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的馬基雅維利時刻

巴勒斯坦的馬基雅維利時刻

——當“正義”成為權力的遮羞布，誰還在乎巴勒斯坦人怎么活？

當 2023 年 10 月 7 日哈馬斯的火箭彈劃破加沙邊境的黎明時，巴勒斯坦政治秩序耗盡最后一絲合法性后，被迫邁入的 “馬基雅維利時刻”—— 不是波考克筆下共和政體重生或墮落的臨界點，而是一場四方共謀的政治虛無主義盛宴。波考克定義的 “馬基雅維利時刻”，以制度德性耗盡、非常手段登場、秩序走向抉擇為核心，而在巴勒斯坦的語境里，這套邏輯被徹底改寫：德性成了可透支的 “合法性現金流”，非常手段淪為掩蓋殖民本質的遮羞布，最終的抉擇不是共和或專制，而是讓 “政治” 本身從巴勒斯坦的土地上消失。而真正的巴勒斯坦人——那些不隸屬于哈馬斯也不效忠法塔赫的普通人——被剝奪了發聲權，成了這場“馬基雅維利劇場”的沉默道具。

哈馬斯對以色列的突襲，被許多人（特別是東大人）浪漫化為“反殖民武裝起義”。但哈馬斯不是民族解放陣線，而是一個瀕臨政治破產的政權。加沙地帶230萬人口，失業率高達50%，青年失業更是突破70%，基礎設施崩潰，飲用水90%不符合世衛標準。哈馬斯治下的加沙，不是被“圍困”，而是被“治理”成了一個巨大的露天監獄——而哈馬斯自己就是獄卒之一。

10月7日的襲擊，不是“戰略”，而是“戰術性自殺”——用平民血肉做籌碼，換取政治存在感。馬基雅維利說：“若不能贏得愛戴，便應制造恐懼。”哈馬斯治理無能既無法讓加沙人民愛戴，軍事上絕對劣勢也無法讓以色列恐懼，于是它選擇制造“道德震驚”——用以色列平民的鮮血，強行把自己重新塞進國際議程。這是一次典型的“新君主”式行動：通過制造例外狀態，打破政治僵局，重新確立自身合法性。只不過，這個“新君主”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政權，它用別人的命，賭自己的政治續命。

法塔赫控制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PA），在國際社會眼中是“溫和派”，在巴勒斯坦內部卻被廣泛視為“以色列的殖民”分包商”。它維持著一種荒誕的“無國家之統治”：有政府、有警察、有總統，卻沒有主權、沒有領土、沒有貨幣。它的財政依賴于歐盟和海灣國家的援助，它的安全合作依賴于以色列的情報。它存在的最大功能，不是“建國”，而是“維穩”——替以色列鎮壓約旦河西岸的激進勢力，換取一點點“自治”的幻覺。

這不是“賣國”，因為“國”根本不存在。這是馬基雅維利所說的“腐敗共和國的自我維持”——一個制度已經失去了德性，只能靠外部補貼和內部鎮壓來延緩崩潰。法塔赫的“馬基雅維利時刻”在于：它明知“兩國方案”已死，卻還要繼續表演“和平進程”，因為它不敢面對那個更可怕的問題——如果不做以色列的輔警，它還能做什么？它不敢承認：自己已經從“民族代表”墮落成了“殖民中介”。

2023.10.7哈馬斯恐怖主義活動共造成1200多人死亡，6000余人受傷，挾持人質253名。除了長期積累反恐的仇恨后，以色列主要是以“自衛權”與“反恐戰爭”發起這次加沙軍事行動的。由于哈馬斯威逼加沙平民擋箭牌掩護，以色列在軍事行動造成了數量巨大的傷亡，引至國際社會的一致強烈譴責。但真正的馬基雅維利問題在于：一個民主國家，是否可以為了“消滅敵人”而系統性摧毀一個平民社會？

以色列的“馬基雅維利時刻”不在于它使用了暴力——所有國家都使用暴力——而在于它把暴力“去政治化”，以 “被迫回應”為借口把平民死亡說成是“悲劇但不可避免”。這種敘事并非完全沒道理，但無否完全解釋加沙平民的大量死亡，以及存在的人道主義危機。以色列不能說服世界相信在加沙今天這種慘境完全與其軍事行動無關。以色列作為中東憲政民主發達國家，通過不斷重申“我們是有道德的”這種“道德自我免疫”宣揚并不能掩蓋暴力本身的傷害性。

但真正的馬基雅維利問題是：為了營救人質，為了消滅隱藏在平民中的哈馬斯，以色列被迫用暴力去摧毀了一個社會的全部基礎設施，去軍事化的加沙，事實上也是一個“去社會化”的加沙——一個沒有學校、沒有醫院、沒有法院、沒有經濟、沒有希望的社會。以色列消滅哈馬斯的“勝利”如果是建立在230萬人的廢墟上，這不僅無法贏得以后的安全，更可能加深了民族間永久的敵意。以色列無論戰略上，戰術上也是不斷在道德上自我閹割。

歐盟、美國、聯合國、海灣國家——所有“國際社會”的角色，都在表演“關切”。但關切的不是巴勒斯坦人的命運，而是“局勢升級”帶來的政治成本。他們呼吁“人道主義暫?！?，不是為了讓巴勒斯坦人活，而是為了讓自己的道德困境“可管理”。

這是當代“馬基雅維利時刻”的最精致版本：不需要集中營，只需要封鎖；不需要種族滅絕，只需要附帶損害；不需要直接統治，只需要“人道主義管理”。國際社會對巴勒斯坦的政策，譴責以色列，公開承認巴勒斯坦國，支援化解加沙人道主義危機問題等等，但這些行動不是“解決”，而是“延緩”——延緩沖突爆發，延緩政治清算，延緩道德崩潰。巴勒斯坦人不是被“壓迫”，而是被“管理”——像難民、像人口、像問題，但從不被當作“政治主體”。

哈馬斯、法塔赫、以色列、國際社會——都在參與一場巨大的“去政治化”工程：把加沙及巴勒斯坦問題從“殖民問題”降格為“人道主義危機”，從“主權問題”轉化為“安全議題”，從“政治斗爭”簡化為“文明沖突”。

但真正的“馬基雅維利時刻”在于：巴勒斯坦人被系統性地剝奪了“政治存在的權利”。這是一個沒有“人民”的民族問題。巴勒斯坦人被困在“人道主義”與“恐怖主義”之間的雙重牢籠：要么成為哈馬斯般的恐怖分子，要么成為人道主義對象。就算被國際絕多數國家承認巴勒斯坦國，由于民族團結自決問題，由于長期恐怖主義敵對問題…，巴勒斯坦人從來沒辦法被當作“政治主體”——一個可以談判、可以負責、可以代表巴勒斯坦人的真正主體。

巴勒斯坦的“馬基雅維利時刻”不會以“建國”或“勝利”告終，它只會以政治虛無主義收場：所有參與者都深知現狀不可持續，卻都沒有動力改變它。哈馬斯需要敵人來維持合法性，以色列需要營救人質并消滅哈馬斯，法塔赫需要僵局來維持生存，國際社會需要“人道主義”來掩蓋不作為。

而巴勒斯坦人？他們被要求“選擇”：是支持哈馬斯，還是支持法塔赫？是支持暴力，還是支持和平？但真正的馬基雅維利問題是：他們從未被允許選擇“政治”本身——選擇成為公民、成為主權者、成為歷史的主體。

這不是“兩國方案”或“一國方案”的問題，這是“有沒有方案”的問題。而當所有人都開始默認“沒有方案”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時，巴勒斯坦的“馬基雅維利時刻”才真正完成：不是共和國的崩潰，而是政治本身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