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與“裁判官”的角色重疊：對吳云鵬案的程序性質疑

鄭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在拘留決定書中認定，2025年9月8日至10日，吳云鵬冒充涉黑案件主犯王穎超親屬旁聽庭審，后通過微信公眾號“旁聽士”發布多篇被指為“謠言”的文章，包括“鄭州公安局搶來的黑社會”“因程序嚴重違法被迫休庭”等內容，兩篇閱讀量分別為1286和672次。公安機關認定其行為屬“情節一般”，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以“虛構事實擾亂公共秩序”為由對吳云鵬處以行政拘留五日。

注：這是鄭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行政處罰決定書（鄭公管（北）行罰決字（2025）924號）的部分截圖。

法律人吳云鵬因發表質疑鄭州公安機關辦案的文章，被鄭州公安機關以“編造謠言擾亂秩序”為由拘留。這一看似依法辦理的案件，卻在程序層面暴露出重大缺陷，直指程序正義的核心原則——“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

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共同構成法治的基本框架，要求裁判者必須中立、無利害關聯。然而在本案中，鄭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既是被批評的對象，又成為處罰的決定者，這種角色重疊構成嚴重的程序瑕疵，不僅影響個案公正，更侵蝕公眾對執法公正的信任。

一、角色重疊：程序正義的先天缺陷

本案邏輯清晰卻令人憂慮：吳云鵬文章直接批評公安機關辦案行為；立案并作出處罰的，恰恰是被批評的當地公安機關。

公安機關成為評價自身被批評言論的“法官”，其與案件結果存在明顯利益關聯。即便執法人員主觀上保持專業，處罰決定的公正性仍將遭受合理質疑——程序正義不僅要求結果正確，更須以“看得見的公正”實現。一旦裁判者與自身利益綁定，“公正”的底色便已失真。

二、程序瑕疵為何不容忽視？

一種觀點認為，只要吳云鵬行為確實違法，由涉事機關處理亦無不可。這種看法混淆了程序與實體的關系，忽視了程序正義的獨立價值。程序正義的核心在于約束權力，防止公權力因偏見或報復而侵害個體權利。

尤其在“言論自由”與“擾亂秩序”界限模糊的領域，更需中立機關審慎裁量。而當機關成為自身案件的裁判者，其缺乏為相對人權利辯護的動力，更易傾向維護自身權威。

即便吳云鵬言論確有不妥，一個中立的執法者或更傾向于選擇警告、罰款等較輕處罰，而非直接動用拘留——這種角色沖突直接違背了行政處罰的比例原則。

三、司法救濟渠道中的“二次自我審判”

程序瑕疵的影響并未止于行政處罰，更延伸至司法救濟環節。根據管轄規則，吳云鵬若提起行政訴訟，一審法院應為鄭州市管城回族區人民法院——而該法院正是此前以吳云鵬“冒充家屬旁聽”為由向公安機關報案的單位，同樣被列為“被誹謗對象”。

這形成了新一輪角色沖突：原報案單位、所謂“受害機關”，成為審理案件合法性的裁判者。盡管《行政訴訟法》設有回避與移送管轄機制，但實踐中啟動困難，使得本應獨立的司法救濟也面臨被架空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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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個案：守護程序的純粹

“吳云鵬案”以尖銳的方式揭示出執法實踐中長期存在的程序痼疾。此案意義已遠超“是否構成謠言”的實體爭議，而是再次提醒我們：程序正義是實質正義不可妥協的前提。

要走出“受害者”與“裁判官”的角色困局，必須在制度層面確立更高標準的程序規范：凡涉及機關聲譽或利益的案件，應一律由上級或異地機關調查處理，從制度上保障裁判者的中立性。

唯有將權力切實關進程序的籠子，在每一個環節中尊重權利、恪守正義，法治才能真正被信仰，公權力才能真正贏得公信。否則，今日的程序失守，必將成為明日法治根基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