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義”與“利”之爭，其實孟子并不迂腐

在讀《孟子》的時候，一開始小君是有疑問的。

了解過《史記》中所記載的孟子的行程，孟子是先到齊國未受齊威王重視后到了宋國提出了輕賦稅的主張，而后到了滕國提出“民有恒常”和“井田制”之后才到了魏國見魏惠王，也就是《孟子》中的梁惠王。

既然如此，《孟子》為何不依時間順序來記錄孟子的行程，卻將孟子見魏惠王放在全書的最開始呢？難道是因為梁惠王比齊威王牛么？顯然不是。在通讀《孟子》之后，我才了解，之所以將與魏惠王的對話放在最開始，是因為義利之辯論是孟子學說的核心要點之一。

彼時，魏國的處境相當困難。先是與齊國的大戰敗北，失去了大將龐涓。之后又敗給了秦國丟了河西之地，魏惠王的弟弟公子卯都被人抓去當人質了。這還沒完，南邊的楚國又趁虛而入，掠走八邑。魏國再這么輸下去估摸著老本都要賠光了。

所以在此國家艱難的情況下，魏惠王初見孟子時最想聽到的就是有利于保全國家，挽救局面的利好方案。而這就是魏惠王所在意的“利”。因此，魏惠王見孟子開口便直接了當的問：“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足見魏惠王之急切。但是，孟子開口便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這，談不攏，根本談不攏嘛。

我們知道，在孟子之前“義”與“利”的關系似乎就是對立的。孔子便曾說過，“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其實這句話后人也有所誤解，我們之后再聊。不過從小君之前關于“義”的文章，我們便知道“義”本就帶有奉獻與自我犧牲的意義，而“利”則是為自身謀求利益的意思。奉獻與利益，如何看都是背道而馳的概念。

若這般看來，孟子若真以“義”來應對魏惠王之“利”，還真是相當迂腐啊。

但孟子雖說游歷各國并不太待見，且有著自己堅守的價值觀，但也絕非是個不通人情世故迂腐之人。因此，孟子在與魏惠王的對話中，并沒有將“義”與“利”完全對立。而是擴大的利的價值和內涵，對比了小利與大利的效用罷了。

對于孟子來說，但追求眼前的富國強兵不過是小利，但若能從任意著手，才是根本上的大利。只可惜，對于當時的魏惠王來說，孟子所描繪的美好前景太過遙遠，完全解不了他當下的燃眉之急，因此這場小利與大利之爭必然是沒有結果的。

更可惜的是后世的儒者們卻以“義”與“利”的對立來解讀孟子與魏惠王的這段對話。既顯得魏惠王的“利”狹隘淺薄，也使得孟子的“義”顯得迂腐不合時宜。

事實上，“義”與“利”并不矛盾，也沒有絕對的壁壘，對此古人也早有闡述。不過今天由于篇幅原因，我們下回繼續聊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