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實智庫名家榜｜龍馬踏新途：馬長山與中國數字法學的崛起

2023年盛夏，華東政法大學數字法治研究院的空調風里還裹著油墨香。國內數字法學領域公認的領軍者、長江學者馬長山院長站在電子屏前，指尖懸在 “湖州醫保騙保案” 的數據圖譜上——紅色線條代表資金流向，藍色節點標注平臺審核痕跡，他突然停頓的瞬間，身后幾位年輕學者立刻俯身記錄。

“看這里，” 他略帶沙啞的聲音不高，卻帶著穿透性，“平臺早不是單純的中介了，它是治理鏈條里的‘隱形守門人’?！?清瘦的身影映在發光的屏幕上，北方人特有的爽朗與江南學者的溫潤在他身上交融。這句不經意的解讀，恰是他六年來深耕數字法學的核心洞見，也藏著學界對他 “龍馬精神” 的注解：這份特質恰有天成——他姓馬，又屬龍，仿佛從出生起就帶著 “東海飛龍的遠見” 與 “馬踏實地的堅韌” 的雙重稟賦。

當《關于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將數字法學列為重點發展的新興學科時，這位從黑土地走出的學者，已憑借17篇頂級期刊論文的學術積淀、兩部國家級重大課題、國內首部數字法治教材，為這門新興學科筑牢了根基。他常對學生說：“我們不是在創造新法律，而是讓法律跟上這個奔跑的時代。” 這句話，成了他學術人生的注腳。

從黑土地到學術新境

“馬老師討論原則問題時像條龍，守住底線不退讓；指導我們改論文時又像匹馬，連注釋格式都要逐行核對?！?共事十年的陸宇峰教授，這樣形容馬長山的 “矛盾感”。這種特質，早在他離開黑龍江時就埋下了伏筆。

1964年生于黑龍江的馬長山，青年時在黑土地上練就了 “能扛事兒” 的韌勁。1986年初研習法律時，他跟著老師多次到基層調研，“那時覺得法學就是解決老百姓的實在事兒”。2010年南下上海時，他帶著幾十箱子傳統法學書籍，卻在黃浦江畔看到了不一樣的圖景：互聯網公司的興起、電子政務的普及，讓 “線上糾紛” 成了新難題。

“北方人的開闊讓他敢想，上海的務實讓他能做。” 好友陳金釗教授記得，馬長山剛到華東政法時，一直追蹤學術前沿，“他說要搞懂‘數字’到底怎么改變社會，不能光靠書本”。這種南北交融的品格，后來成了他跨界數字法學的底氣——勇于提出 “代際轉型” 的宏大命題。

“法學不是冰冷的規則，是有溫度的生活智慧?！?每次給新生上課，馬長山都會舉這個例子：他在福州調研智慧社區時，看到老人因不會用手機掛號急得落淚，“這就是數字時代的權利鴻溝，我們的法律得兜得住這些具體的難題”。這份人文關懷，讓他的 “龍馬精神” 多了層溫度。

（上圖從左到右分別為彭誠信、馬長山、施偉東、蔣惠嶺、陸宇峰。）

53 歲的學術冒險

2017年8月，北京社科院的博士后論壇上，剛獲評 “十大杰出法學博士后” 的馬長山，做了件 “出格” 的事——他沒講自己研究二十年的傳統法理，反而拋出了一個顛覆性問題：“互聯網正在拆解法的底層邏輯，我們還在修修補補，夠嗎？”

半個多月前，馬長山為準備這場發言，泡在圖書館翻遍了當時的數字法學文獻，發現大多是 “部門法視角的對策性研究”，沒人從法理層面搭建體系?！熬拖裆w房子只砌墻不打地基，不行。” 他連夜給計算機學院的朋友打電話，要來了《人工智能導論》《機器學習》等書單。

回上海的高鐵上，馬長山的筆記本寫滿了問號：“算法為什么能影響判決？”“數據權到底算什么權利？” 剛到家，他就抱著厚厚的教材坐在書桌前，起初每頁有十幾個術語看不懂，只能把注釋寫滿頁旁白。為了搞懂 “神經網絡”，他經常向計算機專家請教：“如果算法出錯，法律能怎么管？”

半年后，《智能互聯網時代的法律變革》初稿完成，卻被《法學研究》退修——審稿意見直指 “技術與法律兩張皮”。那天晚上，馬長山把稿件打印出來，逐段用紅筆標注：“這里得加個算法案例”“這段要解釋清楚技術原理”。三個多月里，他重寫了近半內容，還跑去浙江司法機關調研，觀察法官如何處理 “AI 生成內容侵權案”。

2018年《法學研究》第四期，這篇論文終于刊發，后來斬獲錢端升法學獎。

為中國數字法學立言

“我們曾經跟著西方學法律現代化，現在數字時代來了，我們第一次和他們站在同一起跑線?！?在《邁向數字社會的法律》的扉頁，馬長山寫下這句話。這本書后來獲第五屆中國法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其中 “數字社會理論法治觀” 的五維體系，從理論上提出了中國數字法學的核心框架。

他提出 “數字人權觀” 時，曾在一次學術會議上爭得面紅耳赤。有學者認為 “數字權利算不上人權”，馬長山卻拿出調研筆記：廣州一位外賣騎手因平臺算法壓縮配送時間出了車禍，“他的時間與勞動被數據和算法控制，自主權、生命安全受到威脅，這不是權利問題是什么？” 最終，他將數字人權界定為 “第四代人權”，相關論文被《新華文摘》（網刊）全文轉載。

“AI司法觀” 的提出更具爭議。2021年，他在《中國法學》刊發文章，警示 “司法人工智能不能替代法官的良知”。為了論證這一點，他帶著團隊跑了全國多家智慧法院，記錄下技術應用的一些細節：“機器能比對法條，卻讀不懂案件里的人情世故——比如家暴受害者的恐懼，不是數據能衡量的?！?/p>

最突破性的，是 “政府-平臺-社會” 三元結構論。2023年帶隊調研司法機關和數據交易所時，馬長山發現平臺既能協助政府監管，又能影響用戶權益，“就像城市里的紅綠燈，管著交通，也得被管”。這個發現，讓他重新定義了數字時代的治理邏輯——后來，這一觀點被一些部門和地方數字治理方案所吸納采用。

“他的理論不是飄在天上的，是踩在地上的?！敝袊ù髮W教授王人博評價，馬長山的每篇論文里都有“煙火氣”，“要么是調研來的案例，要么是老百姓的真實訴求”。

一支 “黃金戰隊” 的養成

華東政法大學的博士生小李至今記得，第一次找馬長山改論文時的場景：“我以為會被批評，結果他指著我的初稿說，‘這個角度很新，我們能不能再補充點杭州互聯網法院的實踐？’”那天下午，馬長山從書架上抽出厚厚的《數字法治調研筆記》，翻到折角的一頁，“你看這里，法官怎么說的，能幫你完善論證”。

在數字法治研究院，馬長山搭建了一支 “文理混搭” 的團隊：陸宇峰教授專精于網絡社會的法理根基，韓旭至副教授聚焦于人工智能的倫理前沿，張文龍副研究員致力于數字時代的正義探尋，趙精武副教授是數據安全專家，馬金芳教授擅長司法數字化改革——用他的話說，“數字法學要拆學科墻，我們自己先不能有墻”。

2021年編寫《數字法治概論》時，團隊經歷了一場 “頭腦風暴”。馬長山堅持每章開頭要加 “法律故事”，比如用 “人臉識別侵權案” 引出數據權，年輕學者擔心 “不夠學術”，他卻強調：“教材要讓學生看得懂、用得上，得先讓他們覺得‘這和我有關’。” 最終，這本55萬字的教材成了國內首部數字法治教材，發行量突破3萬冊。最近，他主編的《數字法理學》也已公開上市，配備了免費下載的PPT，銷量可觀。

團隊里的年輕人總能感受到他的 “放手” 與 “托底”：博士生小張想研究AIGC治理，馬長山幫他聯系司法機關調研；韓旭至副教授申報教育部項目，他對申報書提出了具體建議。“馬老師常說，‘學術不是獨舞，是接力跑’?！?如今，這支團隊已發表核心論文50余篇，培養的學生成了各地數字法治領域的骨干。

遠征仍在繼續

每天清晨五點半，馬長山的書房燈準時亮起。書桌上攤著凌亂的書籍，頁邊距里的批注從 “技術風險” 寫到 “人文底線”。

“還有好多事要做?！?他最近在關注跨境數據流動和跨部門大數據辦案，計劃帶隊去浙江和廣東調研；《數字法治專論》（博士版）的編寫也提上了日程，“要讓數字法學的體系更完整”。 從黑土地到黃浦江，從傳統法學到數字法治，馬長山的學術遠征已走過三十載。他身上的 “龍馬精神”，早已超越個人品格——那是中國法學在數字時代尋求自主創新的縮影：既要像龍一樣突破思維的邊界，也要像馬一樣踏穩實踐的土地。

“我們既要做數字時代的弄潮龍，也要做法治道路的千里馬。” 這句話，是他內心的獨白，也影響著很多年輕的數字法學研究者。（中國周刊 秦前松）

《中實智庫名家榜》專題由中國實踐智庫特約供稿，上榜名家均為國內高端智庫領軍人物。本文部分素材及圖片來源于官網及受訪者，專題總策劃：秦前松。（轉載請詳細備注來源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