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遷都？沒可能的

國慶期間的青島游客比暑假少多了，但仍然特別堵，尤其老城區，大量道路只有雙向單車道，十分鐘一公里是常態。青島雖然財政也緊張，但不至于把馬路修寬點的錢都沒有，關鍵是一直延續一百多年前殖民地時期的道路規格，就被限制死了，也只有黃島這樣的新開發區，能把路修寬點。

之所以想到這件事，是因為本周伊朗新總統再次提出遷都，還稱已經向最高領袖提出“必須遷都”的提議，理由是城市規模過度擴張、缺水危機加劇以及地面沉降威脅日益嚴重等等。

這也引發了一些討論，自古遷都無非兩種，一是就食，解決資源供給不足問題；二是另起爐灶，調整利益關系。

前者比如中國五代時期，反復糾結定都長安還是洛陽，從正統性角度當然想定都大唐首都長安，但糧食不足，只能轉到洛陽，而且唐朝鼎盛的時候，皇帝也經常帶著大批人從長安到洛陽，就是為了解決吃飯問題。

后者就太多了，比如武則天遷都洛陽、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這都是針對權力斗爭、新利益集團取代舊利益集團；到了現代，遷都也有調節地區利益分配、發展內陸經濟的目的，比如巴西從沿海的里約熱內盧遷都到高原中心的巴西利亞，就是為了帶動中西部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

伊朗的遷都已經是老話題了，2024年7月佩澤希齊揚上任后不久，就提出將首都從德黑蘭遷移到波斯灣沿線，主要目的是更靠近主要的貿易線路。過去近40年，伊朗國內也一直在反復討論遷都問題，早在1989年就提出過遷都的提議，2003年伊朗東南部發生大地震，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也提出遷都建議。

等到強人內賈德上臺，終于把這件事正式列入日程，當時海地爆發大地震，內賈德就以德黑蘭處于地震帶為由，建議遷移500萬德黑蘭人，也得到了伊朗國家利益委員會的批準；到了2013年至2015年，伊朗議會曾用兩年時間試圖通過一部法律案，這個法律案目的是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專職研究和尋找新首都。

但一直就沒下文。其實伊朗能夠遷移的地方很少，總體上伊朗地理環境跟中國的新疆很像，都是三山夾兩盆的結構，北方山脈擋住了里海的水汽，導致伊朗全國范圍普遍缺水，也很難通過修建運河等人工設施解決德黑蘭嚴重缺水問題，目前向德黑蘭輸水的價格甚至高達30多元一立方米，消耗了伊朗寶貴的國力。

從水資源供給來看，伊朗能夠承載上千萬人口的地方就兩塊，一是里海沿岸平原，二是西南方靠近伊拉克的胡齊斯坦。這次佩澤希齊揚提議的波斯灣沿線，照樣缺水，要想解決幾百萬甚至上千萬人飲水問題，光海水淡化就需要巨大投資。

對伊朗遷都這個話題，小鎮沒多大研究的興趣。不管是真的為了解決水源不足、地面沉降、空氣污染等現實問題，還是想要調節地區發展不平衡，又或者是想著擺脫宗教力量的約束，甚至可能是伊朗內部某些力量想要向美國低頭，于是把首都放在美國航母可以輕松觸達的波斯灣沿海，等等，有很多可以解釋的理由。

但具體原因都不重要，因為根本就搞不起來。伊朗現在就沒有足夠的財力去重建一個新首都，也沒有如此強大的基建能力和基建物資，哪怕只是滿足幾百萬人口需求。現在伊朗有限的資金已經投入到國內在建的幾個大型項目中，就這些項目有的還因為資金不足進展緩慢，至少20年內很難擠出錢來搞新首都，一個新首都至少需要十年的建設周期，大大超越了伊朗總統的普遍任職期限，而伊朗最高領袖今年也已經87歲了。

何況，就算遷都也解決不了伊朗內部德黑蘭獨大的超級中心化問題，上千萬人口的生計，可不是鬧著玩的，再加上伊朗各種勢力盤根錯節，國內矛盾非常尖銳，一旦遷都，就很容易導致內爆，整個國家解體都有可能。

所以新總統提議也僅僅是提議罷了，基本不可能真的落實，不過是出于某種政治考量拋出個話題罷了。

這件事，很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基建的難度，當代中國人生活在基建能力嚴重過剩的時代，嚴重低估了城市基建的難度。

比如新中國成立定都北京，當時林徽因和梁思成提出把行政中心建在北京古城之外的“北京方案”，這幾年也經常被人討論，覺得當年如果聽林徽因和梁思成會不會就不一樣了。

但實際上，這個方案根本就沒有任何可行性，因為哪怕在一五計劃完成后，當時的中國仍然不具備憑空興建一座幾十萬人口城市的能力。當時為慶祝新中國成立十周年，北京搞了“國慶十大工程”，排第一的人民大會堂甚至需要周總理親自協調，而且當時的建筑質量并不好，后來不停地進行內部替換，才慢慢解決了諸多建筑安全隱患。但現在大會堂仍然有不少遺留問題，比如集中空調開啟后的粉塵問題，一打開空調，空氣污染指數直接飚到一百多，甚至有時候能超過200。

剛建國的時候，啥資源都缺。之所以搞大煉鋼鐵，也是為了彌補鋼材不足的問題。別說1959年，就算到了20世紀80年代，都已經改革開放了，那時候也特別缺紅磚，很多鄉村企業家，就是從搞磚廠開始的，紅磚別看不起眼，但需要土和煤的大量供給，改革開放之后很長時間，煤都是被國家重點管控的。

而且還涉及到物流運輸問題。燒磚的土和煤，需要車輛運過來，生產好的磚也需要運出去。當時不少磚廠直接重金懸賞購買卡車，誰能找到門路買到卡車，直接另送一輛卡車的錢作為中介費。哪怕2008年北京辦奧運會的時候，北京都很缺貨車運力，小鎮就認識一位朋友，他大概2006年開始參與奧運會建設，當時自己貸款買了一輛貨車，等奧運會辦完，一輛貨車的個體戶，就變成了擁有幾十輛貨車的物流公司，大賺特賺。

小鎮經常說，中國人目前習以為常的很多生活，也不過十幾年的歷史，所以回顧歷史過往和看待他國的時候，需要特別注意調整思維認知。

基建就是典型，20世紀90年代鋼筋線材都是極其緊俏的物資，那個時候哪怕賣預制板都能發財，直到后來基建物資變得充足，才有了全國范圍的大規模建設，比如2006年開始村村通公路，隨著基建大崛起，也基本杜絕了停水停電等現象。

所以，新中國剛成立的時候，建筑材料就更缺了。當年之所以定都北京，一個特別關鍵的原因是只有北京能提供滿足中央政府辦公所需的大量空置住房，現在北京西邊多軍隊機構，就是因為這一塊從辛丑條約之后就長期是侵華日軍的軍營，有足夠的場地大院，甚至故宮一度都當過集體宿舍，直到1980年前后才搬空，之后作為景區開放。

后來北京城墻被拆，還是因為缺建筑材料，北京老百姓把城墻和北京老建筑拆了，拿到磚用來修補房子。當時人住的房子都不夠，哪來的資格說保護老建筑，更何況由于缺建筑材料，北京城墻、老建筑等不少已經成了危房，拆了反而減少安全隱患。

所以無論林梁的“北京方案”看起來多美，都不具備任何可行性。當年別說憑空建城了，就連搞包鋼這樣的一五重大工程，都需要動員全國力量。甚至就算到了今天，想要建一座新城也很不容易，雄安新區已經開工快10年了，仍然在建設中，更別說伊朗了。

身處物質極大豐富的當代中國人，容易忽略客觀物質條件對決策的限制，會容易猜想背后的人的因素。其實沒必要想太多權力斗爭、利益交換等等，先從客觀的能力限制上想一想，就知道如伊朗遷都這樣的事，有多不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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