月間的一個夜晚，國民黨的特務夤夜闖進北大校園撕壁報、砸家具，又炮制反共游行，雇人在學校周圍亂吵亂嚷，沖進教授宿舍，搗亂破壞。北平警備司令部下令取締華北學聯，指名逮捕進步學生，聲稱如不交出這些學生，將武裝沖進北大，進行搜捕。同學們緊急動員，連日集會抗議國民黨的暴行。為自衛計，我們在宿舍和教室內用桌椅堆置障礙，警戒巡邏，并聯絡全校教職員工和校外力量，進行堅決斗爭。進步勢力和反動勢力針鋒相對，劍拔弩張，形勢十分嚴峻。我，作為北大學生自治會的一名理事，曾和學校當局以及許多教授聯系交談，我們當時的策略是：團結全校師生，也要爭取學校當局能和同學站在一起。剛好校長胡適不在北京，鄭天挺教授是學校的實際負責人，我和他多次懇談接觸，他懷著正義感和高度的責任心，同北平警備司令部周旋，為保護學生的安全，竭盡全力。那幾天內，他奔走交涉，憂慮焦急之情，溢于眉宇。鄭先生的態度十分明確，決不交出一個學生，并用一切手段阻止軍警入校。為了聲援學生，鄭先生和上百名教授舉行全體教授會議，發表宣言，決定罷課幾天，以示抗議。鄭先生作為北大的負責人不僅參加會議，而且是會議的召集人，向大家介紹了和軍警當局談判交涉的情形。他的信念是：保護學生的人身安全，保衛學術自由的傳統，是自己不可推諉的職責。他親口對我說：堅決不能讓軍警入校抓人，如果努力失敗，將和其他教授一起，辭職抗議。他的幾句話，說得斬釘截鐵，明確堅決，鏗鏘作聲。

由于北平各院校師生員工團結一致、堅決斗爭，又由于社會各界的有力聲援，國民黨政府怵于事態擴大的后果，只得暫時退讓，沒有武裝入校，避免了一場流血沖突。這次斗爭取得了勝利，其成功的經驗之一，是我們擴大了團結面，爭取學校當局和學生站在一邊，這是和鄭天挺老師的態度很有關系的。在那緊張的幾天內，鄭老師代表北京大學，向各方呼吁交涉，他把和軍警當局談判的情況、結果及時地告訴我們，和我們商量對策，協同掩護被指名緝捕的學生，為同學的安全費盡了心力。

自然，國民黨反動派是不甘心失敗的，它只是暫時縮回了魔爪，而在窺伺時機，進行更大規模的鎮壓。一九四八年暑假期間，便發生了“八·一九”大逮捕事件，大批學生被列上黑名單，以“共匪嫌疑”,刊登在全國報刊上，指名通緝。我的名字也被列在黑名單上，當時，我放假回到了南方，對北平和學校中的情況一無所知，從報紙上看到了被通緝的消息。不久，我的父親接到了鄭天挺教授的一封信，告知我被通緝的消息，叮囑我善自躲藏，不要住在家里，以免搜捕。信中還說今后的生活和前途，等待事態平息，他可以設法介紹職業。以后，我和組織上取得了聯系，經過一些迂回曲折而前往解放區。但鄭先生的來信是我在被通緝以后從北平得到的第一個信息。

解放以后我回到北平已在一九四九年五月間，去看望了留在北大的老同學和師長，當然也去拜訪了鄭天挺老師。那是一個下午，仍然在孑民堂西廂房他的辦公室內，這天他公務不多，所以談話的時間很長，他心情很歡暢，有點興奮、激動，很健談，在他面前似乎不是一個青年學生，而是一個可以傾吐心曲的老朋友。他告訴我，親自看到了北平解放時，萬眾歡騰的動人場面，看到了進城的解放軍和干部公而忘私、紀律嚴明的好作風，體會到長期受屈辱的中華民族正以雄偉的姿態站立起來。他反復贊嘆：“這樣好的干部，這樣好的軍隊?！彼敿氃儐栁医夥艆^的情形，渴望了解黨的政策、革命的道理。他還說：北平解放的前夕，國民黨動員他離開北平，到南京去。他激動地說：“我留下來是對的，我的選擇是正確的”,“胡先生(指胡適)他們是錯了，他們也應當留下來，也應當留下來?！碑斎?，像鄭天挺這樣有地位、有名望的教授一定是國民黨在南逃時要敦促撤離的重點對象，但是鄭先生和其他許多教授一樣留下來了，這標志著他和舊勢力的決裂，標志著他新的生活的開始。他所以留下來和他一貫的思想信念有關，和他對進步學生運動的態度有關。一個正直的、愛國的老知識分子在關鍵時刻是會做出正確的選擇的。

解放以后，我不在北大了，學習、工作又很忙，沒有像從前那樣向鄭先生問學請教的機會，以后鄭先生調往天津南開大學，見面很少，只在偶然的會議上敘談幾句，也不很了解他的工作和思想。但每當我想起解放前夕風雨如晦的歲月，我總會想起鄭天挺老師為保護學生而做的努力。我相信：在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他必定會按照自己的生活邏輯不斷地前進。“條條道路通向共產主義”,一個正直的、博學的、愛國的知識分子，將會看到自己愛國愛民的理想得到實現，而日益信賴和靠攏共產黨，走上光明、寬闊的道路。后來，當我聽到鄭天挺老師以八十歲高齡參加共產黨的消息，我并不感到奇怪，感到這是鄭天挺老師最后的、必然的歸宿，我對鄭老師的不斷進步、勤奮工作追求真理，老而彌篤的革命信念和革命精神深懷崇敬之心。

紀念鄭先生的文章已經發表了不少，很多是談他的學術成就和道德品質的，這方面已用不到我贅言。我所親歷和了解的一些情節，表現了鄭老師在革命和反革命搏斗時的政治態度和優秀品德，知者并不很多，我有義務寫出來讓大家更加了解他。

(原載《鄭天挺學記》,三聯書店，199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