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和平委員會”：權力設計下的國際冷場

文︱劉瀾昌

華盛頓的二月，空氣并不比往年更冷，但政治氣溫顯然偏低。特朗普政府力推的“和平委員會”即將在美國和平研究所召開首次領導人會議，議題冠以“加沙重建”“和平籌款”等宏大名詞，場面卻未見應有的熱度。受邀名單尚未敲定，歐洲主要國家反應克制，公開表示無意參與的國家不斷增加。一個以“和平”為名的國際機制，在啟動之初便顯露出孤立與尷尬的底色。

這并非外交禮儀層面的偶然冷遇。它更像一次結構性的抵觸：當美國試圖重新設計國際協調框架時，許多傳統盟友選擇站在一旁，保持距離。意大利的態度尤其耐人尋味。羅馬并未使用模糊的外交辭令，而是直接援引憲法條款，指出無法加入一個明顯由單一國家主導、由單一外國領導人擔任主席的組織。這種表態既冷靜又堅決，幾乎沒有為雙邊關系留下情緒化的空間。

從特朗普的角度看，“和平委員會”是一種熟悉的政治工具。它延續了他一貫的思路：不耐煩于復雜、冗長的多邊程序，更傾向于通過小范圍、可控的圈子推進議題。聯合國體系在他眼中效率低下、立場分散，而一個由美國發起、美國定調、美國主持的委員會，顯然更符合其治理美學。達沃斯的簽字儀式，象征意義大于制度意義，更多是一種宣告：美國可以繞開既有框架，另起爐灶。

問題在于，國際政治并不只是發起者的舞臺。加沙問題本身高度敏感，牽動中東力量平衡、歐洲內部政治以及聯合國長期形成的協調機制。任何試圖在這一議題上“重置秩序”的嘗試，都會被放在顯微鏡下審視。歐洲國家的謹慎，既來自對中東局勢復雜性的判斷，也源于對規則本身的警惕。一旦參與一個明顯削弱聯合國權威的機制，意味著對現行國際秩序作出實質性讓步。

法國、挪威、西班牙、新西蘭的選擇并不激烈，卻極具指向性。它們并未否認參與和平努力的意愿，而是拒絕加入這一具體設計。這種區分本身就是態度：問題不在于“要不要和平”，而在于“誰來定義和平、通過什么程序、由誰掌控節奏”。在這一層面上，“和平委員會”的章程本身就成了最大障礙。

意大利的憲法理由提供了一個更清晰的觀察窗口。憲法并非臨時擋箭牌，而是一個成熟民主國家處理國際承諾時的制度底線。它強調國家平等，強調多邊安全機制的合法性。將這一原則套入“和平委員會”的結構，結論并不復雜。即便美方高層多次當面勸說，即便在冬奧會這樣充滿象征意義的場合反復溝通，羅馬依舊選擇保持原有立場。這種克制并不激進，卻異常堅定。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可能出席會議，反倒強化了這一對比。歐爾班近年來在歐盟內部本就以“異類”姿態存在，與布魯塞爾在法治、價值議題上摩擦不斷。他的參與更像一種政治姿態，而非歐洲整體態度的轉向。這種差異提醒人們，“和平委員會”吸引的并非廣泛共識，而是零散支持。

從更大的背景看，美國此舉并非孤立事件。近年來，華盛頓在多個領域嘗試構建“平行機制”：從安全聯盟到經濟規則，再到技術標準，核心邏輯始終一致——以美國為軸心，縮短決策鏈條，減少外部制衡。“和平委員會”只是這一趨勢在沖突治理領域的延伸。它試圖將復雜的國際問題壓縮進一個可管理的政治框架，卻忽略了多邊秩序本身的韌性。

加沙重建需要資金、協調與長期承諾，更需要被各方認可的合法性。沒有這一基礎，任何委員會都難以跳出象征層面的運作。歐洲國家的冷淡，并不意味著它們放棄中東事務，而是選擇繼續留在聯合國及其衍生機制之內。那里或許效率不高，卻依然是多數國家愿意承擔責任的場域。

會議即將召開，議程仍在商討，參與名單懸而未決。這種不確定性本身，就構成了對“和平委員會”前景的隱喻。它展示了美國政治意志的強度，也暴露了國際社會對權力再分配的警惕。和平并非口號，也不是簽字儀式可以自動生成的結果。當制度設計無法獲得廣泛信任，冷場并非意外，而是一種理性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