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判死刑時他坦然大笑，死后，妻子才知娶她別有所圖，卻不恨他

在給妻子的遺書中，他寫道：“把孩子撫養成人后告訴他，父親是怎樣死的。教育孩子一定要繼承父志，完成未竟事業”。

王孝和出生在上海的一個貧苦船工家里，1941年，他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1943年，在黨組織的安排下，王孝和進入美商上海電力公司火力發電廠控制室工作，在這里，他積極組織工人開展斗爭。

王孝和的妻子忻玉瑛是一個樸實的鄉下姑娘，兩人初次見面，忻玉瑛穿了一身粗布衣服，留著短頭發，美中不足的是，忻玉瑛“沒文化”。忻玉瑛不知道，這將會成為王孝和迎娶自己的重要原因。

其實，兩人屬于父母包辦婚姻，然而，到了適婚的年紀，王孝和卻沒有半點表示，忻玉瑛有點著急。不僅如此，王孝和的母親也坐不住了，兒子必須得給她一個交代。

兩人再次見面時，忻玉瑛已經18歲。只是，兩人見面后，王孝和問了她幾個莫名其妙的問題，其中一個涉及到鄉下的局勢。

忻玉瑛是一張白紙，他問什么她回答什么，后來她才知道，原來，這些問題是組織想要知道的答案。

王孝和將自己和忻玉瑛的問答上報給組織，之后，他的直接領導告訴王孝和：

“鄉下姑娘好，樸實，單純，對我們開展工作有好處，不識字更有利于我們的工作......”

與此同時，組織上希望忻玉瑛可以協助組織開展工作，故而，每次和忻玉瑛見面，王孝和都會幫她識字，還經常讀一些報紙給她聽，使忻玉瑛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

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兩人結婚了。

婚后，忻玉瑛發現丈夫特別忙，每天都要很晚才會回家，她擔心丈夫累壞了身體，見面后總是想要嘮叨幾句。更讓她難以理解的是，王孝和經常邀請一些朋友到家里，他們一談就是大半夜。

這些朋友之中有一個叫孫大椿的同志，他一來就和王孝和談個不停，一天晚上，孫大椿剛走，忻玉瑛就嘮叨了兩句：

“這個大塊頭真討厭，一屁股坐下來就不肯走，弄得人家睡覺也沒有地方睡,”

王孝和笑著和她解釋：“怪別人做啥?就算是我不好，我在這里向你道歉。”說完，深深地向玉瑛一鞠躬，忻玉瑛哭笑不得。接著，王孝和補充道:“孫大椿是一個非常好的人......老孫就頂恨這個社會，他要幫助窮人跟黑暗勢力斗爭，要幫助窮人直起腰來……

“難道你們這樣子忙著，就可以把黑暗勢力打倒了嗎?”玉瑛不解。

“光我們幾個人當然不行，要改造一個社會，必須大家都來出力，如果大家都躲在家里，事情就辦不好了。”話落，王孝和解釋自己在工會工作，所以回家晚了一點。

在多次的談話中，忻玉瑛的思想覺悟也隨之提高，也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對王孝和早出晚歸的行動再也沒有半點抱怨，不僅如此，就連她自己都主動投身到革命斗爭中，。

然而，1948年，上海申新九廠工人大罷工，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鎮壓，上海地下黨組織發起了支援“申九”工人的運動。王孝和立刻領導電廠工人展開斗爭，引起敵人的注意，同年四月二十一日清晨，他在上海廬山，遭到國民黨特務的攔路截擊，不幸被捕。

其實，在此之前，國民黨曾對王孝和不停地摸底和試探，還曾誘逼他參加國民黨，可他給出的理由毫無例外都是“對政治不感興趣”，巧妙的拒絕。之后，在上級指示和工人的要求下，王孝和動員全廠的工人佩戴黑紗，用實際行動抗議反動派的血腥暴行，這才讓敵人下定決心拔掉王孝和這顆“釘子。”

丈夫被捕后，忻玉瑛沒有哭天搶地，而是在黨的幫助下，四處奔走呼號，積極聲援王孝和的出獄斗爭。

王孝和被關押期間，忻玉瑛身懷有孕，她卻仍舊堅持每天去獄中給王孝和送飯送菜。

王孝和被關押期間，受盡酷刑，可是，即便如此，他也沒有透露半分共產黨的消息。反動派對他無計可施，最后竟然蓄意將其殺害。

就義前四天，王孝和和難友們要來了草紙和一支禿頭毛筆，寫就了一封含血帶淚的遺書。

給父母寫完信后，王孝和又提筆給自己將要臨產的妻子寫了遺書。

1948年9月30日，五六個國民黨法警闖進牢房，王孝和從容不迫的站起來，和自己朝夕相處的難友們告別。

上午十點，王孝和同志英勇就義。

一直到忻玉瑛讀到遺書，她才知道，原來當年王孝和答應和自己結婚，是為了革命。可是，忻玉瑛能感受的出來，他們在朝夕相處間，王孝和早就喜歡和愛上了自己，而他們的感情中還有革命的加固，更顯得難能可貴，可惜，上天掠奪了他們享受幸福的權利，毫不留情的將王孝和離開。

忻玉瑛心里明白，王孝和是在為更多家庭的幸福而努力和奮斗，即便再來千千萬萬次，他還是會毫不猶豫的走上革命的道路，即便這條路充滿荊棘，即便這條路需要他獻出自己的生命。

行刑之前，王孝和坦然大笑，他知道，終有一日，革命會成功，倘若他還活著，看到如今的盛世，應當也會仰天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