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晚年回憶殺楊宇霆，為何說這是他一生最后悔的事兒？

1929年1月10日下午，楊宇霆、常蔭槐以管理中東鐵路為名去找張學良，要求張學良批準成立東北鐵路督辦總署，并要以常蔭槐為督辦。

張學良此前就對楊宇霆跋扈的行為不滿，因此借口以東北剛剛安定，涉及外交的事情應慎重考慮，須從長計議。

楊宇霆、常蔭槐不干，要求張學良立即作出決定，并拿出準備好的文件，強迫張學良簽字。

張學良忍無可忍，拒絕簽字，并與楊、常二人約定吃過晚飯以后再來，在兩人離開以后，張學良召來了遼寧警務處長高紀毅，布置處決楊宇霆、常蔭槐兩人。

當天晚上7時，楊、常兩人如約而至，并至老虎廳等候張學良，沒想到張學良沒來，卻等來了高紀毅、譚海率領的幾名衛士：

“奉長官命:楊宇霆、常蔭槐阻撓國家統一,立予處死,即刻執行。”

因為事發突然，楊宇霆根本來不及反應，就被兩名衛士按倒，并隨后處決。

楊宇霆、常蔭槐之死史稱“揚常而去”，對后來東北的發展影響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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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些反映少帥張學良的電視劇、影片，都傾向于把楊宇霆描繪成一個囂張跋扈、不知進退的形象。反而是電視劇《少帥》中，對張學良、楊宇霆之間復雜的關系演繹得相當出彩。

至少在電視劇《少帥》中，楊宇霆沒有成為一個邊角料，而是個戲份相當沉重的角色。

很多人都以為，楊宇霆是在老帥張作霖死后，才顯露出政治上的野心的，但翻開史料不難發現，楊宇霆政治上的野心其實一直都很大。

根據朱漢國主編、楊群分冊主編《中華民國史 第6卷》記載：

“楊宇霆富有領袖欲，并非不覬覦總司令的位子。但他一直處于參謀地位，很少有機會直接指揮軍隊，只在韓麟春病重時代任三、四方面軍軍團長數月，尚無根基；加上張作霖去世時，楊宇霆氣焰過盛，東北元老對他多無好感因此難以如愿。”

張作霖還在的時候，奉系權力結構分為老派、新派，其中老派就是早年跟隨張作霖從草莽之中起家的那些老伙計，新派則是以新招收的陸大、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等正規院校畢業的軍事人才為主。

當然，新派之中最大的領袖，自然是張學良，但是新派之中派系還分有陸大派、士官派，這兩個派之間爭斗也比較多。

電視劇《少帥》之所以優秀，也是源于劇情中把這一點介紹得非常清楚。

楊宇霆比張作霖小10歲，與張作霖出身草莽不同，楊雖然出身貧苦，但是幼年時就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清末還中國秀才，但后來清政府取消科舉后，楊考入奉天省立中學堂，畢業后入奉天陸軍學校，1906年赴日留學，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與徐樹錚是同學關系。

民國成立后，楊宇霆出任東三省陸軍講武堂炮兵教官，后來又歷任各職。

應該指出的是，當時張作霖雖然已經發跡，但楊宇霆這時候還沒入張作霖麾下，他的任免還是要靠北京政府（當時統治中國的北洋政府）說了算。

1916年，張作霖擠走了段芝貴，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后（袁世凱病死），任張作霖為奉天督軍兼省長。

同年4月，在張作霖任命下，楊宇霆出任了奉天督軍署參謀處長，不久升任督軍署參謀長，軍銜為陸軍少將。

從某種程度上講，楊宇霆是奉系新派人物，但他跟隨老帥時間比較長，屬于是新老過渡階段的人物。

楊宇霆在張作霖麾下，干得最出彩的一件事就是有名的“秦皇島劫械案”。

這還要從北洋政府時期的“府院之爭”說起。

在北洋政府統治時期的中國，發生過兩次府院之爭，一次是1916年至1917年段祺瑞與黎元洪之爭，還有一次就是1917年到1918年馮國璋與段祺瑞之爭。

黎元洪是非北洋派系出身，所以他當上大總統以后，與段祺瑞之間是屬于不同派系爭斗，而馮國璋當上大總統以后，與段祺瑞是屬于北洋派系內部之己的斗爭。

1917年7月，段祺瑞利用張勛復辟趕走了黎元洪，扶持了馮國璋出任大總統，北洋出身的皖系勢力急劇擴張，這也引起了以馮國璋為首的直系的不滿。

為了能扳倒直系，段祺瑞選擇同張作霖的奉系合作，不過張作霖本身是個不見兔子不撒鷹的主，沒有絕對的好處，他是不會真的下場幫段祺瑞。

1918年2月，段祺瑞派干將徐樹錚赴奉天爭取張作霖支持，為了讓張作霖行動，徐樹錚以他在任陸軍總長時期留存的空白的單據，從秦皇島劫走了直系采購的一批武器裝備。張作霖后來用這批裝備，極大的擴充了奉軍的實力。

在得了實際好處后，張作霖果然率領奉軍揮師入關支持皖系，使得已經辭職的段祺瑞復任總理，馮國璋也因失勢被迫下臺。

徐樹錚在第二次府院之爭，憑借其一張巧嘴，縱橫捭闔，使得他在政壇上名聲大噪。而在整件事中，楊宇霆都是作為小角色登臺的，畢竟楊宇霆背后張作霖才是真正的大佬，他不過是利用同學關系與徐樹錚聯系。

也因為促成了這件事，張作霖組建奉軍總司令部后，徐樹錚被張任命為副司令，楊宇霆就任參謀長。

不過，徐樹錚、楊宇霆后來都有些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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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樹錚雖然在政界名聲鵲起，然而以皖系為主導的國內戰爭（皖系為統一全國而發動的軍閥戰爭）卻打得一塌糊涂，特別是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國內和平的聲音遠大于戰爭的聲音，加上后來槍殺陸建章一事，徐的悲劇命運就此注定。

在奉系內部，楊宇霆同徐樹錚勾結的特別緊，甚至在徐的支持下，還打算利用掌握的奉系軍工廠，另外籌建一支新的軍隊。

1918年10月，張作霖一怒之下撤了徐樹錚奉軍副司令（徐同時亦提出辭職），楊宇霆也一同被撤去奉軍參謀長之職。

后來兩年多時間，楊宇霆都是依附于徐樹錚。

這兩年，張作霖因為同皖系鬧翻，選擇支持直系，直系聲勢大漲，并在隨后的直皖戰爭中大獲全勝，皖系就此進入歷史舞臺，

徐樹錚逃到了日本，楊宇霆也就此失勢。

段祺瑞、徐樹錚失勢后，仍不甘心就此落幕，不過始終沒有起色（這全都是后話）。

在干掉皖系后，直系、奉系因為爭權奪利也產生了齟齬。因為直系是英美國家扶持，而皖系是日本扶持，在皖系倒臺以后，日本迫切希望在中國扶持另外一股政治勢力上臺，因而選中了奉系。

1921年，第一次直奉戰爭前，張作霖深感身邊人才匱乏，于是重新請楊宇霆回來任奉軍參謀長。任命為巡、軍兩署總參議，贊劃軍務。當時和王永江（奉天省財政廳長兼代理省長）一整軍備，一理財政，成為張作霖的左膀右臂。

不料形勢急轉直下。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戰爭中，以奉系失利告終，張作霖退守關外自保，張作霖自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后，任命楊宇霆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部總參議，兼任訓練總監。

楊宇霆也就此成為奉系軍閥中掌握實權的人物。

應該指出的是，從楊宇霆上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部總參議開始，奉系中才算是有了新老派系之爭。

楊宇霆雖然是新派的領袖人物，但他主要代表的還是新派中“士官派”，這么一來，也導致了楊宇霆與“陸大派”郭松齡、張學良的對立。

1924年9月，江浙戰爭爆發，張作霖率奉軍二次入關，爆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有了新派的加持后，奉軍如虎添翼，直系被打得節節敗退，更為關鍵的是，當時身為直系將領的馮玉祥突然倒戈，發動北京政變，致使直系陣腳大亂。

盡管段祺瑞被重新擁上臺，但在北洋政府，奉系已經是實際意義上的一家獨大。不僅如此，奉系勢力還拓展至江蘇、安徽。

作為新派領袖人物，楊宇霆聲望一時無兩。

在隨后蘇皖敗退、郭松齡反奉事件后，奉系一度落寞，楊宇霆又拿出從徐樹錚那兒學來的縱橫捭闔的一套，與馮玉祥的國民軍以及閻錫山晉軍達成聯合協議，奉軍勢力一下子又抬頭。

1927年，張作霖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楊宇霆一下子掌握了北京政府軍政外交大權，幾乎成為奉系僅次于張作霖的二號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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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楊宇霆雖然能干，但在奉系之中，他是有弱項的。

一、楊宇霆善謀而不善于實際操作。

這一點從二次直奉戰爭后，楊出任江蘇督軍就能看出來。盡管當時情形，有孫傳芳突然發難，楊宇霆上任僅一個月未及仍合準備的關系，但是也和楊宇霆當時判斷完全失靈有很大關系。

張作霖大概對楊宇霆的能力心知肚明，因此在奉系，楊宇霆多數時間都是在參謀崗位上。

二、楊宇霆這個人性格過分自傲且不能容人。

楊宇霆和郭松齡都是性格有缺陷的人。同樣的師兩人都不大能容人，這是他們兩人后來都遭到悲劇命運的源頭。

郭松齡是屬于那種不茍言笑的特別嚴肅的人，為人心胸狹窄，剛愎自用。楊宇霆專橫跋扈，恃才傲物，好搞小圈圈。他仗著大帥張作霖的寵信，有時對張學良也不放在眼里。而

是以楊宇霆雖然聲望頗高，但在奉系中，多數人其實都對他是沒有好感的。

第二次直奉戰爭，本來以郭松齡功勞最大，張作霖原計劃考慮讓郭督皖，但在楊宇霆摻和下，改派姜登選，這才釀成了郭松齡反奉，在平定郭松齡后，楊宇霆又不考慮張學良的感受，直接建議張作霖處死了郭松齡夫婦。

張學良對楊宇霆僅存的一點好感，至此也宣告結束。

毫無疑問，張作霖在用人上是頗有一套的，無論是針對個人優缺點，還是針對不同派系上，都能做到平衡，加上他在奉軍內威望很高，能夠壓得住各方。

不過，等到張作霖一死，情況就又變得不一樣了。

繼任的張學良無論是從威望上，還是實力上，都不足以壓制奉系新老派系，后來還是在老派的張作相扶持下，他才坐穩位置，至于新派的楊宇霆，張學良不敢信也不能信。

更重要的是，張作霖在死前一段時間，奉系就面臨空前的打擊，特別是面臨國民革命軍持續的北伐沖擊，而東三省經過連年征戰，府庫為之一空，根本支撐不住連續的作戰，而皇姑屯事件又加劇了奉系的危機感，

由此也可見，張學良當時面臨的形勢有多么復雜。

為了徹底的掌握權力，張學良在極短的時間里施行了裁軍整編，簡而言之，就是把以前奉軍的軍團、軍、師一級建制全部取消，改為旅團一級。

盡管這在當時削弱了奉軍，但卻為政局穩定打下了基礎。

一方面是把奉軍中新老派系掌權者全部升官，使他們身居高位，減少接觸部隊，另外一方面，旅一級的將領空缺全部由新提拔的將領補位，便于在掌握軍隊的基礎上，避免老派們結團造反的可能。

在這一系列過程中，楊宇霆雖然不再掌握軍權，僅任兵工廠督辦和東北政務委員會委員。

如果楊宇霆能在這個過程中低調一些，未必會有后來的厄運，但在后來東北易幟的問題上，他和張學良之間再度爆發沖突。

在東北易幟這個問題上，張、楊是完全可以溝通的，因為兩人的目的并不對立，都是為了保全奉系對東三省的自治。

楊宇霆主張同蔣介石談條件，拖著東北易幟這件事不辦，為奉系休養生息爭取時間，同時積極聯系西南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抵抗蔣介石，保持東北“獨立自主”的政治局面。

這本來是好事，但楊宇霆過于目中無人的態度（特別是以張學良監護人的身份自居），使得張學良根本不敢相信他。

更重要的是，當時日本人也反對張學良易幟（日本人擔心東北易幟會影響他們占領東北的計劃），這使得張學良產生了誤判，認為楊宇霆同日本人有勾結。

與此同時，日本人也四處挑撥，他們把張學良形容為“豐臣秀賴”，而把楊宇霆形容為“德川家康”，意在營造一種假消息，即楊宇霆想要謀奪張氏政權。

張學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最終選擇對楊宇霆下手。

當然，張學良晚年在回憶起這件事來，也很坦誠的說，自己后悔殺了楊宇霆。

客觀的來講，楊宇霆這個人還是相當有能力的，就以簡單的中東鐵路管轄權一事上，也足以看出楊宇霆長袖善舞的個性。

盡管楊宇霆推動東三省自治不利于國家統一，但如果不是奉系在易幟后，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關內，日本人其實也沒有太多機會獨占東三省（發動九一八事變）。

楊宇霆如果還在的情況下，日本人在東三省擴張的腳步也許不會那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