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選：辭百萬年薪訴訟日本10年，為揭開真相，為細菌戰冤魂討公道

1995年，一位在日本工作的中國女子——王選，在東京街頭上看到了一份《日本時報》，突然勾起了童年刺在心里的痛苦記憶。

一紙報紙驚醒童年噩夢

那一份報紙，是關于首屆 731 部隊國際研討會上，日本和平活動家、日本學者森孝正、松井英介正在組織國際調查團，幫助幫助她的家鄉——浙江義務崇山村村民起訴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賠償731細菌戰受害者的報告。幫助她的家鄉——浙江義務崇山村村民起訴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賠償731細菌戰受害者的報告。

這一切使王選頓時想起童年時候長輩們關于瘟疫的記憶！

王選1952年8月6日出生在上海，祖籍就是浙江省義烏。她十三歲時，就目睹了自己的叔叔——王煥章整天高燒不退，渾身布滿紫黑色斑塊，成為村中 73 名鼠疫受害者之一。

她記憶起，小時候叔叔對她說起抗戰時候的1942年，日軍在浙江義務崇山村投放了細菌炸彈，擁有1200人的千年古村，就在鼠疫疫情中化為人間煉獄。

當時，村里很多人就因患鼠疫暴斃，王選家族有八位親人接連因疾病死亡。襁褓中的王選叔叔—王煥章被母親抱著躲進了地窖，才躲避了鼠疫疫情的傳染。

雖然王煥章童年時候大難不死，卻留下了如侄女王選看到的后遺癥。王選記憶起，童年時候叔叔王煥章經常翻出長輩們珍藏的1942年《申報》，報紙民國繁體字赫然印著“日軍在哈爾濱建立細菌研究所”，以及在中國大地發起細菌戰的報道。

1969年，王選作為知識青年到崇山村插隊，在那里插秧種地，與農民生活了四年，親自聽了村民們講述“日軍飛機投毒”的往事，也親眼目睹了村民們患上了日軍細菌戰遺留下的“爛腳病”：腳面潰爛、長老繭，走路姿勢也顯得怪異；以及村民們講述的死老鼠、神秘瘟疫的碎片記憶……

村民們也講述當年日軍假借“防疫隊”之名，實則進行活體解剖實驗。村民們飽受細菌戰折磨的悲慘人生經歷，如魚刺一樣刺痛王選的心，使她一直把這一段記憶珍藏在心里。

后來雖然王選知青插隊回城，參加高考，憑借自己聰穎和勤奮，考上大學成為英語教師，又與實業家結婚，跟隨丈夫到日本定居，在丈夫公司擔任要職，過上安穩的小康生活，但童年長輩們傷痛一直烙印在她的心上。

辭去百萬年薪，走上十年訴訟荊棘路

當王選在報紙，看到日本愛好和平學者為中國細菌戰受害者追回公道的報道，出于正義感，她決定也要親自要日本政府為731部隊細菌受害者追求賠償，為那些無辜受害者討公道！

一切如她后來在法庭上說的：

“那些受害者都是我的同鄉，他們中有人全家死絕，有人帶著后遺癥苦熬半生。我作為一個中國人，必需要為同胞發聲！”

于是，王選開啟了她長達三十年的跨國法律訴訟路。她先辭去了在日本年薪五百萬高薪工作和博士學位，一個人親自跋山涉水，自籌經費走入民間，搜集被日軍731細菌戰施虐的受害者資料。

王選的調查，就從她的祖籍家鄉浙江義務崇山村開始，這里是1942年日軍731部隊在浙江一帶發動細菌戰的重災區，當時很多都患上鼠疫、霍亂等病菌死亡。

田野鄉街的調查者：1300 位幸存者的血淚證詞

王選親自走訪一位又一位幸存者。這些細菌戰幸存的老人，回憶起當年的慘狀：

“村里一天死四五十人，抬棺材的人都找不到了。”

“日本人穿著白大褂來，不給治病，只管抽血、解剖，把中國人當牲畜…”

之后，王選又親自走遍了當年日軍細菌戰襲擊的浙江寧波、衢州、湖南常德、黑龍江、吉林等地區，走訪了上百位受害者及其家屬。受害者的血淚證詞，與日本學者松村高夫等在《戰爭與惡疫》一書中記錄的731部隊在浙江的罪行完全吻合。

在浙江、湖南的田間地頭，王選親自帶著攝像機走訪了1300多位幸存者，記錄了受害者的訪談和真實情況。如她用攝像頭，記錄下87歲老人王晉悌潰爛的右腿——這是1942年日軍投放炭疽菌留下的后遺癥。

有一位村里的老人在種地時，不小心挖到日軍遺留的毒氣彈，導致全身潰爛，痛苦了數十……還有村里的孩子在玩耍時，接觸到有毒物質，留下了終身殘疾……

王選采訪受害者，每一次聽到受害者講述，那悲慘的表情和悲慘經歷，都令她心如刀絞。

之后，王選又拼命搜集當時日軍細菌戰的證據。

如在常德文理學院檔案館，王選從1950年代防疫報告中，找出日軍飛機空投跳蚤容器的原始記錄。

在哈爾濱平房區，王選也尋找到當年日軍731部隊陶瓷細菌彈碎片，經德國實驗室檢測，彈體殘留的炭疽孢子仍有活性。

當她看到資料，歷史學家估計，抗戰時候日軍在中國戰場上的細菌戰，大約使中國大約3000萬無辜民眾死亡和受傷。

于是，王選意識到，揭露侵華日軍細菌戰的真相，不僅是家仇，更是國難，更加堅定為受害的中國民眾討公道的決心。

艱辛的維權路

但是，隨著調查的深入，王選也發現日本政府對于侵華戰爭的細菌戰事情上，都采取回避、甩鍋、推卸責任的態度。日本政府不承認侵華戰爭發起過細菌戰，甚至拒絕提供細菌戰相關的歷史資料，更談不上為受害者維權和賠償。

王選看到日本政府的甩鍋行為，意識到必需學習國際法，才能更好為受害者維權，在法庭上討回正義！

當時的王權，已經是四十多歲的中年婦女，精力都不如年輕人。但她每天都在晚上擠出時間，學習國際法的法律條文，經常熬夜到深夜。家人擔心她身體受不了，又覺得一個人與日本政府集團斗爭，難度太大，勸她放棄！

但是，富有正義感的王選，沒有選擇放棄。她對家人這么解釋道：

“當年日軍細菌戰受害的中國同胞生活太苦了，出于中國人，我一定為這些受害同胞討一個公道！”

在王選正義和努力下，終于在1997年8月終于搜集了一切法律訴訟的資料。然后，在日本律師團朋友的幫助下，率領180名中國細菌戰受害者原告親赴日本，向東京地方法院遞交訴狀，首次向法官、向日本政府、向世界發出了中國遭遇細菌戰受害者的聲音。

王選的追責和訴訟，這也是是中國細菌戰受害者的首次跨國追責。

法庭激戰，艱難抗爭

王選對日本政府的跨國追責訴訟，引起了社會和新聞輿論的廣泛關注。在法庭上，王選作為中國浙江、湖南的細菌戰受害者的代表，在法庭上邏輯清晰地、義正言辭陳述了事實。

同時，中日團隊學者拿出了大量的證據，包括歷史文獻、受害者的醫療記錄以及現場勘查報告。這些證據包括《井本日志》（日軍參謀本部業務日志）等官方文件，清晰記錄了731部隊的業務報告和細菌戰實施過程。

這些證據，是為了證明細菌戰就是戰時日本政府的國家行為。因此，現在的日本政府應該為當年日軍細菌戰中國無辜受害民眾，承擔賠償責任！

但這一場民間平民告政府的訴訟活動，是很難勝利的！當時，日本政府不僅拒絕派人為代表出庭作證，還通過各種渠道對王選和她的訴訟團隊施加壓力。

為了推卸責任，日本政府聘請了頂尖的律師團隊進行辯護。在法庭上，當日本律師團試圖以“個人無索賠權”反駁王選，王選就援引《海牙公約》第3條反擊：“違反戰爭法規的行為，受害者有權獲得賠償”駁斥對方。

之后，日本律師團繼續以“國家無答責”（舊國家行為不負賠償責任）、“個人索賠權已放棄”、“訴訟時效已過”等法理借口進行抗辯，刻意回避對細菌戰歷史事實的討論。

結果，2002年東京地方法院一審判決：首次承認731部隊實施細菌戰的事實，但以“國家無答責”駁回索賠。

敗訴不餒，持續努力

王選雖然敗訴了，但她出于對受苦受難同胞的同情心，不甘心失敗，繼續為維護受害者的權利去抗爭。

對于王選的堅持，日本政府試圖通過各種手段干擾訴訟進程。日本的右翼分子們，甚至對王選進行威脅、恐嚇，試圖讓她放棄維權。

但面對恐嚇和壓力，王選都是毫不畏懼，從未退縮。她一次次出現在法庭上，一次次在國際場合發聲，向世界揭露日本政府的所作所為。在日本一次記者會上，王選正對記者們講述細菌受害者的悲慘人生，一些右翼分子居然沖進來大喊：“你們是來敲詐的！”甚至對她做出了人身威脅。

但王選毫無畏懼。對了尋找更多證據，她帶著團隊走訪當年參戰的日本老兵。在1946年，王選和團隊找到了國際監察局對日軍731細菌武器研究的調查檔案，其中里面國際監察局對日本政府在“1940 至 1945 年細菌戰造成超 10 萬平民死亡”的記載，乃是駁斥日本政府推卸責任行為的關鍵性證據。

王選的抗爭獲得一些日本有良知的學者和市民的支持。這些反戰的正義人士自發組織起來，為中國細菌受害者募捐，幫助收集證據。

維權的成果

2002年8月27日，東京地方法院對王選的維權案，作出一審判決。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歷史性判決。

這一次，是日本司法系統第一次，也是迄今為止第一次在司法程序上，認定“舊日本軍 731 部隊等在陸軍中央的命令下，將細菌武器應用于實戰，給中國平民造成了巨大傷害”的事實，也就是在法律層面上承認了731部隊犯下的罪行。

但判決書的后半段，卻以“根據 1972 年《中日聯合聲明》，駁回賠償請求。”，就是以“國家無答責”為理由，拒絕對細菌戰受害者的賠償。

這個判決，王選和受害者們在法庭外相擁而泣，既有成功用司法判決的形式，讓日本主動認錯，揭開虛偽的遮羞布，真相被承認的激動。但同時也有正義未得，受害者依然沒獲得賠償的苦澀。

于是，王選又在法庭發表了震撼人心的陳述：

“今天的判決承認了事實，但拒絕了正義。我們一定會繼續上訴，直到正義得到伸張！”

此后，王選帶領原告團堅持上訴。為了維權成功，他們又提交了義烏市檔案館的《鼠疫防治工作報告》、湖南常德的疫情檔案，令細菌戰受害者罪行更能說服人心。同時也說服 3 位日本老兵出庭作證。但經過一份上訴和終審的努力，法院依然以“國家無責”為理由，駁回了上訴。

當時在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最終駁回原告訴求，這標志王選團隊歷時十年的訴訟之路，以敗訴結束落幕了！

敗訴背后的歷史勝利

王選長達十年的訴訟雖然最終敗訴，但不是毫無意義。但王選的抗爭，最終也迫使日本學界公開20萬頁731部隊檔案，包括《井本日志》《筱塚良雄供詞》等核心證據。

王選團隊的訴訟，使731細菌戰成為被社會公眾關注的話題。在2005年，日本清水書院將細菌戰寫入高中歷史教材，打破以往日本教科書中，“日本是戰爭受害者”的謊言。同時，王選的活動，推動長達2800小時的“細菌戰受害者口述史工程”影響記錄，建立全球首個細菌戰數字記憶庫。

王選訴訟活動的結束，也不是抗爭的鐘點。王選拒絕回到日本過安穩的生活，繼續為中國細菌戰受害民眾維權。

如她帶頭成立了“中國細菌戰受害者訴訟原告團聯誼會”，每年組織紀念活動。2007年，她在美國國會作證，推動《日本戰爭責任法案》進入立法程序，杜絕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2015年，聯合國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審議大會將日軍細菌戰列為典型案例。

在中國民間，王選繼續率領帶領團隊，深入在中國鄉村收集日軍細菌戰的史料。截至 2023 年，已整理出 2 萬多份受害者證詞和 3000 多件歷史文獻。王選在浙江義烏，也建立了“細菌戰歷史資料館”，令這一段慘無人道的歷史不會忘記！

英雄暮年，不應被遺忘

白駒過隙，在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王選也成為一位七旬的老人了。但年過花甲的她，依然為細菌戰受害民眾維權，守護731罪惡的真相努力。

王選的努力也獲得社會公眾的廣泛認可，她在2002年曾經被當選為“感動中國年度人物”。美國歷史學家謝爾頓也是如此贊美她：“只要有兩個王選這樣的中國女人，就可以讓日本沉沒。”這是對她堅持正義人性光輝的贊許！

現在，已經是73歲的王選依然沒有停下為受害者維權的步伐，依然在為還原歷史真相奔走。

令人遺憾，雖然王選為細菌戰受害者維權做出許多努力，國內對她的宣傳報道卻很少，很多年輕人甚至沒聽說過她的名字……

結語

雖然為日軍細菌戰受害者的維權之路比較艱辛，但我們相信公道還在人心，只要我們努力，細菌戰受害者的權益總會有一天會得到保障，歷史的真相都不會被掩蓋。王選捍衛正義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和傳承！#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