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學史》前言

2010年，國家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第一次設立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課題指南上有一個“中國古代文體學史”課題，與中山大學中國文體學研究中心多年以來所做的工作相當契合，于是我們就組織申報并順利獲得了立項。

吳承學主編《中國古代文體學史》

然而，成功申報的喜悅只是暫時的，此后課題組歷經艱難，從項目申報到這套書出版，整整用了十四年。回顧這一歷程，棖觸良多。

中國古代文體學史是一個嶄新的學術領域，本質上與文學史、文學批評史、文學思想史都有不同。文體學史研究一定要突出學科自身的獨特性，立足于中國古代的文化語境與文章語境，在盡可能全面搜集文體學史料的基礎上，梳理和總結中國古代文體觀念和文體理論，展示古代文體學原生態的復雜性、豐富性；并且，注重考察社會轉型、語言變遷、文化思潮、時代風尚等外在因素對文體學的影響，描繪中國古代文體學發生、發展、變化的整體歷程，描述不同于西方“文學”概念框架下的文體學史，呈現出中國本土獨特的知識、觀念與思想體系。

這是一個高遠而艱難的目標。在《中國古代文體學史》的撰寫過程中，我們不斷地討論、思考中國文體學史研究比較重要和獨特的問題，力圖在繼承中國歷史學傳統的同時，吸收現代學術精神，在可靠的文獻史料基礎上，追尋文體學史研究中的“史意”“史識”“史法”，希望寫出一部自成一家、富有別識心裁的中國文體學史。

《文史通義》

章學誠《文史通義》以“史意”為史學的宗旨和靈魂，我們借用“史意”一詞來指文體學史研究中的歷史意識，包括古典學術傳統、現代學術高度和現實人文關懷。當代的中國文體學研究，是為了賡續和闡釋近代以來受政治文化變遷與外來學術影響而被遮蔽的學術傳統，努力回到中國本土理論與文體語境來“發現”中國文學自身的歷史，重現中國本土文學與理論的特殊光輝。

當代中國文體學研究的目的不是復古，不是抵抗外來文化，而是為了更真實、完整地理解中國文學文體話語的特點與價值，繼承本土的學術傳統，參與現代中國的學術建設。中國文體學的現代意義并不是強加上去的，其精神仍潛藏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表面看來，大部分的古代文體今天已被棄置。然而，從本質上看，古代文體及文體學是社會文教、文化系統的一部分，其具體內容和形式可能發生變化，但社會文教、文化系統是古今普遍存在的，它的原則在古代、現代都有相通之處。

如“得體”“辨體”等古代文體學的主要精神，仍具有現代意義。文體學是傳統文化的精髓，已滲透到中國的文化基因中。“得體”的文體學思想超越了文章學而具有普泛性，超越了古代而具有現代性。歷史并未遠去，古代文體學在當代中國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第四版），吳承學著，商務印書館2024年9月版。

“史識”就是歷史研究中的悟性與洞見。文體學史研究以史識為主，要有獨到的學術眼光與強烈的問題意識。歷史研究基于史料，但不止于史料；既需要“考索之功”，也需要“獨斷之學”。

文體學研究的史識表現在“小結裹”基礎上有“大判斷”，能夠在更大的歷史視野中勾勒文體學歷史背景與發展線索。

我們要超越傳統文體學，就不能只停留在對文體史料的綴合，對古人的文字作疏解，對已有的研究作總結，更需要以新的學術眼光進行理論創新。研究者要有史識，才能夠在文獻綜合的基礎上，提出新問題，追尋真問題。

學者的眼光要有穿透力，要“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在系統的理論形態之外，探求非理論形態的文字背后的觀念。中國早期并沒有關于文體學理論的論述，但我們可以從文字形構、文體分工、文體運用、制度設置、禮制約束等途徑，考察早期文體觀念的發生。

比如，從早期文字的構形與淵源流變，可以考察文體的原始狀態、形象與意義，考察古人對文體最為原始的感知與觀念，也可以看出古代文體形成、命名、分類乃至文體觀念演變的一些規律。

讀味齋藏板《文心雕龍》

中國古代的文體史料，可分為典型和非典型兩種形態。《文心雕龍》就是古代典型文體學經典，但古代大量的文體學史料蘊含在非文體學著作形態的材料中，大量的經學著作、史著、總集、別集、目錄學、類書等非典型文體學文獻，需要細讀、演繹、闡釋與抽象，才能從中鉤沉出文體學的觀念，發現文體理論的意義。

比如我們可以從《漢書·藝文志》《說文解字》《獨斷》《釋名》中考察漢人的文體觀念，從《初學記》《酉陽雜俎》《東京夢華錄》《困學紀聞》中考察唐宋人的文體觀念，從《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總目》考察清人的文體觀念，從明清文集的“凡例”考察明清獨特的批評文體與觀念。歷史研究很難做到既全面又深入。

我們傾向于選取最有特點、最有理論涵攝力的問題來研究，而非面面俱到。以明確的、有新意的問題為導向，圍繞問題展開深入討論，這是這套書的追求之一。

文體學史研究要講“史法”。所謂“史法”是指歷史研究中所遵守的一定原則與方法。中國文體學史研究的基本法則是回歸到中國文化與文學的原始語境與內在脈絡中，去觸摸、感受古代文體學的脈搏、肌理和內在生命力。

《近古文章與文體學研究》

從文體內部研究其結構、審美特點，研究不同文體之間的滲透交融、演變規律，從文體外部考察其生成語境，從而使文體學研究具有哲學、美學、政治學、語言學、文化學等深廣的內涵和廣闊的文化背景。

文體學并不是一個偏僻狹小的領域，其研究具有跨學科的普泛意義，在具體研究方法上，將古代文體學與文學史、語言學乃至文化學與歷史學等學科結合起來，在繼承劉勰所提出的“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這種古典文體學研究范式的基礎上,再“鑒之以西學,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證之以實物”。古典范式與現代方法相結合，正是中國文體學史研究的向上之路。

以上所論的“史意”“史識”“史法”體現了我們撰寫中國古代文體學史所心摹手追的目標和旨趣，“非曰能之，愿學焉”。具體到內容架構上，《中國古代文體學史》則根據文體學發展的歷史脈絡，分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晚清民國五卷。

《先秦兩漢文體學史》

先秦兩漢是中國文體學發展的濫觴期，孕育著中國文體學的基因，對后世文體理論、文體批評的發展有著深遠影響。

該卷通過梳理先秦兩漢文體學發生、發展的內部動因、形態特征及演變規律，并深入發掘這些因素與相關的外部背景的互動關系，如禮樂文化、政治制度、經史目錄之學等，勾勒了先秦兩漢文體學的發展線索。

該卷在繼承古典文體學研究范式基礎上，“考之以制度，證之以實物”，對早期文體觀念的研究不局限于傳世文獻，還十分重視收集與運用出土文獻，考證文體的實物形態，并與傳世文獻進行充分對比、互相釋證，以期以實證的方法充分地還原在層累的思想觀念體系中隱藏的文體觀念；此外，引入哲學、社會學、文化學、文獻學、語言學、文字學等研究方法，以期較為準確、客觀、全面地把握早期文體學的獨有特點。

《魏晉南北朝文體學史》

魏晉南北朝文體學滋生于以集部為中心的文體語境，建構了系統的文體譜系，形成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的文體學研究的經典方法論，《文心雕龍》標志著中國文體學與文章學的正式形成。

該卷主要論述魏晉南北朝時風與文體學的關系，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研究：作家批評與文體學，作家寫作與文體學，總集編纂與文體分類，文章“原出五經”說與文體比較，文體譜系的建立，劉勰《文心雕龍》如何成為文體學的集大成者，玄學、小說、翻譯、佛經、道教文體論，文體學上的文筆之辨，文風與“文無常體”，風格論與文體論的互動。

其中又以文體譜系的建立為研究重點，涵蓋任昉《文章緣起》與簿錄式文體譜系、《文心雕龍》的文章譜系、江淹《雜體詩》與詩歌風格譜系、鐘嶸《詩品》與詩歌源流譜系、文體譜系與文章譜系、風格譜系與源流譜系等。

《唐宋元文體學史》

唐宋元時期文體學的發展背景，最重要的是文體格局演進和科舉考試演變兩方面。唐宋元文體學文獻龐雜，多數未經系統整理，也較少受關注。

該卷對唐宋元時期重要文體學論著進行闡述，對這一時期的文體學發展全貌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梳理和全面的觀照，理清其發展線索和階段性特點。在此基礎上，還對唐宋元文體學的總體定位進行闡釋，指出在古代文體學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唐宋元時期處于承前啟后的特殊地位。

其主要貢獻表現為，在科舉文體崛起、駢散交融、雅俗并興的背景下，實現了古代文體學由以駢文為中心向以古文為中心的創新轉型，并為全面繁榮和集大成的明、清及近代文體學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明清文體學史》

明清文學，既是傳統文學的結穴，又開啟了向近代化變革的帷幕。一方面，文體形式包羅萬象而兼有此前各時代的特點，一切傳統論題都從理論上得到總結、反思與整合，使明清文體學在文體形態、文體分類、文體史和辨體批評等方面，表現出海涵地負的集大成氣象。另一方面，隨著傳統詩文式微、新文體滋生和文學接受對象的下層化、市民化，明清論家或提出文體學新論題，或對傳統問題提出新闡釋，使明清文體學體現出前所未有的開拓和創新性，為傳統文體學的近代化作了有力鋪墊。

該卷集中探討了明代辨體批評的特色和成就、明清總集編纂與文體學發展、明清文體批評體式的創新、明清文體學重大論爭、明清文體學史料發掘及研究等重要問題。

《晚清民國文體學史》

晚清民國是文學思潮、文體形態、文體觀念發生巨變的時期。

該卷通過對晚清民國文體學史上的重要論著、選本、文話、詩話、詞話、講義等的個案研究，貫聯起這一時期文體學發展的主要節點和脈絡；通觀這一時期不同學術譜系、學術流派、學人圈之間文學觀念的碰撞、交鋒、紛爭和融通，以文獻的實證研究為基礎，將個案、專題分析與晚清民國社會思潮、文化制度、教育制度、媒體形式、語言形式等相結合，不僅呈現西學大潮沖擊下，傳統文體學在闡釋方式、載體形態等方面所發生的變化，也關注新舊的傳承、遞嬗和現代轉型。

該卷所呈現的晚清民國文體學發展的復雜樣態，一定程度上展現了西學東漸背景下，中國本土學術體系的強大適應能力與調整能力。這既有助于我們比較中西文學及文學觀念的異同，進而了解本土傳統文學的獨特性與價值所在，也有助于了解在現代文學學科建立初始，學科界限、觀念、范疇的形成和確立過程。

《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

《中國古代文體學史》即將付梓，我通讀全書，既興奮又忐忑。“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是古往今來著述者普遍遇到的窘況。作為年近古稀的學者，我的感受也許更為真切而強烈。好在“前修未密，后出轉精”是學術研究史上的通例。我真誠地期待同行與讀者對這套書提出批評指正，共同推進中國文體學的發展。

吳承學

二〇二四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