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對華態度轉向背后：美國戰略回調與全球格局的深層變局

文｜陳光平

2025年以來，中美關系在經貿、軍事等多領域的互動呈現出顯著新態勢。過去八個月的關稅交鋒中，美國從最初的“信心滿滿”到后期的“步步后退”，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態度更是被英國《金融時報》直接定義為“180度大轉彎”。這一轉變不僅折射出美國國內經濟與戰略實力的現實困境，更牽動著全球地緣政治與經濟合作格局的走向，其背后的邏輯與影響值得深入剖析。

回溯此次中美關稅博弈的起點，美國政府曾試圖通過加征關稅給中國制造出口障礙，在經貿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彼時，美方對自身經濟韌性與對華施壓能力抱有過高預期，認為憑借關稅杠桿就能打亂中國產業鏈節奏，迫使中國在經貿談判中讓步。然而，現實走向卻與美方設想大相徑庭——中國依托完整的產業鏈體系、強大的制造業基礎與超大規模國內市場，迅速完成戰略調整：一方面通過優化出口結構、拓展新興市場，降低對美出口依賴；另一方面加大內需挖掘，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經濟格局有效對沖了外部沖擊，穩穩接住了美方的關稅攻勢。

反觀美國，關稅戰的“反噬效應”迅速顯現。關稅上漲直接導致美國國內進口商品價格飆升，疊加能源與勞動力成本上漲，通貨膨脹壓力持續高企，普通民眾生活成本顯著增加。與此同時，美國企業尤其是依賴中國供應鏈的制造業企業，面臨原材料價格上漲、供應鏈中斷等多重難題，部分企業不得不將生產線轉移至其他國家，卻又面臨成本更高、配套不完善的困境，出口競爭力大幅下滑。據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25年第二季度，美國對華出口額同比下降12%，而國內制造業PMI（采購經理人指數）連續三個月低于榮枯線，經濟下行壓力讓美國政府不得不重新審視關稅政策的合理性。

在經濟壓力倒逼下，中美高層經貿會談從最初的“氣氛緊張”逐步轉向“緩和對話”，且美方的讓步姿態一次比一次明顯。從同意取消部分對華商品關稅，到承諾重啟中美經貿合作工作組，再到在技術出口管制領域適度松綁，美方的每一步調整都傳遞出“尋求務實合作”的信號。這背后不僅是美國國內經濟的“燃眉之急”，更反映出美方逐漸認清現實：在全球經濟高度一體化的今天，中國已成為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核心節點，與中國搞“脫鉤斷鏈”不僅會讓美國企業錯失巨大市場，更會對全球經濟穩定造成沖擊。正如《金融時報》專欄文章所指出的，“美國政界在‘對華強硬’上的表面共識，終究抵不過國內經濟與企業利益的現實需求”。

如果說經貿領域的困境是特朗普政府對華態度轉向的“直接誘因”，那么美國戰略實力與全球野心的失衡，則是更深層次的“根本邏輯”。近期，美國防長公開表態“不尋求與中國沖突”，國務卿在與王毅外長會談時語氣明顯軟化，甚至五角大樓內部流出備忘錄，建議將戰略重點從中國（包括臺灣問題）轉向地區事務和本土安全。這一系列舉動標志著美國從奧巴馬時期“重返亞洲”、特朗普第一任期“印太戰略”的激進擴張，進入到第二任期的“戰略回調”階段。

究其原因，美軍實力已難以支撐其“全球霸權”野心。近年來，美國軍費開支雖持續高企，但軍費分配分散在全球各地軍事基地維護、新型武器研發與海外軍事行動中，導致針對“大國競爭”的戰略資源被稀釋。與此同時，中國軍事實力的穩步提升，尤其是在海軍艦艇、高超音速武器、防空反導系統等領域的突破，形成了強大的戰略威懾力，讓美國意識到“與中國發生沖突的代價遠超其承受能力”。一旦美國執意踩“一個中國”紅線，插手中國內政，不僅可能重創其在亞太的軍事布局，還會引發全球戰略連鎖崩盤，最終陷入“顧此失彼”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態度變化，更凸顯出其“利益優先”的戰略本質。長期以來，美國將臺灣地區視為“遏制中國發展”的“棋子”，尤其看重臺灣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中的地位——臺灣地區的臺積電等企業在先進制程芯片領域占據重要份額，美國曾試圖通過控制臺灣半導體產業，遏制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但《金融時報》文章推測，“一旦美國本土芯片產業實現自主化，其對‘保護臺灣’的熱情將大幅下降”。這一判斷直指美國對臺政策的核心邏輯：經濟利益才是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根本出發點，所謂“安全承諾”本質上是服務于其自身戰略與經濟利益的工具。隨著中國在半導體領域的自主創新加速，美國通過臺灣遏制中國科技發展的企圖逐漸落空，其對臺政策的“功利性”也愈發暴露無遺。

特朗普政府對華態度的轉向，不僅影響中美雙邊關系，更在全球格局層面引發連鎖反應。當前，世界格局正經歷深刻調整，區域合作取代“陣營對抗”成為主流趨勢，而中國憑借經濟穩定、市場廣闊、科技創新與開放合作的姿態，成為全球多國尋求合作的重要伙伴。在亞洲，東盟與中國的貿易額連續多年突破萬億美元，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生效后，雙方在產業鏈整合、關稅減免等領域的合作進一步深化，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加速；在非洲，“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基礎設施項目如鐵路、港口、電力工程等，幫助非洲國家補齊發展短板，2025年中非貿易額同比增長8%，中國連續14年成為非洲最大貿易伙伴；在拉美，中國與巴西、阿根廷等國家的合作從能源、農業拓展至科技、數字經濟領域，中國已成為巴西最大的貿易伙伴，雙方在新能源汽車、光伏產業等領域的投資合作成效顯著。

這些合作成果不僅推動了相關國家的經濟發展，更構建起“互利共贏”的全球合作網絡。然而，美國為維持其霸權地位，對中國與其他國家的正常合作充滿警惕，動輒以“國家安全”為由進行干涉，試圖推動“陣營化”“小圈子”，干擾區域合作進程。例如，美國曾試圖說服拉美國家加入“印太經濟框架”，卻因該框架缺乏實質性合作內容、充滿政治附加條件而遭到冷遇；在非洲，美國推出的“重建更好世界”倡議因資金不到位、項目進展緩慢，遠不及“一帶一路”倡議的務實成效。美國的這些舉動不僅違背了全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也給地區穩定與全球治理帶來了負面影響。

不過，美國試圖通過“新版門羅主義”將中國影響力擋在西半球之外的企圖，早已難以實現。如今，中國在拉美的經濟存在已深度融入當地發展——在秘魯，中國企業參與建設的銅礦項目為當地創造了數萬個就業崗位，同時推動了秘魯礦業產業鏈的升級；在智利，中國與智利的鋰礦合作不僅保障了中國新能源產業的原材料供應，也幫助智利實現了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的轉化。正如《金融時報》文章所指出的，“中國在拉美的影響力源于經濟合作的務實性與互利性，這種深度綁定的經濟關系，絕非美國的政治施壓所能輕易改變”。

從特朗普政府對華態度的轉向中，還能清晰看到美國外交政策的“混亂性”與“短視性”。《金融時報》直言，“想從特朗普的發言中總結出一套完整的外交理論，基本是白費勁”。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決策往往以“短期利益”為導向，缺乏長期戰略規劃，時而強硬施壓，時而務實讓步，政策搖擺不定不僅讓美國的國際信譽受損，也讓其盟友對美國的“可靠性”產生質疑。例如，在對待歐洲盟友的問題上，美國曾因軍費分攤問題與德國、法國等產生分歧，又因能源政策調整讓歐洲陷入能源危機；在亞太地區，美國雖試圖拉攏日本、韓國強化軍事同盟，卻又在經貿問題上對盟友加征關稅，導致盟友間矛盾不斷。這種“利己主義”的外交風格，讓美國在全球范圍內的盟友體系逐漸松動，而中國堅持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觀，正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同。

展望未來，特朗普政府對華態度的轉向或許只是中美關系長期互動中的一個“階段性節點”，但這一轉變所揭示的深層邏輯——美國戰略實力與野心的失衡、全球格局向多極化發展、經濟合作取代對抗成為主流——將長期影響中美關系與全球秩序。對于中國而言，面對美國的戰略調整，需始終保持戰略定力：一方面繼續夯實經濟基礎，強化科技創新，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為應對外部挑戰提供堅實支撐；另一方面堅持對外開放，深化與全球各國的務實合作，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

同時，中國也需清醒認識到，中美之間的競爭與合作將長期并存，短期內完全消除分歧并不現實。但只要中國堅持以自身發展為中心，堅定維護國家主權與核心利益，同時以開放包容的姿態推動中美在經貿、氣候、全球公共衛生等領域的務實合作，就能在復雜的國際格局中把握主動，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更大貢獻。而美國若想真正走出當前的戰略困境，就必須摒棄“霸權思維”與“零和博弈”理念，客觀看待中國發展，與中國共同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這不僅是中美兩國的共同責任，也是全球各國的普遍期待。

注:本文作者系資深媒體人，前海國際傳媒中心總編，前美國《美中時報》社（記者）中國辦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