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香港新界的警察站接到村民的報告,有一名村民被老虎咬死。兩名英籍警察立即出動,前往勘察。
這兩名英國的警察之前沒見過老虎,以為就是一只大點的貓科動物,一人拿著把霰彈獵槍,另一人挎著把左輪手槍,就興沖沖地跟著村民出發了。
他們剛到村民所說的地點,一頭老虎就從背后撲了過來,手持霰彈槍的警員被撲倒在地。該警員無法開槍,只能單手舉著 霰彈槍去格擋,結果被老虎咬斷了手臂。另外一名警員立即開槍射擊,哆哆嗦嗦打光了左輪手槍的六發子彈,卻一槍也沒有命中。老虎叼著受傷警員的手臂揚長而去,那手臂還緊握著霰彈槍。受傷警員被緊急送往醫院搶救,結果因失血過多,不治身亡。
負責新界警察事務的警官寶靈漢勃然大怒,帶著十幾名警察,攜帶輕重武器,還召集了幾十名武裝村民前去圍捕老虎。圍捕中,又一名印度籍警員喪生。最終,這只老虎被軍人出身的 寶靈漢一槍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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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只老虎體長220厘米,體重130公斤,后來被制作成標本,現在還存放在香港警察博物館。
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警方還接到有老虎出沒的報警。估計當時大陸正處于“打老虎”運動的高潮,有老虎自深圳(當時為寶安縣)竄進了香港。
廣東歷史上虎患比較厲害,尤其是明清兩朝和民國。
明朝之前,史書上有關廣東虎患的記載并不多,到了明朝開始陡增。這是為何?
《宋史.地理志》記載,北宋時期,廣南東路的在冊人口為78萬人。當時的廣東,地廣人稀,還屬于用來貶謫官員的蠻荒之地。
我們在來看看《明史.地理志》,明朝萬歷年間,廣東的人口已經有500多萬人,妥妥的爆發式增長。
自宋朝到明朝,廣東人口增長了八倍,有幾個因素。首先是北宋滅亡,大批漢人南遷,并進入廣東墾殖。其次是,明清時期,氣溫開始漸漸下降,廣東的生存環境改善了很多。還有一個重要原因,番薯、玉米等旱地作物的傳入,人們開始開墾大規模開墾山林。
大量開墾山林,讓野生動物的生存空間也受到擠壓,人和老虎爭食的情況也就越來越頻繁。
清初的學者曲大鈞在《廣東新語》里說:“高、雷、廉三郡多虎。”其實,豈止是這些地方,明清兩朝,整個廣東境內所有的縣都有虎患的記錄。
《從化縣志》記載,康熙年間,“ 虎爆,虎成群入縣城,終夜繞城噬人,死傷無數。”
《德慶州志》:“嘉慶九年,德慶州(肇慶)多虎,下山噬人以二百計。 ”
《新會縣志》:“虎暴噬畜甚多、傷男女數十人、噬人計至百余。”
《高州府志》:“六月茂名鐵爐山多虎,傷往來行人及牛羊,知縣吳睿英親往驅之虎益橫,一月內殺附近居民男女三十七口,至八月鄉民極力捕之始息。”
《連州志》:“群虎噬人,山中一處村莊死者數十人、噬百余人。”
《惠州府志》記載,咸豐三年四月,“有虎夜攫郡小西門。”
在明朝之前,廣東的虎患還是零星的虎患,到了明朝中后期和清朝,“虎暴”一詞頻繁出現,人和虎之間的矛盾已經非常深重。
老虎的出沒區域一般要具備三個條件:有充足的食草動物;有灌木或者草叢便于隱藏;有充足的水源。廣東多山的丘陵地帶恰好都滿足這些條件,因此虎患嚴重也不足為奇了。不僅是粵西和粵北的廣袤山區,連珠三角也是虎患不斷。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廣州的白云山甚至是越秀山都不時竄出一只老虎,到城里吃人。
民國時期,雷州半島,尤其是徐聞一帶的老虎為患也特別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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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處粵東的惠州,羅浮山、南昆山、象頭山和九龍峰都于老虎,老虎為患的報道也很多。
民國時期,虎患頻繁爆發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人們手中有槍了,獵殺野生動物更加容易。老虎在沒有食物的情況下,吃人也更加頻繁了。
老虎大規模的消亡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當時,政府大規模號召打虎,對于打死老虎多的獵人還授予“打虎英雄”稱號,并給予獎勵。
到了1962年左右,廣東已經很少看到有老虎了。1986年,湖南安仁縣一位農民用獸夾夾住了一只幼年華南虎,這是我國林業部門最后一次接到發現野生華南虎的報告。
如果不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那次大規模打虎,野生華南虎會不會滅絕呢?
我認為也很難熬到現在。后來,我國工業化進程加快,鐵路,公路網密集,山地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他們也很難熬到今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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