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細基建”崛起！成都躋身核藥出口“第三極”

“四川最多反應堆，核藥卻從首都飛”——這句調侃長期是現實。

近日，這一尷尬局面被打破，一票名為“鍺鎵發生器”的特殊貨物從成都起飛通過國泰航空運往印尼雅加達。

鍺鎵發生器是核醫學影像設備的核心組件，屬于國際航空運輸中監管最嚴的第7類危險品——放射性物質。

它的出口意味著核藥可從成都起飛通全球，成都由此躋身全國第三個能出口此類特殊貨物的城市。

傢麟?鍺鎵發生器，由成都紐瑞特自主研發

此前整個西部核藥都須繞道北京或上海出口，至少多花一天時間。對半衰期僅64小時的釔-90微球等核藥，每分鐘延誤都意味著活度指數級衰減。

經濟與救命價值同步流失，一天延誤可能意味著損失兩臺手術機會和數百萬美元。

遠大醫藥在溫江投資超30億元的全球核藥基地2025年將投產，從同位素制備到精準配送的全產業鏈閉環即將形成。其全球化需求推動成都市商務局、物流辦、海關、川航、國航及中外運等多方協同。

作為核心物流服務商，央企中外運聯動各方持續攻堅近一年，最終打通這條“生命通道”。

這一事件的深遠意義，遠不止于物流層面的單點突破，它印證了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強調的新思路：

從大規模增量擴張轉向存量提質增效。

推動核醫療設備成功出口的背后工作，正是“存量提質”的典型體現，并衍生出現代城市發展的四大啟示。

啟示一：城市樞紐的升級，在于“精細基建”的突破

洞見產業先機，傳遞智庫思想

此次成功出口核醫療設備，揭示了城市樞紐升級的路徑：

不再依賴新建機場跑道，而是對現有貨運區做“精裝修”——補齊特種設備、優化流程，提升既有樞紐的能級與附加值。

成都坐擁雙國際機場，是西部重要國際“通道”，但本案表明：“通道”不等于“樞紐”。真正樞紐不僅要讓貨“通過”，更要高效處理高附加值、高復雜度的貨流。

當前高鐵、公路等大基建趨于飽和，城市功能升級的核心轉向“精細基建”。這類“看不見的設施”直指產業痛點，整合硬件與人才，決定城市是“中轉站”還是全球“資源配置中心”。

成都的瓶頸先體現在特種硬件上。機場建設已達世界一流，解決“最初一萬公里”，但經濟回報受制于“最后一公里”的專業設施短板。

例如，可以運輸白蛋白的主動溫控箱，其插電口在成都國航貨站僅7個，遠少于法蘭克福的100個和浦東的數十個。冷庫容量也有限，天府機場新貨站僅有10個，貨量稍增就“爆倉”，高價值醫藥產品往往轉至京滬出口，陷入“設施不足—貨量受限—升級困難”的惡性循環。

2021年，溫控箱龍頭企業 Envirotainer在廣州開設新站點

比硬件更棘手的是“軟實力”不足。因長期缺乏高難度貨物實操經驗，本地海關、藥監、安檢人員等操作更謹慎。

例如在“駕照式”扣分體系下，一線人員對陌生危險品審查極嚴，寧可“錯判”也不冒險收運。

對于生物醫藥的風險評估，只要資料齊全，蘇州當天就可以批，在成都卻需21個工作日。

這類“操作梗阻”迫使企業把貨物陸運至京滬出口，進一步導致本地業務萎縮、經驗難以積累，形成更難打破的閉環。

硬件可短期追趕甚至同質化，但制度性知識和專業信心只能靠處理大量真實案例積累，這也構成京滬難以被超越的核心壁壘。

此次核藥出口猶如一場“實戰洗禮”，為成都提供突破瓶頸的契機。整個過程需連闖三關：

第一關，破解航司與貨站“結構性錯配”。盡管天府機場貨站有處理1-9類危險品資質，但關鍵航司運營和貨物卻集中在國航和川航貨站。經數月協調，最終在政府部門推動下成功匹配“資質、航線、時刻”，打通承運環節。

第二關，填補貨站“經驗空白”。在雙流機場海關及省藥監局指導下，通過定制嚴密操作流程（SOP），完成西部首票放射性核醫療產品的安全收運。

第三關，打破溫控箱投放困局。因成都以往缺乏穩定高價值貨源，國際溫控箱服務商不愿在此設點。作為成都高新區生物產業局平臺企業，生物城供應鏈公司希望通過簽署“最低業務量”保底協議，以商業信用為成都背書，推動溫控箱在西南有現箱儲存，并促使服務商評估設立西南站點。

這一行動正是以生物城供應鏈公司為代表的“精細基建”力量崛起的體現——它們依托“雙機場”樞紐，致力于將“通用物流基建”升級為覆蓋“研發-生產-出口”全鏈條的“醫藥專屬精細服務”，主動破解產業“卡脖子”難題。

值得注意的是，海關、貨站、航司全程高度配合，明確表示只要手續合規、安全到位就予以支持。最終，歷經12個月、3次方案調整，成都成功完成此次高難度運輸，逐步填平與一線口岸的“經驗鴻溝”。

這一成功表明，成都未來的緊迫任務不再是“更多建設”，而是“更快學習”。每一次處理復雜貨品，都在為這座城市積累成為真正樞紐所需的信心與能力。

啟示二：城市招引的變革，在于“基建招商”的崛起

洞見產業先機，傳遞智庫思想

此次成功出口核醫療設備，揭示出城市招商引資的變革方向：

不再拼土地、稅收優惠，轉而比拼為產業配套專業設施與服務的能力，這是一種招商模式的“提質”。

在國家規范補貼、強調公平競爭的新背景下，“基建招商”應運而生。其本質是從“普惠基建”升級為“精細基建”，通過構建難以復制的設施與服務生態，形成持續吸引力。

財稅優惠易被模仿，企業可能“逐利而遷”。而深度嵌入企業供應鏈的專業設施與服務能力，一旦形成，就產生難以替代的“粘性”。

這使招商競爭從“價格戰”提升至“價值戰”，比拼的是地方政府對產業的理解深度、服務專業度與資源整合效率。

放眼全國，武漢與合肥已提供了先行經驗。

武漢以“應用場景”開放換取產業集聚，率先發布全無人自動駕駛商業化政策。這種獨特的“場景基建”，對需要海量真實路測數據的企業而言，是任何補貼都無法替代的寶貴資源，因此百度、毫末智行等頭部企業將核心測試和運營團隊大規模部署在武漢。

合肥則從“城市安全”中孵化出“百億產業”。市政府投資建設了覆蓋全市燃氣、供水、橋梁等關鍵管網的“城市生命線安全工程”，通過數萬傳感器進行實時監測和風險預警。

合肥市雨水管網內，管道檢測機器人在巡查中

依托這一大規模應用場景和數據，合肥以清華大學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為技術核心，已集聚城市生命線核心企業十余家，鏈接生態企業 300 余家，形成產值超百億的新興產業集群。

對成都而言，“基建招商”下一個目標明確：吸引全球溫控箱服務商的區域總部落戶。

通過率先建設西部頂級生物醫藥特種物流平臺，成都可打造強大產業“引力場”，發出清晰信號：

我們已為您所在行業打造世界級定制設施生態，這里是您通往全球市場的最佳起點。

目前全球溫控箱市場由瑞士溫瑞通（Envirotainer）、美國CSafe等主導。這些企業選擇區域站點時，優先考慮貨源穩定、基礎設施完善的城市。

當前其中國西南總部落戶選擇，仍在成都與重慶間“懸而未決”。

這既是挑戰，更是戰略機遇。率先補齊冷庫、充電樁等硬件的城市，將在區域樞紐爭奪中占據決定先機。

然而，硬件投入易，區域協同難。

位于溫江的成都某龍頭藥企，近年進入關鍵臨床試驗階段，需大量使用進口對照藥，年貨值不菲。

由于內部信息不暢及不同區域間的協調問題，企業長期將這批藥品經由上海外高橋保稅區輾轉進口，成本高昂。

直到近期，企業才了解到生物城供應鏈公司其實早已具備承接此項業務的保稅倉庫與能力。

該案例表明，政府若缺乏跨區域統一引導和資源整合，容易導致信息不透明、資源配置重復或錯位，不僅推高企業成本，更可能錯失產業生態聚合的機會。

建議成都進一步加強市級層面的統籌與宣傳，讓更多企業知曉本地可提供的專業設施與服務；同時通過更高效的跨區協同與政策溝通，打破資源孤島，使“基建招商”真正發揮出生態級吸引力。

啟示三：城市產業的躍遷，在于“稟賦能力”的耦合

洞見產業先機，傳遞智庫思想

此次成功出口核醫療設備，揭示出城市產業躍遷的路徑：

挖掘并激活本地獨特資源稟賦，通過配套關鍵能力，將其價值最大化，實現產業的提質增效。

隨著高鐵和高速路網快速發展，空運的傳統速度優勢在部分場景中減弱。新競爭格局下，空運需重新定位，高精尖產業正為其提供新支撐。

生物醫藥尤其是核藥，與成都航空物流高度匹配，是“殺手級應用”。這類產品特性鮮明：價值極高，如一批27公斤多肽產品可達800萬美元；時效極強，部分新藥運輸窗口僅72小時，高度依賴空運。

更重要的是，四川是“核醫藥大省”，全國可用于醫用同位素輻照制備的反應堆共有8座，四川就擁有5座。

兩者結合，揭示出成都產業發展的黃金公式：

獨特稟賦×關鍵能力 ＝ 不可復制優勢。

多地可建機場，但少有城市具備成都的核藥原料優勢。當成都能打通特種物流這一關鍵能力，便建立起強大“護城河”。

核藥屬第7類危險品，運輸復雜度居現代物流頂峰。成功處理意味著成都建立起一套涵蓋設施、流程、監管和人才的“能力平臺”，其價值遠不止于核藥。

為該產業構建的能力——如全程可溯溫控冷鏈、安全高效的特殊材料處理、符合國際標準的快速清關，可復用于生物醫藥其他前沿領域，如抗體藥物（ADCs）、細胞與基因治療（CAR-T），甚至拓展到精密儀器、特種材料和高端芯片等行業。

通過攻克最難課題，成都打造出具有乘數效應的“卓越能力平臺”。政府可將其從“核藥物流項目”升級為“高價值航空物流平臺”戰略工程，主動對接其他戰略產業，推動能力平臺的跨產業復用與升級。

該能力平臺也讓成都在與蘇州競爭中，構建起“非對稱優勢”。

蘇州是中國生物醫藥重鎮，產業規模與服務水準全國領先，但有一結構硬傷——無自己的國際機場，航空貨運高度依賴上海。

即便通過高效陸運銜接，仍會增加時間、費用和不確定性。對普貨或可接受，但對核藥這類以小時計生命的產品，任何額外轉運都是沉重負擔。

成都可憑借雙機場硬件優勢與此次積累的經驗，打造全國生物醫藥（特別是核藥）首選空運樞紐，精準打擊蘇州薄弱環節。

啟示四：城市戰略的落地，在于“核心抓手”的錨定

洞見產業先機，傳遞智庫思想

此次成功出口核醫療設備，揭示出城市戰略落地的法則：

宏大戰略需明確抓手項目落地，推動從紙面設計轉化為現實功能，提升發展質量。

對成都“三中心一基地”發展定位而言，“西部經濟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和“先進制造業基地”目標相對具象，而“西部對外交往中心”則較泛化。

何謂“對外交往”？是更多國際會議和展覽、更多外國領事機構，還是有更深經濟內涵？

核藥國際物流通道的建成，給出立足實體經濟的答案：對外交往中心，不僅在于人文交流，還在于能否實現高附加值商品、資本、人才與信息的高效跨境流動。能處理全球前沿產業物流的世界級口岸，正是其關鍵基礎設施。

這一突破將“西部對外交往中心”從泛化陳述轉為清晰功能，使其成為串聯其他戰略目標的有機紐帶：

它賦能“先進制造業基地”，支撐核藥、生物制劑等高附加值產品規模生產與全球出口，推動制造業向價值鏈頂端攀升；

它夯實“西部經濟中心”，將高端產業帶來的增加值、稅收及衍生收益沉淀本地，避免因物流依賴外地而導致價值流失；

它驅動“科技創新中心”發展。現代新藥研發高度依賴研發物資快速跨境流動，以往企業國際臨床試驗時，關鍵物料需從上海等地輾轉進口，流程冗長。隨著成都本地供應鏈與通關能力提升，研發物料進口周期大幅壓縮，為創新贏得寶貴窗口。

可見，“三中心一基地”并非孤立目標疊加，而是相互依存的有機系統。高標準航空物流能力恰似體系的“循環系統”，為制造、經濟與創新活動持續輸送養分。

建議成都政府將此類高標準物流能力建設，明確作為打造“西部對外交往中心”的基石工程，通過具體項目將單點突破轉化為系統優勢。

“十五五”規劃建議：以“存量提質”構建城市競爭新優勢

洞見產業先機，傳遞智庫思想

成都核醫療設備出口的成功案例證明，“存量提質”已成為城市發展新階段的核心引擎。

城市的未來不再只依賴土地劃撥和道路修建，更取決于能否對現有資產、產業稟賦和戰略規劃進行精耕細作。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投入存量資產不違反《公平競爭審查條例》，更是高質量發展的務實路徑。

“十五五”城市發展規劃可借鑒本次實踐，重點推進以下三項行動：

一是推動“存量設施”邁向“能力升級”，構建公私協同新機制。

建議由成都市政府牽頭，與幾個貨站建立共享機制及合作方式。通過政府投資或政策支持，加快升級國航貨站等節點專業設施（如擴建冷庫、增加溫控箱插電口）。作為對等合作，國航等企業需系統輸出管理經驗、操作流程和培訓體系，通過知識轉移和人員交流，為成都培養高水平的本土專業隊伍，徹底破解“軟件瓶頸”。

二是從“政策招商”轉向“生態招商”，開展精準靶向招商。

推動招商策略迭代，鎖定溫控箱頭部企業——如瑞士 Envirotainer、美國 CSafe、德國 doKaSch 及國內海爾生物等。以成都打造的國際一流生物醫藥口岸為核心賣點，傳遞“基礎設施先行、西部市場錨點”價值。通過定制場地、市場對接等支持，使成都成為這些企業在西南的區域總部和核心樞紐。

三是打破“區域隔閡”，實現“服務可見”，實現“全市一盤棋”的系統協同。

建議成立一個由市級領導牽頭，市口岸物流辦、海關、機場集團、衛健委、藥監局及各主要生物醫藥產業園區（如溫江醫學城、天府國際生物城）負責人共同組成的常態化跨部門工作專班。

首先對標京滬先進口岸，全面梳理優化生物醫藥進出口的監管審批流程；其次建立全市統一的“能力地圖”與信息共享機制，打破各產業園區之間的資源壁壘，確保像科倫博泰等企業能充分獲知并利用全市范圍內的最優配套設施，避免因信息不暢導致“舍近求遠”、價值外流。

聯系電話：028-65258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