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0億，重慶AI新目標

全國人工智能終端的賽道上，已是硝煙彌漫。

深圳，以全產業鏈定義硬件；杭州，憑大模型生態孕育創新。

而身為全球最大筆電制造基地的重慶，已押下它的重注：

到2030年，產業規模4000億元，打造20款以上AI終端爆品。

這不僅是產業的升級，更是一場關于“人工智能+”時代話語權的卡位賽。

重慶，這座制造重鎮，能否就此蛻變為真正的“智造引擎”？

重慶近憂與遠慮的雙重驅動

洞見產業先機，傳遞智庫思想

大模型技術應用正在開啟人工智能終端的新紀元。

從AI手機、AI電腦到具身智能機器人、智能可穿戴終端等，這場終端變革不僅將重塑產業生態，更將催生萬億級新市場。

面對這場決定未來的競賽，各大城市都已全力押注。

而在重慶，這場競賽被賦予了更深層的意義。

其最新發布的人工智能終端產業創新蝶變行動計劃（征求意見稿），核心是打響一場關乎城市產業命運的雙線戰役。

重慶的產業現實折射出中國制造的深層挑戰。

“全球每三臺筆記本電腦就有一臺重慶造”的規模神話背后，是加工貿易占比高達38.3%（2024年數據）的嚴峻現實。

這種“兩頭在外”的模式，讓重慶電子信息產業陷入雙重困境：利潤空間被極限壓縮，代工企業僅能賺取微薄的加工費；

同時，隨著全球供應鏈從“效率優先”向“安全優先”的重構，讓高度依賴國際市場的加工貿易充滿不確定性。

正是在這種價值焦慮與生存危機的倒逼之下，能否抓住AI終端的歷史機遇，已成為衡量重慶產業轉型成敗的關鍵標尺。

因此，發展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終端，對重慶而言是關乎其制造業命運的“必選項”。

其核心邏輯就在于，必須為龐大的終端制造體系找到一條降低代工依賴的突圍之路：

通過對現有筆電、手機等進行“AI前裝”與智能化改造，將外部輸入的大模型與自身強大的“制造能力”深度融合，從根本上扭轉價值倒掛的局面。

然而，重慶的產業雄心遠不止于存量升級。

在具身智能機器人、智能穿戴終端等決定未來的新賽道上，重慶同樣亟需卡位布局，這不僅是培育新增長點的需要，更是避免在下一代產業競爭中再度落后的關鍵。

現實是嚴峻的。盡管重慶早在2011年便提出建設“全球機器人之都”的構想，但當前的產業形態仍以傳統工業機器人為主。

在需要深度融合人工智能的具身智能領域，已明顯滯后于北京、深圳、杭州等國內先進地區。

挑戰之中，雖不乏魯班研究院LB-1人形機器人在國際賽事奪冠、七騰機器人在特種場景深度應用這樣的技術火花，但它們尚未形成燎原之勢。

而將藍圖付諸現實，重慶的底氣源于其產業土壤中已深深扎根的三大基石。

首先，電子信息制造基座。重慶新型顯示、功率半導體、集成電路等核心環節的能級提升，正推動其從“組裝基地”向“核心部件供給地”轉型，為AI終端提供了從圖紙到量產的最短路徑。

其次，是工業機器人領域十余年的積累 —— 以“工業機械臂”為核心的發展，沉淀了精密制造、運動控制能力。

這份能力，正是實現從“執行重復命令”向“自主感知決策”跨越的產業母體。

更重要的是，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產業驗證的“技術先行優勢”。

長安、賽力斯、千里智駕等企業在自動駕駛、智能座艙的研發中，已率先完成對大模型等AI技術的消化與場景化應用。

這無異于一場大規模的“產業預演”，為重慶打通了AI能力從實驗室注入高端制造產品的完整通道。

更深層的影響在于，這場成功的實踐顯著提升了重慶“人工智能+”的發展氛圍與產業水平。

其最直接的體現，長安汽車已明確布局人形機器人，賽力斯也專門成立智能機器人公司。

它們的入場，不僅帶來了資金與研發實力，更標志著重慶的AI終端產業，邁入了龍頭鏈主企業實質性下場驅動的新階段。

而真正決定其格局的，是對算力基礎設施的前瞻布局。

通過積極參與 “東數西算” 國家工程，重慶的目標明確：從服務本地的“產業賦能者”，升級為面向區域的 “智能算力服務商” ，旨在西部數字格局中占據關鍵生態位。

至此，重慶的產業雄心已躍然紙上：

它并非在模仿誰，而是要走通一條根植于制造基因的獨特道路——

將電子信息產業的規模優勢、機器人領域的控制能力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的智能實踐進行系統性的融合與再造。

路徑分野：重慶與深杭差異化競爭

洞見產業先機，傳遞智庫思想

深圳與杭州，作為毋庸置疑的領跑者，已各自定義了產業升級的一種極致。

深圳憑借其在消費電子領域積累的全球級產業鏈與品牌優勢，選擇了 “全產業鏈市場引領” 的路徑。

其目標：到2026年，產業規模劍指8000億至10000億元，終端產量突破1.5億臺。

這一路徑的底層邏輯，是規模與品牌的驅動——依托從芯片、模組到整機的完備生態和華為、大疆等世界級品牌，在全品類終端上進行全景式創新，旨在定義全球AI硬件的未來標準。

杭州則另辟蹊徑，依托其在電子商務、云計算領域的深厚積淀及“DeepSeek”“通義千問”等頭部開源大模型，開創了 “模型生態賦能” 的模式。

其目標規模（2027年3000億元）雖較深圳更為審慎，但戰略焦點清晰：通過設立年度2.5億元的“算力券”、支持開源社區等舉措，精準降低企業創新門檻，滋養技術創新土壤。

其本質是技術與生態的驅動，目標并非制造端的全面領先，而是培育AI終端新物種的繁茂雨林。

這兩大路徑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其城市產業基因在AI時代的必然延伸。

深圳的強大，根植于其完整的電子信息產業鏈的硬件能力與全球市場網絡；杭州的特色，則源于其“數字之都”的軟件生態與模式創新能力。它們基于自身的絕對長板，定義了賽道。

因此，重慶的“4000億元”產業目標與“20款爆款產品”，其內涵與深圳的“萬億規模”有著本質不同。

它并非單一地追求消費端的數量規模，也非完全轉向工業領域，而是追求一種基于制造生態的融合創新。

其發展路徑呈現出清晰的“雙輪驅動”格局：

重慶的路徑可歸結為 “存量升級”與“增量開拓”的雙軌并行：

一方面通過對現有筆電、手機等進行“AI前裝”，實現價值鏈攀升；

另一方面憑借制造底蘊，在工業機器人、專用AI計算機等“AI+制造”賽道建立差異化優勢。

這場競合的本質，是不同產業邏輯下的平行競賽，而非零和博弈。

重慶的探索，關乎一個更具普世意義的命題：

一個傳統的制造業重鎮，能否以其實體基因和系統制造能力為基石，同時完成存量產業的升級與增量賽道的開拓，從而走出一條獨特的轉型升級之路。

重慶挑戰：轉型路上的三重門

洞見產業先機，傳遞智庫思想

藍圖已然繪就，但前路并非坦途。重慶的AI終端產業要真正實現蝶變，必須跨越三道關鍵門檻。

而它的起點，并不樂觀——2024年，重慶人工智能核心產業規模僅為171億元，約為成都的六分之一。

首要挑戰在于政府與市場的平衡藝術。

在產業啟動初期，政府的“有形之手”通過“揭榜掛帥”等機制集中資源攻關確有必要。

但隨著產業走向深入，需要警惕資源配置的效率問題——如何確保支持真正流向最具創新力的企業，而非催生依賴政策的“溫室花朵”？

更值得思考的是，如何在適當的時機完成從“政府主導”到“市場主導”的平穩過渡，避免過度規劃抑制市場自發的創新活力。這個治理能力的考驗，遠比技術突破更為復雜。

人才短板是另一個亟待突破的瓶頸。與深圳、杭州相比，重慶在吸引頂尖AI人才方面面臨天然劣勢。

不僅缺乏具有全球視野的領軍人物，精通AI技術與制造業的復合型人才更是鳳毛麟角。

當前的人才政策偏重引進，如何構建可持續的人才培養體系，形成“引得來、留得住、用得好”的良性循環，將直接影響產業創新的后勁。

產業生態的培育同樣任重道遠，其最突出的制約在于算力這一新型基礎設施的嚴重不足。

據業界專家數據，2024年重慶市總算力需求缺口高達37%，且在全國的算力排名中處于靠后位置。

這不僅直接制約了企業的研發與創新，其算力所需的電力能源競爭力偏弱，更從底層抬高了整個產業發展的成本。

重慶雖具備制造基礎，但在風險投資、創新文化等軟環境上仍有明顯差距。龍頭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尚未形成緊密的協同創新網絡，科研成果從實驗室到產業化的通道還不夠順暢。

更重要的是，四大專項行動需要打破各自為戰的局面，通過市場化的協作機制實現真正的“化學反應”，而非停留在規劃層面的簡單疊加。

這些挑戰相互交織，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命題：重慶能否在保持制造優勢的同時，快速彌補在產業規模、算力基建和人才儲備上的巨大落差，培育出適應AI時代的新型創新生態？

這不僅需要政策的精準施策，更需要市場主體的積極作為。

從“制造重鎮”到“智造引擎”的蛻變，本質上是一場涉及產業發展模式、創新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全面變革。

在這場產業變革中，重慶既要保持戰略定力，又要展現足夠的轉型智慧。

如何在發揮政府引導作用的同時激發市場活力，如何在彌補人才短板的同時優化創新生態，將決定這場產業蝶變的最終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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