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堯明 | 一座中國人類社會學研究的豐碑——紀念費孝通先生逝世20周年

作者 陳堯明

最近數次去蘇州吳江，每次在腦海中就會涌現費老那特殊的圓肚身材，笑口常開的形象，仿佛是彌勒佛再世一樣。他是吳江人的驕傲，是我們江南的人杰，是聲譽海外著作等身的著名學者，也是我國卓越的領導人，是中國人類社會學研究名副其實的泰斗。

8月底，我和蓓紅專程赴吳江江村參觀了費孝通江村紀念館，對費老的生平事跡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對他滿腔熱情，一心為民的高尚品格深表敬意。

一，從實求知，志在富民，二十六次走訪江村

費孝通1910年11月2日出生于吳江縣松陵鎮，他年輕時先后在清華研究院攻讀社會學碩士和倫敦經濟政治學院人類社會學博士。他是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第一任所長，第一任中國社會學會會長，他曾經擔任中國民主同盟主席，第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七、第八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費孝通生于一個書香門第，家有一個姐姐和三個哥哥。父親費璞安曾東渡日本，攻讀教育專業，回國后創辦新學，曾任江蘇省視學（相當于省教育督導）。

1928年費孝通中學畢業，升入東吳大學就讀醫預科，1930年轉到燕京大學攻讀社會學，當時他認為：“我不再滿足于僅僅幫助個人治療身體上的疾病這個目標，人們的病痛不僅來自身體，來自社會的病痛更加重要，所以我決心不走學醫為一個一個人治病，而要學社會科學去治療社會的疾病。”

當時，江陰籍的吳文藻（冰心的先生）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后，回國在燕京大學教授社會學原理，費孝通跟他求學的三年，吳文藻提出“社會學要中國化”，社會科學理論的來源是當地當時的社會實際，應用來為當地當時的社會發展服務，主張用人類學的方法進行實地調查，取得第一手資料。這些思想對費孝通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是以自己一生中堅持不輟的實地調查及其成果而成為吳文藻有關主張的卓越傳燈人。

1935年暑期，費孝通獲得了清華第一個社會人類學專業的碩士學位，同時他還考取了提供獎學金出國留學的名額。在出國之前，他接受老師的建議，先去廣西瑤山做實地調查。他帶著新婚妻子王同惠（燕京大學社會學三年級學生）一同前往，在廣西夫妻倆跋山涉水，做了大量的實地調查工作。

天有不測風云，1935年12月16日，費孝通在山區行進中陷入山民為獵獸而設的陷阱。機關一踏，木石齊下，把他砸壓在下邊。王同惠奮不顧身，把木石移開，但費孝通腰足俱傷，不能起身。王同惠再三安慰丈夫后，趕緊前往找人幫忙，卻不料一去竟成永別！第七天在山澗溪流處發現了王同惠的遺體。拖著半殘的身體，伴著同惠的靈魂，費孝通被送出瑤山養傷。

經過一段時間的醫治，費孝通于1936年暑期回家鄉休息，姐姐費達生建議他去吳江的開弦弓村住一段時間，邊休養邊調研，了解她正幫當地農民所做的事情和這些事情產生的效果。

開弦弓村，源于河道形似彎弓搭箭，1936年7月費孝通就在這兒開展農村實地調查。并為開弦弓村取得了一個學名叫“江村”，把調查成果整理后寫成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該文使年輕的費孝通名聞天下，被英國倫敦的著名教授馬林諾斯基譽為“國際人類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也使位于“太湖之濱”的這座江南鄉村傾刻間備受世人矚目。他是世界上第一個指出鄉村也能發展工業經濟的人類社會學家，自此，“江村”就成了開弦弓村的代名詞，它是中國鄉村發展變遷的一個經典樣本，也是世界觀察中國鄉村發展的一個重要窗口。

從1936年7月第一次來到這個鄉村，費老一生26次到江村進行實地調查。從1936年的26歲熱血青年初訪江村，到2002年92歲的耄耋老人第26次再訪江村，踐行他“腳踏實地、胸懷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的畢生追求。每一次調研與當地農民、村干部交流、座談，圍繞如何富民問題提出不少合理化的建議。這在一個既是著名學者又是國家領導人的經歷中是絕無僅有的，也反映了費老對太湖之濱這片江南故土的深深眷戀。

二、實地考察，概括提煉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

早在30年代的鄉村調查中，費孝通就得出結論：吃靠土地、用靠副業，男耕女織，農副相輔。蘇南之所以為“天堂”，天堂里的農民命根子分兩半，一半拴在土地上，一半拴在副業上，后來他發現農民從搞副業進入搞工業的階段，這種鄉土社會的工業化起點，他認為是草根工業。這種鄉村工業具有強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適應性，“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種草根深深地扎在泥土之中，一有條件就會發芽，就會蓬勃的生長。

1983年，費老通過對江蘇南部（蘇州、無錫、常州、南通）等地的考察，對鄉鎮企業發展的路徑進行了總結，撰寫了《小城鎮、再探索》一文，第一次提出了“蘇南模式”的概念。他認為“蘇南模式”其核心特征包括三點：一是農民自主發展鄉鎮工業，以集體經濟為主，依托本地資源和非農化轉型實現經濟增長；二是政府主導與市場調節結合，鄉鎮政府直接參與企業管理和資源配置，同時注重市場機制的作用；三是區域聯動效應，接受上海等大城市的輻射，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格局。該模式在改革開放初期推動了農村工業化，為后續區域經濟研究提供了重要范本。

在提出“蘇南模式”之后，1985年前后三次費孝通又赴溫州調研，通過實地考察當地以家庭工業和專業化市場為核心的非農產業發展路徑，首次在學術層面總結了這一區域的經濟現象，并將其命名為“溫州模式”。三次調研，費老寫了三篇文章：《小商品大市場》《家底實創新業》《筑碼頭闖天下》。在溫州家庭工業興起但對民營經濟的批判和討伐之聲不絕于耳之時，他勇敢地為萌芽期的民營經濟正名，在全國范圍內引發對“溫州模式”的關注，奠定其作為改革開放典型樣本的地位。隨著“溫州模式”從“量增到質變”的升級，從分散的家庭工業向規模化、專業化轉型，出現股份制企業和現代市場體系，他又充分肯定了“溫州模式”在產業升級和市場拓展中的創新實踐。尤其是“溫州模式”注入了“走出去”的發展戰略，建立海外營銷網絡，參與國際分工，費老將“溫州模式”升華為“離土不離鄉”的本土化發展與筑碼頭闖天下的外向型拓展相結合的典范。

費老的三次調研、三篇文章完整記錄了溫州從草根經濟到現代產業集群的演進歷程。至今仍是研究中國市場經濟革命的重要理論框架。通過這三篇文章，我們可以看到費老把握著時代發展的脈搏，把握著市場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義，圍繞“富民”這個宗旨，為民營經濟發展，不遺余力地鼓與呼的拳拳之心，他是一個始終走在時代前列的人。

三、展望未來，提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戰略

隨著中國改革形開放的不斷深入發展，費孝通通過對長三角地區的考察，他聯想到孫中山在20世紀初就提出長江三角洲建設東方大港的方案，思接百年、視通萬里，費老有關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大思路呼之欲出：

“在更高層次上從區域經濟發展的觀點出發，考慮成為長江流域的貿易、金融、信息、科技、運輸中心。換句話說，使上海在經濟上成為長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帶工業農業商品總調度室或總服務站，成為一個具有廣闊腹地的大陸香港。”

以這思路為基礎，經過深思熟慮，費老在1990年提出了關于建立長三角洲經濟開發區的建議，后來又具體地提出了以上海為龍頭，江浙為兩翼，長江為脊梁，以南方絲綢之路和歐亞大陸橋為尾閭的的宏觀設想。

1990年4月10日，時任總書記江澤民特邀費老到中南海晤談。聽取他關于建立長江三角洲經濟開發區的設想。費老胸有成竹、侃侃而談：“長江三角洲是我國和世界發生聯系的一個樞紐地帶，在這里建立經濟開發區，對促進長江三角洲的發展，帶動全國經濟具有戰略意義……”，費老的談話長達一個多小時，江澤民邊聽邊記，最后，高興的連聲說，“好主意！好主意！”

4月18日中央正式批準了上海浦東新區開發建設，4月30日，上海市政府宣布了開發浦東的十項優惠政策和措施。直到2019年12月由黨中央和國務院正式批準印發了《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戰略規劃》，充分體現了費老注重實地調研，具有遠見卓識的氣度和魄力。

在以后對蘇南地區的調研中（ 1994年和1995年費老先后兩次來到無錫考察調研，我的老領導、尊敬的俞世福書記時任無錫市人大副主任陪同考察），他又強調：要進一步密切上海與周圍“八大員大將”（即江蘇的蘇、錫、常、通和浙江的杭、嘉、湖、甬）的關系，這8個衛星城市對上海起支撐作用。對于向西沿長江流域的發展能起傳動和擴散作用，發揮次一級中心城市的功能。

四、文化自覺，倡導十六字箴言，其意影響深遠

面對全球化時代，中國的道路并不是完全獨自發展的道路，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同的文明和國家如何能走向相互欣賞，費老提出“文化自覺”作為解決人類之間關系的方法。1997年在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開辦的社會文化人類學高級研究班上，他首次提出了“文化自覺”的概念。它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

文化自覺不是盲目尊大，也不是妄自菲薄，而是在對自身文化深刻認知的基礎上，理性看待文化的優勢與不足，同時以開放的心態理解和尊重其他文化，通過自主的適應和創新，實現文化的良性發展。

在此基礎上，費孝通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16字箴言。“各美其美”：指尊重文化多樣性，首先要尊重自己民族的文化，培育好、發展好本民族文化。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精粹，是本民族生存與發展的精神根基。“美人之美”：即尊重其他民族文化，承認世界文化的多樣性，遵循多國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則，在文化交流中尊重差異，理解個性，共同促進世界文化繁榮。“美美與共”：意為不同文化相互包容，相互尊重，多元文化相互融合，形成多彩和諧的世界。多民族文化以其鮮明特色豐富世界文化，共同推動人類文明發展。“天下大同”：是最終目標，指通過不同文化的自我認可，互相理解，寬容共生，實現人類文明的共同繁榮，達到理想中的和諧共處狀態。

十六字箴言，提煉精到，十分精辟，含意深刻，非常到位。反映了費老對世界文明發展規律的的科學把握，以及對世界文明共生共榮的博大胸懷，具有世界各國處理多元文明關系的普世價值。

縱觀費老的一生，他是一個名揚海外的大學問家，又是一個腳踏實地的踐行活動家。他天資聰穎、觀察細致、反映敏銳，很能抓住問題的本質，具有真知灼見，總結提煉概括能力超強。尤其是他出身于太湖之濱，對農村、農民有特殊的感情，一生只為富民。晚年時他念念不忘反復講的一句話就是：“農民和農村問題解決了，中國的問題就解決了”。他是人民心目中難以忘懷的具有大愛精神的人。

費老也是一個謙和豁達，風趣幽默的人。自己的肚子大，他會自嘲自己：“立在哪里看不見腳板，彎下腰拾不到銅板，睏在哪里像座山，坐在哪里好打老K（肚子能當臺子使用），”自稱自己中文水平為“三腳貓”，“底子不行”，面對打油詩的發表，坦言是“出丑”。從“人大副委員長”任上卸任后，戲稱可“安心寫作”了，十分豁達大度。

2005年4月24日，95歲的費老與世長辭。追悼會上來吊唁的既有年近古稀、拄著拐杖的老者，也有許多在校自發來的大學生，還有許多來自全國各地費老一生實地調研結交的農民老友，共有6000多人接連不斷地前來吊唁，場面之大，十分罕見。僅簽名冊就寫了五大本，足見費老在人們心中的份量。

時任中國社會學會會長，陸學藝（無錫籍人）告訴記者：“費老走了，我們失去了一位什么事情都習慣向他請教的學者，也失去了一座知識分子的里程碑，它不僅是學術泰斗，也是做人楷模。”

“費老走了，帶著他一生志在富民的夢想；大師離去，滿懷著對鄉土中國的眷戀。”

作者簡介

陳堯明，文化學者，無錫市江南文化研究會名譽會長，原無錫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社科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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