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炎培:想不到在大群聽眾之中，竟有這樣一位蓋世的英雄豪杰！

1945年7月1日，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林祖涵、吳玉章、鄧穎超、秦邦憲、張聞天、劉伯承、陸定一、林彪、徐特立、李富春、楊尚昆、謝覺哉等30來人迎接黃炎培一行。

延安機場，黃炎培和冷通、褚輔成、章伯鈞、左舜生、傅斯年等6位國民參政員，應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之邀，為推動國共團結商談，飛赴延安訪問。飛機于上午9時35分自重慶起飛，下午1時半平安到達延安。

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隆重地接待了他們，當毛澤東和黃炎培握手時說：“我們20多年不見了！”黃炎培愕然說:“我們這是第一次見面呀！”

毛澤東笑道：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蘇省教育會歡迎杜威博士，你主持會議，在演說中說中國100個中學畢業(yè)生，升學的只有多少多少，失業(yè)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聽眾之中有一個毛澤東。

黃炎培盛贊毛主席好記性，他回到重慶，每次講延安之行，都津津樂道這個有趣的細節(jié)，十分自得地說：想不到在大群聽眾之中，竟有這樣一位蓋世的英雄豪杰！

毛澤東和黃炎培就是這樣戲劇性地開始交往的。到了延安，黃炎培覺得樣樣都很新鮮。晚上他在雪一樣白的窗月下，在床上朦朧中吟成七律一首：

飛下延安城外山，萬家陶穴日云間。

相忘雞犬聞聲里，小試旌旗變色還。

自昔邊功成后樂，即今鈴語訴時艱。

鄜州月色巴山雨，奈此蒼生空淚潛。

這是一首感時紀事的詩，詩人借宋范仲淹的故事，抒發(fā)了初到延安的感受。

第二天下午，他們一行6人，應約到楊家?guī)X訪問毛澤東主席。楊家?guī)X是中共中央機關所在地，離延水稍遠，風景很好。在高高矮矮的山坡上一排排窯洞，就是中共中央負責人的住所。當中有一所規(guī)模較宏偉的大會堂，靠山面陽。他們從大會堂的右邊走上山坡，繞到后面，便是毛澤東接待客人的會客室，似乎就是大會堂的后身上層。會客室正方形，光線充足，中間是一張長桌，四周各式椅子約可容20人。四壁掛著幾幅畫。而當中有一幅畫是沈鈞儒次子沈叔羊畫的，畫著一把酒壺，上寫“茅臺”二字，壺邊幾只杯子。畫上有黃炎培題的一首七絕：

喧傳有客過茅臺，釀酒池中洗腳來。

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飲兩三杯。

黃炎培說，這畫是1943年當國民黨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叔羊為他父親“畫以娛之”。在請黃題詞時，黃忽然想起傳說長征中共產(chǎn)黨人在茅臺酒池里洗腳。針對這個謠傳，題出了這首七絕以諷喻。料不到，這幅畫竟掛在中共領袖的客廳里！當黃炎培在此時此地看到這幅畫時，一股知遇之心的暖流流遍了他周身，使他完全敞開了心扉，在3天中和毛澤東促膝長談達10幾個小時，造成了他自認為一生中的一個巨大的轉折。

他在延安的5天當中，會晤了許多老朋友，歷史學家范文瀾還對他執(zhí)弟子禮。當然，他們一行訪問延安，主要是為國共團結談判問題。但在黃炎培，卻是一次對他的晚年具有決定性影響的“留學”。而毛澤東和黃炎培這兩位政治家和詩人推心置腹的促膝長談，對他的影響尤為深刻。

7月4日下午。毛澤東在百忙中專誠邀請黃炎培和冷通到他家里作客，整整長談了一個下午。毛澤東談了整頓三風的運動，說從多年的革命實踐中，覺悟到過去的種種錯誤，就錯在中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毒害；他們還探討了教育學說上的看法。

毛澤東問黃炎培，來延安考察了幾天有什么感想？黃炎培坦率地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繼而環(huán)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fā)作，由少數(shù)演為多數(shù)，到風氣養(yǎng)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因為區(qū)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fā)展；有的為功業(yè)欲驅使，強求發(fā)展，到干部人才漸漸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huán)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息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個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xiàn)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

黃炎培這一席耿耿諍言，擲地有聲。

毛澤東高興地答道：“我們已經(jīng)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jiān)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澤東的話，至今仍是不易的至理名言。

當時，黃炎培說：“這話是對的，只有把大政方針決之于公眾，個人功業(yè)欲才不會發(fā)生。只有把每個地方的事，公之于每個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短短的5天訪問，對黃炎培來說，真是滿載而歸。7月5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到機場送行，大家依依握別，12時50分飛離延安返回重慶。在延安短短的95個小時的訪問，大大澄清了黃炎培的許多模糊思想，打開了眼界，使他從朦朧中看到光明燦爛的前景，鼓舞了他追求真理的勇氣，成為他一生中的一個重大轉折。

黃炎培訪問延安后，在一個新的起跑點上前進了。他到處作報告，講他在延安的所見所聞。還在很短時間中，寫成《延安歸來》書出版。這在那個年代，國民黨造了多少謠言，天天講共產(chǎn)黨殺人放火，共產(chǎn)共妻，把邊區(qū)描繪成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用來欺騙老百姓。而黃炎培這樣一位著名的老教育家，卻以事實告訴大家，邊區(qū)是那么自由、溫暖和光明，共產(chǎn)黨的領袖和鼎鼎大名的將領又多那么溫文爾雅。這要多大的勇氣！是多么難能可貴！而他的講話和文章，在大后

方造成多么大的震動，是可想而知的了。

《延安歸來》一書，初版兩萬冊，幾天內就被搶購一光，成為大后方轟動一時的暢銷書。而且，這是第一本拒絕把原稿送交國民黨審查機關審查而自行出版，從而點燃一個轟轟烈烈的“拒檢運動”，迫使國民黨中央常委會通過決議，宣布撤銷對新聞和圖書雜志的檢查制度。

黃炎培從和毛澤東、中共中央領導人建立的深情厚誼中獲得了力量。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主席親臨重慶，與國民黨進行談判，簽訂了“雙十協(xié)定”。在毛主席留渝的43天中，黃炎培和毛澤東有多次的會晤和聚宴。這是黃炎培訪問延安和毛澤東交往的續(xù)篇……

黃炎培是1949年2月在地下黨的幫助下，逃脫了國民黨特務的嚴密監(jiān)視，潛離上海經(jīng)香港轉赴解放區(qū)的。他于當年3月25日平安到達解放了的北平，展開了他生命史上新的一頁。

黃炎培到達北平的當天下午，就和沈鈞儒等民主人士一起赴西郊機場迎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入北平。兩位政治家從重慶握別，雖然只有3年半時間，但中華大地已經(jīng)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了。他們在解放后的北平機場重相見，其歡樂是無可言喻的。

當天晚上，毛澤東征衣未解，就設宴與沈鈞儒、黃炎培等20多位民主人士會面歡敘。第二天晚上，毛澤東又在百忙中設宴單獨邀請黃炎培暢敘別情，縱談時局，直至午夜。

一旦脫離黑暗的樊籠，沐浴在燦爛的陽光之下，黃炎培心潮澎湃。當?shù)?天葉劍英（當時的北平市市長）和徐冰同志在國民大戲院為他開歡迎會時，他情不自禁地奮臂高呼：人民革命萬歲！中國共產(chǎn)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隨后，毛澤東幾次邀集黃炎培等民主建國會的領導人，商談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的籌備工作，民建會的前途和革命分工問題，希望黃炎培多在民族工商業(yè)中做工作，和為解放上海出力。黃炎培隨即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上海人民廣播，要求上海人民起來，迎接上海解放。

黃炎培既不是資本家，也從不經(jīng)營工商業(yè)，而是一位一生清貧的教育家。但他畢生從事我國的職業(yè)教育事業(yè)，為我國的民族工商業(yè)培養(yǎng)了上萬的技術人才，所以，他和我國的民族工商業(yè)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毛澤東對他殷切的期望，使他認識到：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帶領民主建國會的全體成員，在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yè)中，在民族工商業(yè)者中發(fā)揮模范、帶頭和橋梁作用，將是他晚年的一項光榮的歷史使命！

當時，美國國務院發(fā)表了關于中國革命的顛倒是非，捏造事實的“白皮書”。黃炎培立刻撰寫了批駁的文章在《人民日報》和《展望》周刊上發(fā)表，并以民主建國會的名義發(fā)表聲明，予以駁斥。

文章發(fā)表的當天，毛澤東就親筆寫信給黃炎培說：“聲明寫得極好，這對于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教育作用當是極大的。民建這一類文件（生動和積極的有原則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當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動性，而這種主動性

是一個政黨必不可少的。”

黃炎培懷著深深的知遇之情，立刻給毛澤東寫了回信，表達了他的感激和興奮，“希望主席時時指教”。

毛澤東接到黃炎培的復信后，隔天又第二次致書黃炎培，重加勖勉，信說：“8月24日大示敬悉，很高興。民建此次聲明，不但是對白皮書的，而且說清楚了民族資產(chǎn)階級所以存在發(fā)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論，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動性，極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的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種方式，看似緩慢，實則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辦了。”

1949年10月1日，黃炎培隨同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參加隆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宣告?zhèn)ゴ蟮闹腥A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作為歷史的見證人，黃炎培的心情是萬分激動的。他把激情即席抒發(fā)為一首題為《天安門》的詩篇，詩共八節(jié)，熱烈地歌頌了黨和革命人民的豐功偉績，并親筆恭書了呈獻給毛澤東。

建國以后，黃炎培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yè)部部長。本來，黃炎培是一生拒不做官的。早年，北洋政府曾兩次發(fā)表他為教育總長，他都堅拒不就，他兒子黃大能曾問他：“恁地年過七十而做起官來了？”黃炎培詳告以周恩來總理動員他任職的經(jīng)過。這一方面說明他堅定地遵從黨的安排，同時，也說明他對歷史使命有正確的認識。他說：“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時，自家不應該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

他又說：“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之下的作風，做事認真、踏實，待人和氣、虛心、厚道。我們讀了幾十年書，積下一些理想，所認識的道理，就是這些，所想象的世界就是這樣，我們怎能不好好做呢？”

黃炎培是一位富有強烈獻身精神的愛國者。當他一旦尋找到了真理，他就義無反顧地全力以赴，他自覺地接受毛澤東和政府交付給他的歷史使命，盡忠職守，意氣風發(fā)地努力工作。

在解放后的土地改革運動中，由于中國的民族資產(chǎn)階級與土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運動觸動到了他們，不免懷著極大的恐懼和疑慮。一時間，一部分有土地的工商界人士，到處告狀，叫喊“斗爭過火”了，“偏差很大”，要求“和平土改”等等。

黃炎培也收到不少此類的告狀信件，由于不明真相，他懷著不安的心情向黨中央毛澤東轉達了這些信件。毛澤東誠懇地以各種方式用事實啟發(fā)他的覺悟，幫助他前進。

毛澤東多次親筆寫信給黃炎培，把各地的土改材料送給他參閱，還介紹蘇南區(qū)黨委書記陳丕顯與他見面懇談。當黃炎培初步了解了基層情況之后，主動要求下鄉(xiāng)考察，毛澤東對他的愿望十分重視和支持，特地寫信給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

臨行前，毛澤東又邀黃炎培面談，告訴他：“蘇南已土改地區(qū)，可擇好者、壞者各看一二考察之。”

毛澤東這樣無微不至的關切和幫助，黃炎培是衷心感激的。他經(jīng)半個月的實地考察，心里明亮了，他立刻在上海工商聯(lián)舉行的大會上，興致勃勃地宣傳土地改革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說新中國人口中80%的農民翻身了，組織起來了，真正揚眉吐氣了，表明新中國的確站起來了！

回到北京，他立刻寫了《訪察蘇南土改報告》，送給毛澤東和周恩來。他在報告中首先肯定“蘇南的土改基本上是辦得好的。好在那里？農民站起來了”。同時他也坦率而懇切地說：“由于群眾在幾千年專制高壓之下，一旦解放出來，行動往往容易過火，蘇南的一些地區(qū)，短期曾出現(xiàn)過“亂打亂殺’的現(xiàn)象，所幸的是政府發(fā)現(xiàn)后，立刻作了糾正。因此，有領導的放手發(fā)動群眾’，我們應認定是一句名言。”

最后，他還就考察所及，向黨中央和毛澤東提出建議說：“鑒于抗美援朝期間匪特猖狂橫行，黨中央糾正前一時期鎮(zhèn)反運動中出現(xiàn)“寬大無邊’的右的偏向，鎮(zhèn)壓反革命這個嚴厲的趨向，是客觀條件的要求，是合乎需要的。但需要將法令當作處理一切的根據(jù)，尤其要注意一個“準’字，在鎮(zhèn)反工作相當徹底的地方，今后不需要更嚴厲了。”

黃炎培的意見，并非完全正確，但他能坦率忠誠地對黨提出諤諤諍言，是十分可貴的，毛澤東和黨中央也是十分重視的。不久，黨中央根據(jù)情況的變化，決定鎮(zhèn)反工作中采取適當收縮和更加慎重的方針，糾正了新出現(xiàn)的“左”的偏向。

黃炎培在建國后的十幾年中，隨時向毛澤東和周恩來當面求教，同時和毛澤東書往來達60多件。他還刻苦認真地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黨的政策，做到了與日俱進。他在1953年盛暑在北戴河休假期間，雖已76歲高齡，竟在短短的一個月當中，認真精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他對這部巨著，邊讀、邊作筆記、邊思考，一共摘錄了369條。他還參閱了《馬克思傳》，最后寫出了幾萬字的讀《資本論》心得，印成了一本50多頁的小冊子，作為他的學習報告。

1954年12月，黃炎培在全國政協(xié)大會上發(fā)言說：民建會一定要負責完成自己所承擔的三種任務：一、在黨的領導下，團結、教育中國民族資產(chǎn)階級，在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中，結合企業(yè)的改造，進行個人改造；二、密切聯(lián)系民族資產(chǎn)階級，了解、研究、反映他們的意見和要求，推動他們接受社會主義改造；三、協(xié)助政府宣傳、推行國家的政策法令，并代表他們的合法利益。

毛澤東曾多次寫信給黃炎培，對他反映的情況表示感謝；對他的建議予以肯定，對他努力學習力求進步給予熱情的鼓勵，對他積極主動的工作，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

195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代表參加的資本主義工商業(yè)改造的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央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yè)改造問題的決議》，把全行業(yè)公私合營推向高潮。其時，黃炎正因病住院動手術，但他念念不忘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社會主義改造的大事。當他讀到了黨中央的上述決議時興奮地立刻在病榻上寫信給毛澤東說：“我準備這副老機器活動力完全恢復以后，將發(fā)揮新的精神，重新投入戰(zhàn)斗部隊，為光榮地執(zhí)行主席又一次對工商業(yè)社會主義改造的珍貴指示努力。”

毛澤東立刻回信嘉勉他說：“從醫(yī)院給我的信收到了。尊恙全愈，極為高興。尚望注意保養(yǎng)，恢復健康。工商界改造工作有進步，令人欣慰。惟須加強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

各行各業(yè)。看來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評這個方法的。這次商聯(lián)合會討論的經(jīng)驗可以推廣。”

1965年12月21日，黃炎培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87歲。骨灰安放于北京西郊八寶山革命公墓，夫人姚維鈞的骨灰也安放于此。

黃炎培先生的三句話:

?其一，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實?：強調知行合一與誠信為本，成為中華職教社辦學準則。??

其二，事閑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無欲則剛?：詮釋處世態(tài)度，主張從容應對事務并堅守原則。??

其三，和若春風，肅若秋霜，取象于錢，外圓內方?：比喻待人接物需靈活而不失原則，源自其抗戰(zhàn)時期團結救國的實踐。??

致敬黃炎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