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轉變”幻像背后的歷史重演：歐洲對國際秩序的認知與現實錯位

導讀

歐洲政策制定者認為國際秩序正發生“范式轉變”，背離普世的自由國際主義。然而事實上，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從來就不是普世的，而是西方在冷戰后建構并強加于人的理念。歐洲以此框架來理解世界，并自詡為“規范性力量”，但在實踐中卻經常做出“雙標”行為。當前的全球變局并非轉折，而是大國競爭傳統邏輯的再現。歐洲過度依賴規則與軟實力輸出，卻在硬實力博弈的現實中暴露出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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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形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云山領軍學者、教授

丹麥奧爾堡大學國際關系兼職教授

面對俄烏沖突、中東危機、中美競爭加劇、跨大西洋關系分裂，以及全球治理碎片化等全球局勢，今天歐洲的政策制定者和知識分子傾向于將它們看作國際秩序“范式轉變”的表現。按照他們的解釋，國際秩序正在發生根本性的撕裂，逐步背離了自冷戰結束至今主導全球事務的自由國際主義范式。這種“范式轉變論”揭示了歐洲承襲自后冷戰時期的思想遺產，當時自由主義范式似乎為全球治理提供了普世模型。

然而，歐洲人眼中的“范式轉變”，實際上不過是國際政治歷史常態的回歸。所謂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與其說是一種普世的范式，不如說是一種自我標榜并強加于人的建構。它根植于西方對冷戰后“單極時刻”的解讀，即認為那是“歷史的終結”。但這一秩序從來就不是穩定存在的，更談不上真正的普世性。以美國霸權、民主價值觀和自由市場為依托的“基于規則的秩序”，其適用范圍仍然有限，從未獲得普遍認可。然而，歐洲卻依然用這一框架來解讀全球挑戰。

歐洲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堅定擁護者。對于歐洲精英和學者來說，冷戰的結束似乎不僅證實了自由民主的優越性，而且說明了相互依存、一體化和基于規則的治理的必然性——借此，歐盟將自身定位為規則制定者與模范實踐者。這種信心支撐了歐盟的擴張主義秩序觀，通過擴大成員國規模和實施睦鄰政策來推廣自由主義規范。歐洲的愿景建立在這樣的假設之上：冷戰后，大國競爭永久消失，自由主義之光普照全球，美國的安全保障絕對可靠。然而這個假設本身就是不牢靠的。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冷戰后，歐洲對自由主義價值觀，特別是民主、法治和人權等概念的普世性充滿信心，這是它把自己定位為一支“全球規范性力量”的核心。然而在實踐中，歐盟從未在全球問題上始終如一地貫徹這些原則。歐盟用一系列自相矛盾的行動表明，它口中的“自由普世主義”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普遍原則，而更像是一種戰略工具而已。歐洲的“雙標”行為削弱了自身的道德權威，使其代表“普世規范”的主張站不住腳。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所謂的“自由主義秩序”總是比歐洲人所認為的更加脆弱與狹隘。

當前的全球動蕩和歐洲面臨的多重挑戰，與其說是歷史的轉折，不如說是歷史的重演，它反映了大國權力競爭的經典格局正在重現。而對美國而言，其重新調整全球戰略部署何嘗不也是一種歷史的重演？歷史上，美國長期在自由國際主義和務實的均勢政治之間搖擺不定。近年來，美國政府將“美國優先”戰略凌駕于自由秩序構建之上，正是凸顯了這種“常態”的回歸之勢。因此，在歐洲看來是“轉變”的現象，從更廣闊的歷史視角看，其實是“延續”。

歐洲對“范式轉變”的看法不僅源于其過去的知識遺產，也源于其現實的物質局限。長期以來，歐盟一直依賴文化軟實力、經濟治理能力和規則影響力。這種依賴在單極時代尚可以有效運轉，讓歐洲在美國安全保障的羽翼之下順利推行自由主義計劃。然而今天，隨著硬實力競爭和對抗邏輯的回歸，歐洲在戰略上的脆弱性暴露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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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自由主義范式思維最典型的體現就是，它把自己標榜為一個重要的規則制定者和監督管理者，通過輸出價值觀和標準，將民主、人權、法治等自由主義原則深度嵌入其對外關系，進而對其他國家施加影響——這就是所謂的“布魯塞爾效應”。借此，歐盟在環境政策、數據保護等領域制定的法規獲得了全球認可，其規范影響力遠超歐盟邊界。這種通過市場規模、制度框架和附加條件機制實現規則普遍化的能力說明，歐盟能夠通過輸出規范來影響國際政治格局。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今在數字經濟、信息技術、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前沿領域，歐盟制定了異常龐雜的的法律法規框架，結果卻反受其累，在這些領域實際發揮的作用十分有限。有人一語中的地指出：歐洲對自身實力缺乏清晰的認識，明明在某些領域根本算不上“主角”，卻偏要搶著給人“立規矩”，典型例子就是《人工智能法案》和《數字市場法案》。這種“監管抱負有余而技術能力不足”的錯位，可能扼殺歐洲的競爭力，削弱其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

因此，真正的變局——或者用歐洲的話說——“范式轉變”，不僅是國際體系本身的轉變，也是歐洲在國際體系中地位的轉變。德國總理默茨最近表示，德國經濟面臨的不是暫時性放緩，而是“結構性危機”。他承認，恢復經濟增長勢頭的難度遠高于他最初的預期。這反映了更深層次的挑戰：俄羅斯廉價天然氣時代結束后，能源成本上升，人口壓力增加，以及對數字化和綠色轉型的適應遲緩。作為歐盟經濟的核心之一，德國的困境削弱了歐洲的整體競爭力。意大利總理梅洛尼最近對歐盟發表了尖銳的批評，稱歐盟“無法有效應對中國和美國構成的競爭力挑戰”，而且“似乎越來越注定陷入地緣政治無關緊要的境地”。她的言論反映了歐盟成員國普遍存在的一種挫折感，即歐洲在快速變化的全球環境中，既缺乏必要的靈活性，也缺乏戰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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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應把當前的全球變局視為一場“范式轉變”，而應把它放在多極化、碎片化、戰略競爭、技術對抗、安全困境、民族主義等歷史語境中，來更好地理解新興的國際秩序。這些關鍵詞并不新鮮——它們是在國際秩序興衰的漫長歷史中反復出現的主題。大國越來越多地參與到交易性談判中，通過相互讓步和協商利益范圍來進行博弈。正在持續的烏克蘭危機和關稅戰，以及“全球南方”一些國家不斷變化的陣營站隊，都體現了這種交易邏輯。

此外，隨著土耳其、印度和巴西等中等大國的崛起，全球體系的多極化趨勢愈發凸顯。這些國家從自身利益出發，尋求組建靈活的聯盟體系，既不倒向西方陣營，也不完全融入非西方集團。對它們來說，今天的“失序”現象只不過是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制衡與對沖策略的延續。

總之，歐洲人所說的“范式轉變”其實是歷史常態的回歸。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從來就不是普世的“主旋律”，而只是一段短暫的“小插曲”，它建立在“西方必勝”的信念之上，依靠美國的實力維系至今。但現在，這些前提條件逐漸瓦解，使歐洲在戰略上迷失了方向，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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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原標題為 "Erroneous conclusion"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宋平 杜娟 欒瑞英

編輯：張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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