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仇不可忘——日軍屠殺都是有目的而為之的

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侵華日軍這群惡獸在抗戰的十四年間，在中華大地上進行的大大小小的集體屠殺無法計數，數以千萬計的同胞慘死于這群惡魔的手中。

對此有些人認為日軍屠殺平民的獸行，大多是因為日軍嗜血殘暴因此臨時起意干出來的，但實際上日軍無論是對路人的零星殺戮，還是整村整城的屠戮背后，都是滿滿的日本軍國主義算計。

日軍之所以對當地平民進行大規模地屠殺，其一般都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利用屠殺制造對日軍的畏懼情緒，以便快速地摧垮當地的抵抗情緒；

第二個目的：用屠殺手段為以后的移民制造出生存空間。

由于軍事目標的不同，日軍屠殺的規模也會大不一樣。

像是全面抗戰期間日軍在中國關內南北屠殺平民的戰爭罪行，明顯隨著軍事目標的改變而大為不同。

華北大地在七七事變前，被晉綏軍（閻錫山、傅作義、商震）、西北軍（宋哲元）等軍閥所占據。日軍高層認為這些將領與中央軍有矛盾，只要給予這些軍閥一定的軍事壓力就能迫使他們投向日本。只要能讓這些軍閥投向日本，那么就能像是九一八事變后占領東北一樣輕松整個鯨吞華北，待在華北的統治穩定后，日本就可以繼續向中國南方和西部侵攻。

所以七七事變爆發后，日軍在侵略華北的部隊中十分強調軍紀，即便是占領華北各地的初期，日軍也不斷搞各種親善的活動拉攏當地民心；連諸如征徭役征糧錢這些得罪當地民眾的事情，日軍都是甩給了偽軍去干的。

畢竟當時的中國民眾家國意識普遍淡薄，華北普羅大眾在直接與日軍接觸后，感覺日軍比之原來那些軍閥部隊要紀律好得多。因此日軍的這些裝腔作勢的親善作為，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華北民眾的抗日情緒，所以當時華北民眾普遍對偽軍的仇恨厭惡超過了日本侵略軍。

日本侵華老兵齋藤邦雄在他的回憶錄《陸軍士兵漫畫物語》中，記錄了一個他所在中隊的中國伙夫。

這個伙夫由于菜燒得好吃、日語又說得很好，因此大受日軍士兵的歡迎，被日軍親切地稱為‘尼桑’（日語大哥哥的意思）。

這個‘尼桑’在日軍進攻京津時被日軍強制征召為了苦力，為了便于區別，日軍當時給中國苦力一人發了一套沒有軍銜的日軍軍裝。當日軍與第二十九軍在坨里（北京市房山區青龍湖鎮下轄村）激戰時，‘尼桑’被流彈所傷，日軍可能是將其誤認為了日本籍挑夫（軍屬），于是將他背回了后方的野戰醫院治療。

‘尼桑’對此大為敢動，因此后來留在日軍據點做了伙夫。

從這個‘尼桑’的遭遇不難看出，日軍當時在華北搞得親善并非僅僅是表面功夫，因此日本侵略者也實實在在地團到了一些華北當地人。

而與此同時在南方的日本侵略軍卻全無這些束縛，它們大肆屠戮平民，制造了諸如南京大屠殺這些人間慘禍。

為什么南北日軍差距這么大？

日本畢竟只是一個國力不算富裕的初步工業化的資本主義國家，它深知自己不能陷入長期的消耗戰當中去。中國南方水網縱橫，日軍明白在南方作戰要比在北方困難得多。所以日軍想用大屠殺給南京民國政府造成震撼，試圖依靠這種慘絕人寰的獸行來嚇住南京民國政府，迫使其主動向日本投降。

然而在實際運用中，日軍很快發現這種大屠殺行為除了激起當地民眾更大的反日情緒，將日本置于不利的國際輿論環境中外，并沒有獲得任何收益。

由于有害無益，因此日軍較快地便放棄了在正面戰場上大規模屠殺平民的行動。

當日軍放棄在正面戰場上屠殺平民時，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戰場上不斷收復失地，建立抗日根據地的作戰行動已然成了氣候。

為了壓制八路軍和新四軍在自己占領區腹地的壯大，日本華北派遣軍（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中將（1939年9月12日-1941年7月7日）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

‘三光’既搶光、燒光、殺光。

這一政策由多田駿提出，在他的繼任者岡村寧次手中達到了頂峰。

‘三光政策’十分兇殘暴虐，日軍在實施中也有極其明顯的針對性。

當時日軍將敵后區域劃分為了三個區塊：

安全區：日軍認為自己能掌控的核心占領區，是侵華日軍獲得補給的主要來源，因此日軍在這一地區對軍紀要求較為嚴格。安全區內日軍上層嚴禁搞破壞，‘三光政策’當然更不可能了。

爭奪區：所謂爭奪區是日軍認為自己和抗日武裝爭奪的地區，日軍在這一區域中開始執行‘三光政策’，但也有很多限制。日軍認為偏向自己的爭奪區鄉村，禁止士兵對其進行搶掠、破壞；而被日軍認定為偏向于敵后武裝的爭奪區鄉村，則殘忍地采取‘三光政策’屠戮。

敵區：日軍認為被抗日武裝控制的地區，但是日軍在采取‘三光政策’上也是有選擇的。對于八路軍、新四軍控制的鄉村，日軍毫無人性地執行‘三光政策’；而國軍控制的鄉村，日軍則一般采取收買的策略，甚少出兵去進行掃蕩。

‘三光政策’確實給八路軍、新四軍帶來過巨大的阻礙，敵后民眾一度回避與八路軍、新四軍接觸。然而日偽的橫征暴斂最終讓民眾認識到了，只有將這些害人的玩意消滅掉才能有安生日子過，于是人民群眾選擇了與八路軍、新四軍結成牢不可破的同盟。

對于日軍屠殺事件關注的讀者想必也察覺到了一點，日軍并非每次進攻八路軍、新四軍控制的敵后根據地，都一定會制造大規模的集體屠殺平民事件。

這是為何呢？

這里面又隱藏著什么秘密呢？

我們的影視劇對于日軍在敵后根據地掃蕩中制造屠殺平民的事件多有揭露，但是在揭露這些暴行時卻又普遍缺失了最后的一環。

在完成了集體屠殺后，日軍會將自己收藏的武器拿出來擺放到尸堆中去。然后日軍上級或或是憲兵、日本記者等就會被引導到屠殺現場，這些屠戮平民的現場就這么成為了，日軍展示其所謂消滅了敵軍民兵武裝武功的場所。

像是文獻中記載的，日軍在自己安全區中突然暴起殺害路過的中國平民的暴行，其實目的也是一樣的，這些遇害的無辜平民都會被拍照作為所謂擊斃敵方間諜功績的證據。

日軍基層單位的屠殺行為，基本上都與殺良冒功相關。

令人扼腕的是，日軍投降后在國民黨的縱容包庇下，得以將他們殺良冒功的證據大多都付之一炬。

隨著時間的流逝，‘三光政策’帶給日本侵略者的負面效果越來越大。

1943年5月1日，日軍以駐扎在北平西部的獨立步兵第十五混成旅團為主體，新編成了步兵第63師團。殺害楊靖宇將軍的元兇之一，日軍前橋陸軍預備士官學校校長野副昌德少將晉升中將，調任第63師團師團長。

由于第63師團負責守備平津地區西部和南部，因此野副昌德在出任第63師團師團長后對防區進行了走訪調研。這個從淞滬會戰開始就參與侵華，從南到北殺害了我無數軍民的劊子手，在對防區的走訪調研后竟然向華北派遣軍司令部提出了，放棄‘三光政策’采取懷柔手段與八路軍爭奪華北民心的建議。

而令人驚奇的是，時任華北派遣軍司令岡村寧次大將這個‘三光政策’的最大擁護者，居然輕易便接受了這個建議。這令人不得不懷疑，野副昌德的這個調研結果是岡村寧次授意做的。

由于日軍在太平洋節節敗退，日軍不得不一再從中國戰場抽調兵力，這應該是岡村寧次這么做的原因。其試圖以此來緩和華北的局勢，以便從華北戰場抽調出兵力用于其它方面。

隨著‘三光政策’被放棄，日軍在侵華戰爭中大規模地屠殺平民的行為逐漸消停。但是在全面抗戰時期，日軍干得最多的屠殺行為，是殺害路遇旅人這種話零散的屠戮行為。這種零星的屠戮，直到日軍投降后都未徹底結束。

多田駿、岡村寧次執行的‘三光政策’給敵后根據地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據不完全統計‘三光政策’造成了超過四百萬同胞遇害，被毀壞的財產更是無法計數。

多田駿

然而南京國民政府卻以軍人執行命令為這兩個巨惡開脫，對多田駿不引渡不追究，民國法庭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判岡村寧次無罪！

蔣介石那班玩意，根本就沒有把北方的同胞當成是人啊！

日軍在侵華期間屠戮平民的暴行都是有目的進行的，不過純粹為了殺人取樂不但有還很普遍，只是并非日軍屠殺的主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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