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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這篇文章時,我不禁想起唐代詩人李紳那首沉郁頓挫的《憫農》詩來: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為何偏偏會是這首詩,在此時此刻叩擊我的心扉?
9月10日,我途經建安區椹澗鄉一帶,見到農田里的煙葉被連日大雨浸泡,部分已然枯死。那些雖未倒伏的煙葉在烈日下軟綿地垂著頭,像是大地無聲的嘆息。可以想見,這一季的收成必定大打折扣。
凝視這片被水淹沒的土地,童年時跟隨家人種植煙葉的記憶倏然蘇醒——那些灼人的日頭、沉重的鋤頭、發餿的汗水,渾身上下黑黢黢、黏糊糊的煙油,以及永遠挺不直的腰背。一種復雜難言的滋味漫上心頭,于是,《憫農》的詩句便自然而然地浮現出來。
對于城市中人來說,這場暴雨的來臨,或許只是出行不便、天氣潮濕的煩惱;但對農民而言,它直接關乎生計存亡。
幸而此時多數的煙葉已采收完畢,僅余頂端未成熟的幾片遭受損失,總算未至全盤傾覆。
然而,煙葉之損雖有限,秋糧作物卻正值生死關頭。大豆正當灌漿期,若陰雨持續,難保不重蹈2005年的覆轍——那時持續的秋雨致使低洼地區的玉米、大豆幾乎絕收。
玉米尚可勉強收割,大豆則直接在豆莢中霉變腐壞。即便搶收回來的那部分,也已是篩糠似的癟豆,粒小體輕,中間空腐,既不能作糧亦難以出售,最終只能以極低價格賣給糧販。
至于這些霉變作物最終流向何處,無人知曉。
記憶中那個秋天,農人們站在田埂上,望著數月辛苦化作淤泥里的霉斑,那種無言的酸楚,豈是慣見超市貨架豐盈的城市人所能體會?
即便是在豐年,農民的日子也從未輕松。“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張養浩的句子道盡了千百年來農耕命運的悲劇性。豐收時節,谷賤傷農,增產不增收;災荒年間,則直接面臨生存危機。在一種未臻完善的結構中,無論天時順逆,最終承受苦難的,總是面朝黃土的這群人。
正因如此,歷代王朝皆以農為本,不僅勸課農桑,更常以儀式性的勞動展示對農耕的重視:春日里,皇帝執耒,后妃獻蠶,看似與民同苦,實則與今日植樹節官員們揮鍬填土、澆水育苗一樣,重在象征意義上的教化與宣傳。形式雖異,邏輯相通:社會管理者始終需要面對如何安置勞動者、如何理解勞動價值的問題。
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所以傳誦千古,正是因其最早道出了政治的根本應在于民。至五代孟昶頒布《令箴》,直言“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則已將官員與民眾的利益關系說得清晰而凜冽。
那么,在更復雜的現代社會,勞動的價值是否得到了真正的承認?那些在最底層付出汗水的人,是否獲得了應有的尊重與回報?
我們看到,建筑工、清潔工、搬運工、田間耕作者,這些勞動者承擔著最苦、最累、最臟、最危險的工作,卻往往只換得最微薄的收入。“勞動致富”這句話,于他們而言很多時候更像是一張懸在天邊的餅,看似近在眼前,實則遙不可及。
在我們身邊,真正依靠純體力勞動躋身富裕階層的人,實屬鳳毛麟角。除非他們實現階層跨越,利用曾經磨練出的堅韌與智慧在新領域中開拓,否則,“勤勞致富”往往只是一個勵志口號。
從古至今,金銀珠寶、錦衣玉食、樓臺殿閣,哪一樣不是出自這雙雙粗糙的手?正是這些被陽光曬透、被凍裂、被機器磨出老繭的手,托舉起了整個社會的物質基礎。因此,如何讓勞動者認同自身價值、安于其位、安撫他們的情緒,從來都是統治階級治理社會這門藝術中的核心一環。
所謂的“勞動光榮”,不僅僅是一句口號,更應是一種制度性的反饋與回報。它需要的不僅是文化上的倡導,更是實實在在的收入保障、社會尊重與上升通道的順暢。只有當每一個勞動者都能有尊嚴地付出、有希望地收獲,我們才能真正說,這個社會讀懂了《憫農》的真意。
李紳的這首詩,不僅寫給千年前的農夫,也是寫給今天所有在烈日和暴雨下、在寫字樓和車間里、在街頭和巷尾默默付出的人。它提醒我們:生活的真相,從來都在每一滴汗水里;社會的良心,也終究體現在如何對待那些流汗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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