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隨著時代的發展,大多數農村都可以用“蕭條”兩個詞概括,廢棄的院子、倒塌的土房比比皆是,常有野狗流落在外,雞鳴聲不復聽見。
過年時期年輕人開車回來,升起的炊煙似乎比往常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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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日新月異,大城市擠滿了小鎮做題家,小縣城蜂擁進來就業的農民和求學的農民子弟,縣域經濟因此繁榮。
大多數人具有戀鄉土情結,舍不得走遠,或許這更能作為縣域城市化的樣本來考察,然而現實卻是縣城的擴張往往以農村空心化為代價的。
“農村空心化”
縣城新建的高樓大廈需要農民來消化,縣城的出租車、小餐館需要農民來提供服務,而縣城本來的優質勞動力卻會被區域大城市甚至北上廣深吸引走,這使得需要農民加倍源源進入城市中從而加速城市化。
農民不僅要為縣城建設添磚加瓦,更需要在資源集中的縣城接受教育,努力成為優質勞動力,然后繼續向上突破。
資源跟隨利潤走,人也只好哪里掙錢去哪里,這正是市場經濟的規律,因此,農村的蕭條、空心化甚至逐漸消失都是必然的。
年輕人進城打工買房,留在農村的往往是老人、殘疾人,還有一類是出不起彩禮、結不起婚的光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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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中,利潤向上集中,而代價卻向下集中。
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黃振華教授課題組曾發布了一份《農村大齡男青年婚配狀況調查報告》,該課題組基于對全國26個省區市119個村、1785個農戶的抽樣調查中發現,超過四成的村莊存在較為嚴重的大齡男青年分配難題,中部省份相較于東西部地區而言,問題更加突出。
由此可見,農村男性的分配問題已經成為全社會的普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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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上,男女性別比例失衡是造成這一現狀的一大因素。
第7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我國男性人口為72334萬人,占51.24%,女性人口為68844萬人,占48.76%,男性比女性多3490萬人。
普查結果一經發布后,網上就開始流傳我國有3000萬光棍的說法。
當然,這個說法過于機械。宏觀的傳導是動態且復雜的,并不會有人“自動認領”去當光棍。誰才是相對過剩,最終需要通過市場博弈來驗證。
但數據反映的性別失衡是客觀的,3000萬光棍盡管聳人聽聞,但現實告訴我們,在分配問題上,當前社會確實出現了顯著的性別矛盾。
據國家統計局2022年各年齡段性別比例數據顯示,我國1998年出生的適婚人口中,男女性別比例已經突破了113,通俗來講,在20~24歲這個年齡段,男女比例是113:100, 25歲到29歲男女性別比例為111:100,這一數據說明在婚配上,男性過剩的問題相當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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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當前全年齡段男女比例會發現,我國的性別失衡主要集中在適婚人口上,90后整體性別比已經突破100 ,00后更夸張,01~10年間,個別年份新生兒性別比甚至突破120。單從數據來看,可能有20%的00后男性娶不到老婆。
有些人認為男女性別比例懸殊不是問題,因為男性可以找全年齡段的女性,同齡的男女比例失調,只需要去更小年齡的人群中尋找配偶即可,然而這種看法極其荒謬。
階層擠壓
首先,在婚配上實行“寅吃卯糧”,只會不斷積累矛盾,把問題留給后來人。
其次,這種看法并不能反映真實的婚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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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從來沒有男性可以找全年齡段女性這種事情,老牛吃嫩草的前提不是因為牛老,而是因為牛有錢。
所以,大多數情況下往往是農村女性嫁到城市,卻少有城市女性嫁到農村。
在婚嫁市場上,年齡擠壓未必存在,真實情況是有錢、有權、有資源的強勢男性對弱勢男性的擠壓。在城市化進程的尾聲、城鄉分化尚且存在的前提條件下,總體表現為城市男性對農村男性的擠壓。
這種擠壓根植于市場經濟,又通過市場經濟集中表現在車、房和彩禮上,對男性尤其是農村男性形成了強大的選擇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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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農村男性,擇偶難并不是這兩年才興起的情況。90年代市場經濟確立后,這種基于商品邏輯性的選擇就已普遍存在,并不斷被加強,只是在當前可能更多的表現在高額的彩禮上。
在90年代和21世紀初,針對農村男性的性選擇壓力還表現在婦女拐賣上。有些人將性別對立的矛盾歸結在觀念上,進而發明出“田園女權”和男權來互相攻擊,殊不知,問題的原因出在經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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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大潮中,男性固然要面臨關于金錢的性選擇壓力,然而女性在這個過程中卻直接淪為商品。城市小資在網上激烈辯論,依舊帶一點觀念上的堅持,而在農村,性別失衡帶來的婚嫁矛盾則要更加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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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別農村的婚嫁像是牛羊市場上的交易,通常在剛認識或者說媒階段,就敲定彩禮、房車等一系列條件。
個別農村流行彩禮數288000,對于月均攢不下1000塊錢的農村男性來說,無異于天價,而這也僅是一般水平。
彩禮或許會作為一種雙方家庭階層落差的補償,有時候,男方家庭條件越好,彩禮反倒不高,而男方家庭條件越差,彩禮卻要的越狠,因此,越是窮困的男方家庭,結婚成本反而越高。
高額的結婚成本除了讓男方家庭背上負債以外,還使得農村適婚男性進一步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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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農村大多數由女方家庭做主,在婚嫁市場上,家里只要有適婚年齡的女兒,上門說媒的人多到能踏破門檻,甚至連帶有孩子的離異婦女都是“搶手貨”。
只要還可以生育,很多男性并不介意多一個兒子或者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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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觀念的塑造下,有些人非常在意能否生個男孩來延續家族香火,女性在他們眼里不過是生育機器而已。
之所以形成這樣的情況,不過是最近十幾年來經濟地位進一步跌落的結果。
惡性循環
正是頑固的老觀念,造成了男女性別比失衡,更加深了農村男性在婚姻上的惡性循環。
只是這個代際回旋鏢會讓許多人更窮,然而依舊消除不了他們的重男輕女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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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男性的弱勢還帶來了更惡劣的影響,有些農村婦女感受到了自己的市場價值,隨即在男性間自由跳躍,讓不同的男人為自己花錢。
閃婚閃離、騙彩禮等事件在農村并不少見。有些男方家庭因婚返貧倒也可以接受,至少娶到了媳婦。
可恨的是人財兩空,對于一些老光棍來說,意味著養老錢打了水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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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額的結婚成本只是一方面,農村男性面臨的壓力是全方位的。城市化進程不僅意味著在婚嫁市場上,農村男性要跟城市男性競爭。隨著女性被納入勞動力市場而外出務工,村里的男性甚至要跟全國的男性競爭,以往隱性的地域保護被徹底打破。
伴隨著市場化程度的加深,很多人勤儉節約的美德逐漸被消費主義替代,彼此之間攀比之風盛行,過度消費愈演愈烈,不少人打工的工資都不夠自己花費,各種超前消費狀況屢見不鮮。
農村男既要進城買房,還要支付彩禮,更要炫耀性消費,人情往來不能落下,相比之下,打工賺的錢就顯得捉襟見肘完全不夠花了。經濟上的壓力驅使農村男青年成為一股潛在的不穩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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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賭博場上,成家立業的男人或許還有妻兒勸阻,但那些單身漢往往肆無忌憚,逢年過節便將一年來的所有積蓄都投進賭場里,因賭負債、因賭致貧的農村男性非常多。
以往雖然城市化進程依舊迅速,但這些問題還能掩蓋。畢竟農村的男性們進城總可以打工,總能掙到錢,即使過年回家輸個精光,來年還有去處,能賣力氣生活總有盼頭,娶妻生子也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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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經濟收縮時,許多男性在城市根本找不到工作,只能被迫從城市退回農村,就會導致上述所有矛盾爆發,農村失業未婚男性日漸會成為真正的不安因素。
實際上,這種情況都不被算做失業,我國城鎮調查失業率時并不包括農村人口,即使他們已經不靠農業生存,但看不見不代表不存在。
作為市場經濟全方位上最底層的農村單身漢,在經濟發展時只能分到最少的利益,在經濟衰退時卻要承擔巨大的成本。他們的無助和失語會在停滯時期變成社會問題,進而變成治安問題,最終在失去秩序的狀態中變成犯罪問題,攪動所有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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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發生,多地推出了類似“紅娘獎”的措施,鼓勵給農村適婚青年牽線說媒,許多地方開始移風易俗,抵制天價彩禮,反對大操大辦,希望能借此降低農村男性結婚的成本。
不過,這些措施對于農村青年要面臨的經濟形勢來說,都只能算是“隔靴搔癢”,并不能夠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男性的經濟劣勢,不能持續推動城市化,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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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中央1號文件發布,其中提到要加強對于農村生育的支持,很明顯是準備對農村空心化、老齡化、農村男性擇偶難等問題做出系統應對,大概可能還想靠農村來挽救生育率低迷的狀況吧。
在經濟發展受阻的時候,應該更要關懷底層群體、弱勢群體,盡量維持他們的收入,降低他們的生活成本。這一人群的預期本就不高,維持他們預期的邊際成本低廉,一點點的福利投入也許就能換回他們的幸福感、獲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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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農村男性來說亦如此,尤其是未婚大齡男性。既然根本問題解決不了,相對應的措施多多實行也無壞處。資本力量推動的城市化已經看到頭,經濟收縮恐怕很難阻擋。
歷史趨勢如此,政策如果能執行好,已經是當下最為切實的擔當與作為了,為農村人口創造有尊嚴的生活與發展空間,這不僅是社會穩定的需要,更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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