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鄉村通行權糾紛的委屈：趙汝強的權益捍衛之路

在貴州仁懷合馬鎮聯合村，一條本應承載鄰里便利的“通行路”，卻將村民趙汝強拖入了長達數年的權益捍衛漩渦。作為土生土長的本地人，他并非要刻意阻礙鄰里通行，而是在捍衛自身合法權益、堅守土地法規底線，更在守護家人居住的危房安全。這場糾紛的背后，是鄉村個體在法律條文與現實執行的碰撞中，遭遇的事實扭曲、程序缺位與權益漠視，每一步都寫滿無奈與執著。

2019年的那場口頭修路協議，從一開始就為趙汝強的權益捍衛埋下了隱患。當時，他與村民王某的父親王某林達成約定：王某林以“三角田”等三塊土地作為交換，獲取趙汝強家院壩的通行權，而趙汝強則計劃將自家豬圈遷入“三角田”，解決養殖場地問題。這本是一場互利的鄰里約定，卻因王某林的單方面違約徹底變質——他未按約定交付“三角田”，反而將其用于埋葬王某的母親，直接導致趙汝強的豬圈搬遷計劃落空，協議的核心置換目的完全無法實現。

更關鍵的是，王某在后續操作中，竟在未與趙汝強協商、未辦理任何合法手續的前提下，擅自將自己承包的土地永久基本農田保護區劃入修路。根據相關法規定，永久基本農田經依法劃定后，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變其用途。這意味著，王某主張的“通行馬路”從規劃階段就觸碰了法律紅線，其要求通行的訴求本身就缺乏合法基礎，本質上屬于違法占用永久基本農田的行為。

在一審訴訟中，趙汝強首先明確提出核心異議：王某并非2019年口頭協議的締約主體，真正的協議相對方是王某林，因此王某不具備提起訴訟的適格原告身份。然而，一審F院僅依據王某林的單方陳述，就直接認定王某主體適格，完全無視協議原始締約主體的事實，屬于明顯的事實認定錯誤，從訴訟起點就剝奪了趙汝強的合法抗辯基礎。

與此同時，趙汝強反復強調，自家房屋已被認定為危房，政F部門多次上門告誡需警惕安全風險，若允許車輛在院壩通行，產生的震動必然加劇房屋坍塌隱患。但一審F院以“未提供充分證據”為由，對這一關乎人身安全的關鍵主張不予采信，卻對王某單方面提交的陳述材料全盤接納，證據采信標準明顯失衡，未能秉持司法應有的公平公正原則。

進入二審程序后，趙汝強補充提交了政F部門出具的房屋安全警示說明，試圖證明危房通行的風險，但二審F院未對這份關鍵證據進行實質性審查，便徑直作出維持原判的裁定，對房屋安全這一核心爭議點未作任何回應，相當于變相忽視了趙汝強的基本居住安全權益。

當趙汝強向貴州高級F院申請再審時，為了強化房屋安全的主張，他專門委托專業機構出具了房屋安全鑒定報告，明確指出“車輛通行震動會導致房屋結構損傷加劇”。然而，這份科學報告卻因“系當事人自行委托”被認定為“不構成新證據”，無法作為案件審理的有效依據。這種對當事人舉證權利的不合理限制，實質上剝奪了趙汝強通過專業證據支撐自身主張的機會，讓他的權益捍衛之路再添一道壁壘。

更令人費解的是，遵義J察院在受理趙汝強的監督申請時，同樣未對“修路土地屬永久基本農田”這一核心違法事實進行審查，僅以“口頭協議具備法律效力”為由駁回監督申請，導致司法程序對關鍵違法情節的審查徹底缺位，未能發揮法律監督應有的糾錯功能。

在案件執行階段，仁懷市F院最初的裁定本是對法律與現實的客觀考量——以“涉案土地屬永久基本農田、案外人明確反對通行、場地存在自然高差不具備通行條件”為由，裁定終結執行。這一結果，本是對土地法規的尊重，也是對趙汝強合法權益的初步維護。

但在王某提出執行異議后，F院卻推翻此前的合理裁定，作出恢復執行的決定。這種前后矛盾的執行邏輯，不僅讓趙汝強對司法裁判的穩定性產生質疑，更讓他陷入“依法捍衛權益卻要配合違法要求”的荒誕處境。

從現場實際情況來看，趙汝強在院壩內砌筑的長4.8米、高1.8米的磚墻，并非刻意阻礙通行的“障礙”，而是應對危房安全風險的必要防護措施——通過物理隔離防止車輛靠近，避免震動對房屋結構造成進一步破壞。反觀王某主張的“通行馬路”，既未取得國土部門的審批手續，又占用了受法律嚴格保護的永久基本農田，屬于典型的違法占地行為。F院已強制執行安排大批執法人員拆除防護磚墻，讓趙汝強為違法占地行為“讓行”，這既是對違法事實的縱容，更是對法律嚴肅性的損害。

趙汝強的權益捍衛之路，是鄉村法治建設中個體權利與基層執行、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碰撞的鮮活樣本。他并非固執“不讓路”，而是守護合法權益、敬畏法律底線，更是期盼“司法為民”落地。

在此強烈呼吁相關部門：立即介入核查此案土地性質認定、司法程序推進中的偏差，糾治基層執行漏洞，保障當事人舉證權利與實體正義；迅速優化適配鄉村口頭約定習慣的證據規則，強化土地法規基層宣講與執行審查，為村民打通高效權益救濟通道！

唯有以鐵腕監督與硬核保障，才能讓趙汝強們在權益受損時不再獨自承受程序之苦，讓公平正義真正扎根鄉村每一寸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