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美國人希望,查理·柯克之死能喚醒美國人傳統的妥協精神,從而逐步彌補兩派分裂,推動重建社會共識。
但是,如果連美國怎么會陷入這樣的對立困境都搞不清楚,只是期待某些政治家出來降溫,使整個社會實現寬容與妥協,可能嗎?
美國政治走到今天這一步,背后是一連串制度、社會、媒體和身份認同變化的作用,是好幾方面的問題長期發酵形成的。
你有沒有覺得,美國的輿論場這幾年變得越來越像“你死我活”的戰場?
以前兩黨、兩派爭來吵去,最后總得一起開會,做出決策。老百姓對政策的看法雖有分歧,但還談得攏。
如今政客、媒體,甚至普通民眾,都像是“仇家”,相互攻擊起來根本不留余地。
以前的國會,兩黨對重大政治議題也有分歧,但跨黨派的社交溝通很多,而且也是各種委員會在發揮作用,大家總能坐下來討價還價,最終達成一致。
現在呢?政治對抗絕對化。
種族、性別、價值觀,連墮胎都和黨派高度綁定,所有這些問題都成了劃分美國強大與衰落的政治界線。
候選人必須討好最激進的基本盤,誰也不會"妥協"。選區劃分也越來越偏向"安全席位",議員們不用考慮中間選民,只要穩住自己那幫鐵粉就行。
當然,這不是兩個黨的選擇,而是社會已經撕成了"兩個世界",準確的說是不同身份的兩個世界。
經濟分化,包括貧富分化、地區分化、中產分化、身份分化等等,大家的分歧,不再是簡單的"政策分歧",而變成了"生存之爭",直接形成政治對抗。
美國政治學家福山幾年前就分析過美國政治的這種變化,警告系統性的政治治理衰退可能因此發生。
福山認為,以公民身份為核心的“共享國家認同”是民主協商與妥協的條件。當政治動員滑入狹隘身份邊界時,談判空間就會萎縮,制度運作就變為零和。
9·11之后,美國出現空前的團結。當面對外部襲擊,美國人感覺“我們都是一家人”,最重要的“美國人身份”是一致的,其他的諸如黨派、政見、社會地位不同的身份是次要的。
但是現在,過去的“次要身份”成為了最主要的身份,右翼、白左、移民、MAGA的支持者與反對者等等,都要重組身份。
這就像是在社交平臺上自動分組:城市白領和精英在一起,小鎮工薪和底層聚成圈,索馬里來的,菲律賓來的,中國來的分別聚在一起……身邊全是自己的同路人,聊得都是自己人能聽懂的話。
你想表達不同意見?——很快有人“請你離群”,久而久之,大家只想聽“讓自己爽”的話。
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的"信息繭房"里。
彼此再無共情,更容易給對立面貼“惡人”標簽,這不是簡簡單單的立場不同,而是“誰都覺得對方想毀了我們、毀了美國”。
社交平臺的推薦機制本質上就偏愛情緒化內容,理性妥協反而沒人關注。
爭議越大、火藥味越濃、點擊越高。
你要講理,只能淹沒在一片咆哮聲中;你要爆粗怒罵,分分鐘吸粉破萬。
最關鍵的是,黨派分歧跟“你是誰”緊緊拴在一起。種族、性別、宗教、性取向、教育背景,全部跟政治立場畫等號。
這就是為什么柯克這樣的人能夠得到那么多的支持,而同時又會被人仇恨。
因為他們的敘事邏輯就是“真美國人對背叛者”的二元分離,“制造”一個敵對方,讓普通分歧升級成“道德審判”。不同意他的觀點的人,等于不配做美國人。這種攻擊方式,讓妥協成為“背叛群體”的危險信號。
這樣一來,反對他們的觀點,無法認同他們的人會是怎樣一種感受呢?無非就是加重敵對情緒。
制度“獎勵”沖突、媒體放大仇恨、經濟加深對立、身份分裂認同,幾股力量合伙把美國搞成"不死磕就丟票"的戰場。
這種模式已經形成"路徑依賴"。任何一派都得靠柯克這樣的人拉支持率,而能拉來選票的,必定是能清晰劃分“你們和我們”的鼓動者。
查理·柯克被槍殺后,美國人普遍感到恐懼。不管政治立場如何,大家都意識到"出大事了"。有人擔心右翼報復,有人害怕言論自由受限,但所有人都同意一點:暴力成為解決分歧的一種“方式”。
要想恢復妥協與理性,不能指望某項或幾項政策的調整,必須同時在制度、經濟、媒體、身份認同等各方面一起動手。
用一句老話,你永遠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
美國的政治家不是不知道問題出在哪里,也不是不知道應當采取什么樣的方式來增進寬容與妥協,但是,他們沒法那樣做,因為那樣做只會讓他們失去更多選票。
而且,他們不再有更強大的政治感召力和動員力了,他們自己已經被黨派政治給捆住了。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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