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扎米亞京的《我們》：當人性在數學精確性的名義下消失

扎米亞京

葉夫根尼·伊萬諾維奇·扎米亞京，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杰出代表，代表作《我們》。扎米亞京的《我們》、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和喬治·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年》一起并稱為西方三大反烏托邦小說。

《我們》

《我們》這本書完成于1920年，揭示了當理性走向極端、當秩序吞噬自由時，人類將面臨的靈魂災難。故事構建了一個公元32世紀的大一統王國。在這個未來世界里，人類不再是擁有姓名與個性的存在，而是被簡化為一個個冰冷的“號碼”，生活在完全透明、完全可控的玻璃牢籠中。

小說中，“大一統王國”的居民過著“數學般精確”的生活。他們住在透明的玻璃房子里，按照統一的時間表起床、工作、散步、睡眠，甚至憑國家發放的粉紅色小票進行性生活。一切自發的情感、偶然的沖動、非理性的欲望都被視為必須切除的病灶。小說的主人公D-503最初完全認同這個系統，作為“一統號”宇宙飛船的設計師，他自豪于將數學的精確性擴展到人類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然而，扎米亞京的深刻之處在于，他揭示了人性深處對自由的渴望如何即使在最嚴密的系統中也會悄然復蘇。當D-503意外地體驗到愛情、嫉妒、幻想這些“非理性”情感時，他原本堅固的世界觀開始崩塌。這種內心的覺醒與反抗，象征著人類靈魂對絕對控制的天然抵抗——即使這種抵抗最終可能被鎮壓。

極權社會的本質在于它不僅控制人們的行為，更企圖控制人們的思想和情感。在“大一統王國”中，國家不僅規定了人們應該如何行動，還規定了人們應該感到"幸福"。這種“幸福”是以放棄自由為代價的——系統提供了兩種選擇：“沒有自由的幸福”或“沒有幸福的自由”。大多數"號碼"選擇了前者，因為他們被教導相信，自由帶來的不確定性與痛苦遠勝于被控制的"安全感"。

當人性在數學精確性的名義下消失

扎米亞京借D-503的轉變過程，揭示了恐懼如何成為維持極權秩序的主要機制。在透明社會里，每個人的言行都被置于無處不在的監視之下，恐懼內化為自我審查的本能。人們不僅因為害怕懲罰而順從，更因為害怕與眾不同而主動迎合系統。這種恐懼最終導致了人性的異化——個體不再能夠感受真實的情感，不再能夠建立真誠的關系，甚至不再能夠認識真實的自己。

極權社會的另一個關鍵策略是制造“外部敵人”。在《我們》中，“大一統王國”正準備通過“一統號”宇宙飛船征服其他星球，使那些仍處于“自由的蠻荒時代”的生物也能享受“理性的幸福”。這種對外擴張的沖動，不僅轉移了內部矛盾，還強化了國民的集體認同與服從。歷史反復證明，制造外部威脅是鞏固極權統治的有效手段——當人們感到恐懼時，更愿意交出自由以換取安全承諾。

技術在這一控制過程中扮演了矛盾的角色。在扎米亞京描繪的世界里，技術不再是解放人類的力量，而是異化為控制的工具。從四壁透明的玻璃寓所到覆蓋街道的監聽薄膜，從統一節奏的音樂工廠到精確計算的配給系統，技術確保了控制的全天候與全方位。

扎米亞京還預見了極權社會中語言的墮落。在“大一統王國”中，作家和詩人淪為“國家詩人”，他們的任務不再是探索真理或表達情感，而是重復系統的宣傳口號。當語言失去其豐富性與批判性，變為空洞的套話時，人們也就失去了思考復雜現實的能力。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發展的“新話”概念，在《我們》中已初現端倪。

值得注意的是，扎米亞京并非簡單地反對理性或秩序。他警示的是當理性被絕對化、當秩序被神化時所帶來的災難。健康的社會需要在理性與激情、秩序與自由、集體與個體之間保持動態平衡。任何將一方絕對化而否定另一方的嘗試，都將導致人性的扭曲與社會的病態。

《我們》最終揭示的悖論是：那些聲稱要為人類帶來永久幸福與和諧的烏托邦方案，往往最終制造了最深重的人間地獄。當變革將自己視為歷史的終點，當某種社會模式被宣稱是最終完美的形態，批判與革新的動力就被窒息，社會就陷入了停滯與僵化。扎米亞京通過大一統王國表面上的"固若金湯"暗示了這種停滯社會的脆弱性——即使在最嚴密的控制下，人性的火花也從未完全熄滅。

扎米亞京通過《我們》向世人發出永恒的警示：人類若失去批判與反省的能力，若放棄對自由的堅守，極權、專制與奴役的幽靈將永遠在歷史的地平線上徘徊。透明的牢籠之所以可怕，不僅在于它限制身體的活動，更在于它最終會禁錮靈魂的飛翔。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僅是一部文學作品，更是一面永恒映照人類處境與選擇的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