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者專欄｜父親工傷斷指后，我見證了法律的灰度

編者按

本文作者自稱是“被家人托舉出來的幸運兒”。作為農村家庭的第一代大學生，她大學畢業后生活在城市，沒有多少機會了解農民工父母的生存處境。直到去年，她的父親在江蘇一家家具工廠失去了半截拇指，面對工廠的推諉，和一份父親入職時無意間簽署的“放棄社保”的合同，她代理父親的勞動爭議案兩次站在仲裁庭和法院法庭上。這次維權經歷，令作者窺見了底層農民工的生存狀態，立法的嬗變，以及司法系統的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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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號，等了一年兩個月，父親斷指的第一筆賠償終于到賬了。

通過代理父親這起工傷維權案件，我第一次知道法律不是黑白的，而是在中間的灰度里撕扯，我也知道了法和情無法真的分得清。我們幸運地趕上了最高人民法院最新發布的，其中明確了用人單位依法繳納社會保險的責任，這給父親的案件帶來一絲曙光。與父親并肩戰斗的日子里，我直觀地體驗到了掩蓋在時代發展褶皺里的底層傷痕。

父親失去了手指

我是在父親受傷5天后才知道這個消息的。

2024年6月的一個周一，父親意外受傷。此前每天我都會給家人打視頻電話聯系，但在那一周，他們出奇地安靜寡言。起初我覺察到了不對勁，接視頻的主要是弟弟，但他仿佛不是很想和我說話，表情也比平時沉悶，父親和母親則都較少出現在屏幕里。

家人們知道那一周我很忙。我在準備在職碩士畢業論文的預答辯，白天工作、晚上寫論文。直到周六完成答辯，在又一次欲說還休的電話中，我才知道父親在工作期間受傷了。

父親探了探頭，出現在屏幕的角落。他不到60歲，頭發幾乎掉完了，近乎一個光頭，出租房客廳燈光昏暗，照得臉色不好。父親的牙齒也幾乎掉完了，他癟了癟嘴，想開口說話，又退縮了回去。母親說，“你爸受傷了”，還沒等母親詳細解釋，父親緊接著說，“不用操心，沒事了”。

后來，通過父親的口述、一系列的工作記錄、事故現場證人證言，我大致還原了受傷的過程：周一下午2點左右，父親在工廠里使用電動臺鋸切割木材，不慎被割斷了一節大拇指。照片顯示，車間里很雜亂，堆滿了大塊木材和大型器械。父親自己帶著流血不止的手找到主管，主管聯系人事安排車輛準備將父親送往醫院，等車的過程中，其他工友看到父親受傷，上前幫忙止血。父親自陳，直到那時候，他才開始感覺到疼痛、發暈。

作為維權證據之一，父親拍的受傷現場照片存在我電腦里命名為《2024年6月父親工傷》的文件夾中。我至今都不敢點開去看。

沒有人調查父親受傷的具體原因，我卻不甘心。父親年輕時是木匠，有嫻熟的木工手藝，老家家里各種雕了精致花紋的木材家具都是他一手打造的。加入這間工廠不久，他就被“升職”負責切割木材工件，釘裝各種形狀的包裝箱，用于貨物的出海運輸。按理來說，那都是父親再熟悉不過的手藝活，他不至于這樣“不小心”被切掉手指。

很久沒住的老家，刷漆的地面和一套木質家具，是父親30多年前親手打造。（圖_羊毛提供）

我核對父親的工作時間，覺得不對勁。父親剛到工廠時，每月工作24至27天，每月工時平均為204小時。這意味著他每天工作8至9小時，還算正常。但在他受傷的前三個月，他每月工作29至30天，每月工時從233小時到273小時不等，平均每天要工作接近11個小時。去年6月，父親受傷時還在月中，他的當月工時卻已長達134小時，他幾乎每天都在工作，有時上足了12個鐘的班。家人回憶，受傷之前的那段時間，父親總是早上7點多出門工作，晚上10點多才回家，沒有周末，強度更甚于996。

父親有手寫工作時間的習慣。2024年4月，他工作了29天，共計273.5小時。（圖_羊毛提供）

受傷前三個月，父親每個月僅被安排休息一天，分別是4月4日清明節，5月1日勞動節，和6月10日端午節。這僅有的三個休息日看起來是為了避免高額加班費，“不得已”給父親放的假，因為按照《勞動法》，工人如果在這三個法定假期上班，工廠要支付三倍薪水。

這段話，我本想作為陳述意見拿到法庭上說的，但最終沒有機會去提。我不知道如何論證超長的加班時間和工傷之間更直接的聯系。

父親受傷后，先被送到了工廠最近的小醫院，醫生告知骨頭斷了，小醫院接不回來，建議馬上轉去骨科比較好的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看看還有沒有希望。送到上海六院后，手指頭也沒有接回來。

在上海做完“拇指殘修手術”的當天，父親就帶著藥品回了家。為了不給我在工作和學業之外增加壓力，此后五天的的視頻電話中，他、母親以及弟弟都向我隱瞞了傷情。我是家族里第一個大學生，在只有小學和初中學歷的父母心里，我的學業和職業發展甚至比他們自己的健康更重要。在我成長的過程中，不論是父親被客戶長期拖欠工程款，還是母親動手術，他們都不會第一時間讓我知道。父母盼著我讀上好大學，留在大城市，過上和他們不一樣的生活，我做到了，可是這卻讓我和父母仿佛生活在兩個世界。

那個周六，在電話里得知父親已經受傷一周，我懵住了，掛完電話以后我大哭了起來。

被拖延的工傷鑒定

得知父親受傷的第二天中午，我趕回了一小時車程之外父母居住的地方。父親剩下的小半截拇指被嚴嚴實實地包扎著，從外面已經看不到血跡了。父親很樂觀，他說再過一個月傷就好了，就可以回去上班了。父親琢磨著工傷賠償，他在手機短視頻軟件上搜索，預估自己因傷致殘的程度有九級，他告訴我，有的短視頻告訴他，像他這樣的傷情，廠方可以賠到十幾萬。

父親還告訴我，工廠主管上周三曾來家里看望過他。主管讓父親不要聲張，慢慢養傷，承諾傷好了他就能回去上班。

我那時完全不懂相關法律，甚至不會仔細看自己的勞動合同。當父親受傷之后，我只有一個直覺——這可能需要做工傷鑒定，但我沒那么相信短視頻平臺。我又想起來前幾年認識了一位工友，年齡和我相仿，對于和工廠、雇主打交道有自己的一套經驗，我曾請教過他傷殘工人就業輔導、辦公室職員打卡規定等權益問題。我決定再次向他求助。

這位工友很快在微信里回復了我，在糾正了我對工傷的一些誤解之后，他對父親的情況提了一連串的問題：有沒有社保？有沒有勞動合同？工資怎么發的？年紀多大？傷到哪里？這一連串提問讓我有了思路，我決定先從核查父親在工廠的工作情況、合同情況開始。

工廠的一些做法讓我有些隱憂：比如主管上門時給了3000塊錢，讓父親不要聲張；人事用“意外保險要到期了”為由，甚至不確定能否幫父親報銷點醫療費。工廠不透明、不一致的態度讓我覺得不對勁，我參照自己的工作經驗，認為應該有相應的程序讓父親合理申請休息、醫療費和補償。我擔心可能會因為這些事情要和工廠拉扯，搞不好還得維權。

我給父親和工友拉了微信群，介紹他們認識。工友給父親的第一個建議是：一定要去做工傷鑒定。我在那時候才知道，工傷鑒定有兩種，一種是雇主為受傷的工人申請鑒定，當雇主不履行這個責任的時候，則需要工人自己去申請。這時我們才意識到，盡管工廠的人事主管和生產主管有和父親溝通過，但都以安撫為主，全然沒有提及要給父親申請工傷鑒定。而這時，距離父親受傷已經半個多月。

接下來工友建議我們兩手準備，一面和工廠協商，一面去了解本地的鑒定流程。起初，我們對父親的案件很有信心，因為父親和工廠的勞動關系事實清楚，因工受傷的過程清楚，企業沒有給父親繳納工傷保險的事實清楚，按流程走下去，申請全額的賠償看似沒有問題。但在接下來索賠的過程中，我們經歷的困難卻遠超預料。

一份放棄社保的合同

自受傷后，父親在家被動地等了兩個月，期盼著工廠的下一步安排。這期間，工廠人事和生產主管陸續和父親通過幾次電話，也請父親去公司面談過一次，但始終不愿意透露賠償意向，對于父親的賠償訴求只說“錢是有的，但不要和別人說”。

溝通過程中，當工廠發現我們已經了解了一些工傷處理的規定，就開始在工傷賠償標準上和我們繞圈子。人事主管一面說，賠償金額根據年齡定，年齡大就要少一點；一面又強調，因為沒有做工傷鑒定，不能按照某一級的標準來。談了半天參考依據，人事主管又提出，“要看老板同不同意”。本來有法可依的賠償，在協商中又沒有了“依據”，最終變成“老板說了算”。

父親最初的期望是9萬至10萬塊的賠償，有意愿協商，并且想回去上班。從老家搬到蘇州的七年間，為了養家，父親開過滴滴共享車，去過工地，進過廠，幾份工作的辛苦程度和收入都不相上下。最近兩年，隨著歲數增長超過了許多崗位的年齡限制，父親的選擇越來越少，經濟下行也讓情況變得更加艱難。找到這份工作之前，父親已經至少遭遇了2次在網上找工作被騙，一次是騙他貸款買面包車做貨運，另一次則是騙他去昆山，到了昆山，騙子讓他交了體檢費、中介費，之后就杳無音信，報警都沒有用。

這份切斷父親手指的工作，能讓他發揮木工方面的手藝，還讓他頗有一些成就感。“先是木工釘包裝箱子，后來上鋸做一些有難度的事情”，在維權微信群討論起工作內容的時候，父親分享了一些他切割出來的木材的照片，那些是類似榫卯結構的木頭構件，切割得規整漂亮。父親說起這些工作的時候滔滔不絕，難得地變得很有分享欲。

父親在微信群分享自己工作期間做的木質構件（圖_羊毛提供）

直到今年4月在仲裁庭出庭答辯，我才發現工廠與父親簽的制式合同中，有受聘方主動放棄社會保險的條款。我懊悔不已，前期準備很久，卻沒有仔細看懂這一條，導致工廠在仲裁庭提交這份我早已有的證據時，我卻沒有做任何相關的答辯準備，在庭上措手不及。回家以后，父親和我回憶簽合同時的情況——那是入職第3天，主管拿著兩份合同到車間讓他簽字，并告訴他“工人簽的合同都是一樣的”，父親因此沒有查閱，直接在車間工作臺上簽了合同。

和大多數老一代的農民工一樣，1960年代出生的父親沒有社會保險的概念。他這輩子沒交過社保，也沒有人告訴過他，用人單位有義務繳納社保并承擔部分成本，這是對他遇到意外、就醫、養老的保障。父親的邏輯很簡單，一句“和其他的工人一樣”，就足以讓他放心了。

這份有父親簽字的合同，成為此后我們維權的最大挑戰。在法律層面，《社會保險法》和《勞動法》早已明確，依法參加社會保險并繳納社會保險費，是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必須同時履行的法定義務。無論是用人單位還是勞動者均不能隨意處分這項權利，任何形式的“不繳納社保”約定都是無效的。

在司法實踐中，對不繳納社保條款的無效性認定相對統一，但是對其法律后果，觀點卻存在分歧，也出現了同案不同判的情況。在江蘇地區，有的仲裁委和法院認為即使該條款無效，也不可完全歸責于企業，當出現糾紛或我父親類似的工傷情況，勞動者不能以此為由要求相應補償。全國來說，部分地區會支持勞動者獲得全額賠償，部分地區會支持勞動者與企業在賠償責任上“三七開”。江蘇地區判罰標準不一，我找到了最近2024年無錫的一份判決，支持了勞動者的全額賠償，其他則多對勞動者不利。

到了2024年8月下旬，父親斷指兩個半月后，工廠人事約了我和父親一起去面談。我們經過父親工作的一樓車間，那里響徹著電鋸、叉車的器械聲音。走進二樓的會議室時，父親小聲說，“老板在這呢”。我看到一個中年男人和工位上的人說了幾句話，就進了另一間獨立辦公室。

我們坐在透明玻璃墻的會議室里，父親和我坐一邊，人事和生產主管坐對面。之前電話里，他們說“要和老板談”“要老板做主”，于是父親首先低聲詢問：“老板來嗎？”人事回答：“老板忙得很，我們談。”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與父親共事的工廠管理人員。人事主管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多少，是一個瘦瘦的女生，頭發過肩，穿著簡單；生產主管也是個穿著樸素的中年男性，戴個眼鏡，皮膚黑黑的，身材中等偏瘦。他們看起來和普通工廠員工沒什么差別，我想起父親與人事通話時說的話：“都是出來打工的，沒有誰要為難誰的意思。”

這次的見面，我們聊了將近1小時，看起來工廠此前從未像這樣正式處理過工傷。我聽父親提過，廠里之前有過數起工作中員工受傷的情況，要么是少數有社保的員工拿到社保基金的賠償了，要么就是私了了。我們認為，企業沒繳納社保有過錯；工廠則強調我們已經放棄了社保，“工廠出于人道主義精神才協商賠償”。我曾從事公益工作，工廠代表這樣提起“人道主義”，令我覺得刺耳。工傷賠償原是工廠要承擔的責任，對方那樣說起來，仿佛是對受傷工人的額外恩賜。

在那次溝通中，我們第一次了解到工廠當時的賠償意愿是3萬塊。當時生產主管說漏了嘴，說他個人覺得“師傅你這樣的情況，（工廠）賠5萬也是沒問題的”。

父親與我

父親和我決定走法律程序維權。

2024年8月22日，面談的第二天，人事主管通過父親留的緊急聯系人電話單獨加了我的微信，說想要和我聊一聊。主要目的，是希望免除掉醫療補助金和傷殘就業補助金兩個賠償金額的大頭，這兩筆錢占了預期14萬元賠償金額中的7萬5千元。而另外的賠償項目和工傷等級有關，因為我們還沒有進行工傷認定，人事不認可我們預估的九級賠償依據。

我心里產生了一種緊迫感，面對拿著“要和老板談”做擋箭牌、處置不透明的工廠，工傷認定迫在眉睫，和工廠的勞動關系的處理也不能再拖下去了。

面談前后的那幾天，我、父親和幫忙的工友每天都在群里討論，比如如何回復工廠、如何準備工傷認定等等，因為涉及到越來越多的法律規定，學歷不高的父親逐漸減少了討論的參與。此時父親已經歷了數次由他直接面對的無疾而終的協商，他越來越希望由我去和人事溝通。

我開始成為父親工傷案件的代言人。一方面是人事已經直接找到我，另一方面工友給我們的建議是，案情脈絡簡單，我作為直系親屬代理完全沒有問題。父親相信，讀書成績好的我能理解這些法律，去和人事周旋，他唯一擔心的就是會不會占我太多時間、給我額外的壓力。

那幾天的進展很快，人事加我微信主要目的是想私了，并透露如果我們堅持全額賠償，他們也可以補繳社保來規避此前的部分違法情況，暗示我們不能再拿工廠違法說事。未繳納社保，是工廠最明顯有違法規的行為，雖然實際上，工廠還有安排超時加班、未支付加班工資、未提供勞動保護等其他違法行為。

和人事溝通第二天，我們向工廠發出《迫使辭工通知書》，以工廠有多項違法過錯為由，正式解除和工廠的勞動關系。但仲裁庭不承認這份材料，他們認為用“不繳納社保”作為被迫解除勞動關系的主要理由并以此申請賠償不成立，依據還是父親已在寫明自愿放棄社保的合同上簽了字。

我花了一天時間修改這份通知書。當我一字字敲出父親面臨的艱辛時，不斷回想起來他坎坷的一生。90年代，父親20多歲時，就當了小鎮上的建筑工程包工頭，雖然業務不大，在當時算能掙錢的，那是他意氣風發的十年。父親30來歲時，我剛出生的弟弟重病，他自己又經歷了嚴重的摩托車車禍，這一連串打擊下，我家的生活再沒有起色。盡管我隨著升學開始往外走，去縣城里讀寄宿高中，再到北京求學，而后定居蘇州，但父親、母親和弟弟都停滯在了農村老家。

農村老家，我家屋后的池塘和菜地，幾十年都沒有變化。

（圖_羊毛提供）

遙遠的仲裁庭

申請工傷認定的結果花了2個月，認定完工傷之后，我們又開始做傷殘等級鑒定，拿到鑒定結果又另外花了2個多月，接著再等了15天，以確認工人和工廠均無異議。一轉眼已經2025年春節了。

在家等待的時間過于漫長，父親意識到回不去以前的工廠了，提出想找點事做。父親有手藝，工友建議他注冊一個“魯班到家”的賬戶，拎著工具箱就可以去幫人維修、做點手藝活，可是因為父親已經超過55歲，實名認證都過不了，父親對這些新興的零工平臺逐漸失去了嘗試的興趣。

他甚至想念在工廠朝7晚10的生活，因為他可以不用離家太遠，“晚上在家的（工作）好一點，有家的味道”。父親大半輩子都在工地上度過，有時候長時間和家人分居，有時候帶著妻兒住在工地，回到家里吃晚飯、睡在家里的床上，可能是他為數不多的休息時間。

父親再次進了廠。那時據他受傷已經4個月，斷指的傷口已經愈合，只是還有一些刺痛感。這一次是一個食品加工廠，父親去做簡單的包裝工作，工作強度低一點，但工作時長與之前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也幾乎沒有什么勞動保障。因為時薪低于之前的技術工作，父親更加期望可以加班了。

看到父親仿佛從一個火坑跳進另一個火坑，我有時懷疑起維權是不是對的選擇。決定維權——失去工作——等待賠償的漫長過程——拉扯談判——跳進另一個崗位的火坑，這個結果會比不維權好嗎？我質疑自己拒絕私了的決定，如果不維權，父親是不是還有機會回到之前的工廠，做讓他有成就感的工作？

過了正月十五，父親給工廠人事拜年，并詢問工廠的賠償預期——他幾十年的工作習慣是，“正月十五之前不討錢”。這時父親的工傷報告已經出來了，他的受傷情況被鑒定為致殘八級，賠償金額參考標準更高。工廠把愿意私了的金額提高到了8萬5千元，也終于開始按有明文規定的工傷待遇計算，而不是只說“老板說了算”。

這時距離父親受傷已經8個月，我們為維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對工廠的信任感也已消失殆盡，于是堅定地走了法律仲裁程序。

這是AI根據真實照片生成，朋友們和我模擬仲裁出庭的場面，大家用這種方式幫助我面對未知。（圖_羊毛提供）

準備好仲裁材料后，父親開車帶我去遠郊的仲裁委員會提交了立案申請。父親生活的地方是一個小城市，但是仲裁庭遠在30公里之外，我難以想象一個受傷的工友，如果要乘坐公共交通，得花多久時間來到這里。整個接待處只有一個工作人員在接待立案，她的桌面上已經堆滿了案件資料。

從提交材料到出庭，又過去了快2個月。出庭日排到了2025年4月17日。開庭當天，父親曾在含有放棄社保條款的違法合同上簽字的情況，成為我們的案件中唯一有爭議的部分。我認為合同本身違法，放棄社保應屬無效。但在中國的部分地區，仲裁庭、法庭都傾向于認為這份“簽字”是勞動者的真實意思表達，不接受其經濟賠償和部分工傷賠償的訴求。

不出預料，仲裁開庭一個月后，我們得到了一份傾向工廠的判決結果——我們主張的全額工傷賠償、經濟補償都沒有被支持，賠償金額維持在了8萬5千元。

我在仲裁庭外拍攝的照片（圖_羊毛提供）

這時，斷指對父親生活的影響也逐漸顯現出來。他失去的是功能性右手拇指的一大截，正是我們普通人吃飯捏筷子的那部分指頭，這意味著他在吃飯、喝水、刷牙等日常生活里都會遭遇阻礙，更不用說對于他工作能力的影響。

政策的轉向

2025年5月底，我們對仲裁結果不服，提交了一審的起訴狀，正式進入法院訴訟階段。

進入法律流程，我面對的卻是在保護勞動者權益上，司法系統內部混亂、不堪重負的一面。提交仲裁材料和起訴材料時，我們都沒有拿到立案回執，這就意味著限期辦理的規定完全無效。我想起之前在仲裁庭里，工作人員桌面上堆積如山的案件，忍不住感慨，大多數想要依法維權的人根本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時候。

有經驗的朋友告訴我，要一直打電話去催司法進展，甚至要擺出“潑婦鬧事”的姿態，才可能有效。而法院的電話，在很多情況下都打不通，我至少給法院打過超百次的電話，接通的次數兩雙手就能數得過來。每次打電話前我都要先做思想準備，不知道該強硬、無賴一點，還是理性、容易溝通一點。因為對司法系統缺少了解和信任，我害怕和對面的法官、工作人員溝通不當，會影響父親的案件判決。

父親的案件終于定在2025年8月4日一審開庭。

7月中旬，有法院工作人員找我詢問調解的可能性。這時我心里只剩下三成勝算，甚至被磨得有點畏懼上法庭，抱著調解成功的期望在等待。7月30日，我收到了開庭傳票和對方的答辯材料，庭審按原計劃進行。這意味著調解程序沒能再推進。

我在對方的答辯材料上，看到工廠請了當地一間比較大的律所的兩位律師代理出庭。此前仲裁階段，工廠和我一樣沒有請律師，只是讓人事和生產主管代為出庭。我搜索到其中一位律師是前法院工作人員，這令我更加畏懼。

轉機意想不到地發生了。8月1日上午，我在整理材料時，收到關注我案件的律師朋友和工友們轉來（下稱《司法解釋》）新聞發布會的文章。這是剛剛發布的新政策，其中第19條明確指出：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或者勞動者向用人單位承諾不繳納社會保險費的，該約定或者承諾無效。勞動者以用人單位未依法繳納社會保險費為由解除勞動合同，要求用人單位支付經濟補償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朋友第一時間在微信給我轉來《司法解釋》的發布會文章。

（圖_羊毛提供）

盡管這份《司法解釋》要到9月1日才生效，但第19條規定對父親的案子是有利的。8月4日下午開庭，我拎著兩大袋的文件到了法院的庭審室。我給法官和對方律師分別提供了一份厚厚的補充證據，這些證據包括證明父親工作時間待遇的不合理、工作環境缺少勞動保護、企業存在主觀惡意等。

出乎我意料的是，當我交完補充證據坐下來以后，法官卻開口說：“既然大家都到了，那先聊一聊吧。”庭審開始往調解的方向走，而且是有利于我們的訴求的。看來最新的《司法解釋》還沒正式生效，但已經決定了父親案件的審理方向。

經過幾輪談判，父親的案件最后按照調解的方式結案了。這期間省去了所有的陳述、辯論環節，我作為非職業律師，準備了每一個環節的可能應答內容，加上前一晚熬夜到凌晨3點的證據材料，全都沒有用上。

我留意到，這份《司法解釋》看上去對我父親這樣的底層工人有利，卻在社交媒體上遭遇了一些批評。批評者認為，在利潤率比較低的行業，諸如餐飲業，這份強調企業社會保障責任的《司法解釋》，會讓企業經營更加困難，而這背后，也許揭示了中國社會保障體系更深層次的問題。

面對提高了強制性、一致性的《司法解釋》，民間有批評更有對策。我添加過多位勞務中介為微信好友，在朋友圈的招工廣告中察覺到了變化的重點。《司法解釋》發布后，不論是民營工廠還是外資工廠，招工崗位描述幾乎一字不改，但會增加一句“以上工資包含社保”，社保的成本以這種方式轉嫁給了議價權低的工人。

一家民營燈具廠的招聘文案，在《司法解釋》即將生效的背景下，招聘方在末尾增加了一句“以上綜合工資包含五險補貼”。（圖_羊毛提供）

如果不是父親在工廠里失去了一節手指，我可能永遠無法切身體會底層勞動者生存環境的艱辛。在父親之前工作的那家工廠，員工唯一的保障是一份團體意外傷害保險和一份團體醫療保險。我核對《保險條款》里最嚴重等級的賠償，要達到“如四肢癱瘓或者顱腦損傷導致植物狀態、日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處于完全護理依賴狀態”，才可能拿到最高20萬的賠償，這就是我父親這般底層工人生命的定價。如果僅根據這些保險標準，憑我父親“僅僅”斷了手指，不夠格拿到任何商業意外保險的賠償。

最終，按照法院調解結果，父親工傷八級將拿到15萬元的賠償，分兩期支付。同時父親要自愿放棄工傷爭議案之外的訴求，如加班工資、社保補償等，雙方就本案爭議一次性了結，再無糾葛。

在等待的這一年兩個月里，父親已經在新的工廠工作了半年多，一生害怕“手停口停”的他對辛苦加班的代價和社保的必要性依然沒有清晰的概念。今年，我父親已經59歲，等他60歲退休后，養老金預計每月100多元。這筆養老金意味著，父親不可能在達到退休年齡之后真的有機會休息，但職場上留給年邁父親的工作崗位、保障都已越來越少了。

撰文_羊毛

編輯_滾木

平臺編輯_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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