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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業務擴張過程中,浙商銀行頻頻收到監管罰單,其規模增長似乎并未同步帶來風控能力的提升。
9月5日,浙商銀行因互聯網貸款等業務管理不審慎,被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罰款1130.80萬元,相關責任人譚飛被警告。同日,其北京分行因承兌業務調查審查失職、商票保兌業務授信及交易背景審查不到位,被北京金融監管局處以100萬元罰款。
此前,該行多家分支機構也接連受罰:8月4日,溫州分行因貸款“三查”不到位、金融產品銷售不審慎,被罰135萬元;7月15日,蘭州分行因員工行為管理不善被罰140萬元;7月9日,廣州分行因個人經營性貸款嚴重違規、向關系人違規放貸、詢證函回函不實等問題被處以160萬元罰款。
企業預警通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9月21日,浙商銀行年內累計罰單金額已達3908.01萬元,較2024年全年的918.1萬元大幅上升,增幅超過三倍。
除了罰單壓力之外,浙商銀行的財報數據也呈現喜憂參半的局面。
營收、凈利負增長
今年上半年,浙商銀行營收與凈利潤雙雙下滑。這家以“浙商”命名的股份制銀行后起之秀,正面臨業績考驗。
財報數據顯示,浙商銀行上半年實現營業收入332.48億元,同比下降5.76%;實現歸母凈利潤76.67億元,同比下滑4.15%。這也是該行自A股上市以來,首次出現中期營收與凈利潤雙雙負增長。
浙商銀行營收下降的核心原因在于利息凈收入與非利息凈收入的同步收縮。財報數據顯示,浙商銀行上半年實現利息凈收入230.46億元,同比下降2.52%;非利息凈收入102.02億元,降幅高達12.33%。
在股份制銀行普遍受非息收入拖累的行業背景下,浙商銀行的跌幅遠超同類機構,凸顯其金融市場業務對利率波動的脆弱性。此外,浙商銀行正在調整資產結構,還加大了撥備計提力度,也對其利潤形成了壓力。
此外,浙商銀行在資產擴張的同時,也面臨著負債快速增長的挑戰,這為其盈利能力和資本管理帶來壓力。
財報數據顯示,浙商銀行資產總額33464.85億元,比上年末增長0.63%,其中發放貸款和墊款總額18885.32億元,比上年末增長1.69%。負債總額31421.03億元,比上年末增長0.62%,其中吸收存款20658.14億元,比上年末增加1435.25億元,增長7.47%。
再有,浙商銀行的資本充足水平呈現分化,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微升但資本充足率下降。財報數據顯示,浙商銀行資本充足率12.31%,比上年末下降0.30個百分點;一級資本充足率9.62%,比上年末上升0.01個百分點;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8.39%,比上年末上升0.01個百分點。
總之,面對監管處罰與業績下滑的雙重挑戰,浙商銀行當務之急是夯實內控與合規基礎,以此修復短板,為業績的持續企穩與市場信心的重塑奠定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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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系“一哥”寶座易主
在浙江這片民營經濟活躍的金融熱土上,一場關于浙系“一哥”的寶座之爭悄然落幕。
財報數據顯示,寧波銀行上半年實現營業收入371.6億元,同比增長7.91%;實現歸母凈利潤147.72億元,同比增長8.23%。截至6月末,寧波銀行總資產規模34703.32億元,較上年末增長11.04%,超過浙商銀行摘得“浙系一哥”寶座。
更為嚴峻的是,在“浙系三杰”的競爭中,浙商銀行成為唯一出現營收、凈利潤雙降的銀行,折射出這家股份制銀行在戰略執行、風險管控與科技創新方面面臨的多重挑戰。
在戰略執行方面,自2022年確立“深耕浙江”首要戰略以來,浙商銀行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競爭壓力。在長三角這個中國金融業競爭最激烈的區域,銀行間的產品同質化日益嚴重,服務差異逐漸縮小,人才爭奪持續加劇。
與競爭對手相比,浙商銀行的戰略執行效率顯露出疲態。寧波銀行憑借11.04%的資產增速,總資產達到34703.32億元,成功實現反超;杭州銀行也實現了營收和凈利潤的雙增長。而浙商銀行在同樣的市場環境下,資產增速僅為0.63%,差距可見一斑。
在風險管控方面,浙商銀行個人貸款風險的持續暴露,不僅影響了當期盈利,更對銀行的信貸策略和風險文化提出了嚴峻考驗。
財報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浙商銀行個人貸款不良金額達91.91億元,較2024年末增加6.93億元,不良率也從1.78%攀升至1.97%。此外,wind數據顯示,2019年至2024年,浙商銀行個人貸款不良規模從24.85億元一路震蕩攀升至84.98億元,2025年上半年該行個人貸款不良規模再創新高。
在科技創新方面,面對傳統業務的競爭紅海,浙商銀行著力構建“以人才銀行為底座的科技金融服務體系”,試圖通過創新實現差異化競爭。
截至6月末,浙商銀行已服務科技型企業超3.46萬戶,提供融資余額超4400億元,服務高層次人才超4100戶。同時,銀行還首批發行了首期科技創新債券50億元,展現出在科技金融領域的創新力度。
然而,這些創新成果尚未充分轉化為市場競爭優勢。與寧波銀行穩健的盈利增長和杭州銀行強勁的利潤增幅相比,浙商銀行的科技創新投入還未帶來相應的財務回報。
對于浙商銀行而言,失去“一哥”寶座或許不是終點,而是一個重新審視自身、深化改革的新起點。在浙江這個中國民營經濟最活躍的省份,如何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如何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實現高質量發展,將是其重奪競爭優勢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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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持續動蕩,合規風險猶存
在中國銀行業的版圖上,作為全國十二家股份制銀行之一,浙商銀行的經營表現與戰略動向始終是市場焦點,其管理層的穩定與否,不僅關乎自身發展,更牽動著整個金融市場的神經。
2025年7月9日,浙商銀行公告陳海強正式出任行長,僅一天后,董事長陸建強亦宣布到齡辭任。這看似常規的人事變動,卻被市場拿著“放大鏡”仔細審視。原因在于,這不過是浙商銀行近七年來高管持續動蕩的最新一幕。
據《節點財經》統計,2019年到2025年,浙商銀行每年都有高管落馬。
2019年以來,浙商銀行多名高層陸續被查。原上海分行行長顧清良于2019年7月被留置,后因受賄罪獲刑14年;2020年,資本市場部副總經理鄒建旭因嚴重違紀違法被查。
2021年至2023年間,風暴持續蔓延:原副行長張長弓因涉嫌受賄、挪用公款被移送司法;執掌近八年的原董事長沈仁康于2023年落馬,涉案金額數億元;原副行長、董事會秘書劉龍也在2024年末失聯,據稱與沈案有關。
2024年8月,時任行長張榮森突然辭職,據報被帶走調查。2025年4月,外部監事高強也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查,顯示該行高層治理問題仍在持續。
這種“塌方式”的高管更替,正在對浙商銀行產生深遠的負面影響。
一是,經營戰略的連續性受損。頻繁的高管變動使得銀行難以保持戰略定力,每個新領導上任都可能帶來方向調整,這不僅影響內部執行效率,也動搖市場信心。
二是,風險管控出現漏洞。高管層的動蕩往往伴隨著風險意識的松懈和管理盲點的產生。近年來浙商銀行個人貸款不良率持續攀升,資產質量承壓,與內部管理的薄弱不無關系。
三是,市場信譽遭受重創。作為上市銀行,穩定的管理層是投資者信心的基石。浙商銀行高管頻繁涉案,無疑在其信用體系中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
對于剛剛完成換帥的浙商銀行而言,結束這場持續七年的高管震蕩,重建市場信心,需要的不僅是新的人事任命,更是一場深刻的制度變革和文化重塑。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穿越風雨”,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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