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并不陌生的諾獎得主，寫了什么？

(圖/諾貝爾官網)

讀東歐作家，其實就是在讀我們自己。中國和中東歐在歷史、社會結構與精神氣質上都有某種相似性，所以中國讀者很容易與他們產生共鳴。

?采訪 | 潘文捷、段志飛、方富明、鐘毅

?編輯 | 程遲

瑞典斯德哥爾摩當地時間2025年10月9日13：00（北京時間19：00），瑞典學院將2025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卡撒茲納霍凱，以表彰其“在末世恐懼中仍能通過震撼人心且具先知般洞察力的作品，重申藝術力量”的杰出成就。

拉斯洛。（圖/維基百科）

他的代表文學作品有《撒旦探戈》《世界在前進》等，參與編劇作品有《都靈之馬》《鯨魚馬戲團》等。他同時對中國文化有濃厚的興趣，曾經在20世紀90年代來到中國“重走李白路”。對于東方古典文化的熱愛，在他的作品里亦有體現。

新周刊第一時間采訪了最早將拉斯洛的作品翻譯到國內的譯者、深愛他作品的作家和讀者等。他們都表示，這一次他獲得諾獎是眾望所歸，也詳細地闡述了為什么他的作品會被認可，在讀者心目中有著很高的地位。

他寫的是人類的進步，人類的弱點，人類的缺陷

余澤民：翻譯家

我和拉斯洛1993年就認識了。第一次翻譯拉斯洛的時候，我還不是專業翻譯，我只是作為朋友讀他的作品。讀的時候我覺得很震撼。我之前也讀過很多書，出國前也讀過，但從來沒有讀過他這樣的文字。因為他直接寓言式地寫人類的命運，我以前沒太讀過這種文字。

1998年我陪他去中國。他因為喜歡李白，想要沿著李白走過的路走一遍。那是我第一次這么近距離地接觸一個作家，而且陪他走了一個月。

他為什么喜歡李白？因為20世紀上半葉就有一個很重要的匈牙利詩人作家，一個很有名的文豪翻譯過李白，甚至翻譯了《唐詩三百首》，這對匈牙利人的影響是很大的。他是通過譯本喜歡上李白的。他肯定是“嗅”到了什么。

拉斯洛與余澤民。

我覺得這次諾獎頒給他并不是因為“政治原因”，因為他很多年來呼聲都很高。而且，你看他寫的東西跟政治是無關的，他只是考慮人類的命運，我覺得不應該從政治的角度去解讀它，因為他的作品本身它是考慮人類發展，是否真的是我們自以為的前進式的，還是說它像魔鬼探戈一樣進兩步，退兩步，在一個陷阱里頭打轉？《撒旦探戈》的主題就是這個。

他說人類經常就這樣從絕望到希望，從希望又再度進入絕望，然后絕望里頭可能會再有希望。

他的作品跟人類的進步，人類的弱點，人類的缺陷有關。

有一段時間他對中國，對東方的關注非常多。去了中國、日本等國家。他寫過至少三本書是涉及到中國的游記。

其實他從24歲出第一本書到現在都是在寫同一個主題。他對東方的興趣，也是出于想尋找人類什么東西是值得保留的。去中國時，他不太對繁榮的景象感興趣，他是對文化感興趣。我們去爬泰山，去成都，也去過杜甫草堂，去重慶沿著三峽走——他要保持他對中國古典文化的印象和記憶。

拉斯洛在長城。

匈牙利是個東歐國家。在歷史上，匈牙利在文化上始終是被壓迫的國家，經歷過土耳其、哈布斯堡還有蘇聯等力量的影響、控制。這幾十年來，它有了更多自由，跟世界接軌，加入歐盟之后它的國民可以自由旅行了，以前是不行的。除了拉斯洛，這里很多作家的作品都值得一讀。我覺得他們是把自己當作真正的作家履行作家義務的，他們覺得自身的義務就是記錄。他們自發地去了解歷史、記錄記憶，是非常珍貴的。

中東歐的讀者與中國的讀者，可以互為理想讀者

高興：詩人，翻譯家，《世界文學》原主編，主編“藍色東歐”系列叢書

聽到拉斯洛獲獎時，我其實是既意外又欣喜。意外的是，諾貝爾文學獎在過去幾年里已經給過兩位中東歐作家了——2018年的波蘭作家托卡爾丘克，以及2019年的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德克。沒過幾年，獎項又頒給了匈牙利作家。匈牙利屬于中歐，也可稱為中東歐國家。凱爾泰斯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匈牙利作家，如今拉斯洛成為第二位。這讓我略感意外，也說明東歐文學依然是當今世界文學版圖上極具影響力的存在。

欣喜在于，對我們中國讀者來說，拉斯洛并不是陌生的名字。他的作品早已具備世界文學的高度，獲獎可謂實至名歸。我提到過翻譯家余澤民，他和拉斯洛有幾十年的友誼。早在很多年前，余澤民就把拉斯洛介紹到中國了。那時拉斯洛曾在他北京的家中住了將近一個月，對中國文化和東方文化都充滿興趣。

他的代表作《撒旦探戈》幾年前由譯林出版社出版，另外兩部中短篇小說集也相繼面世，都是通過余澤民的翻譯介紹給中國讀者的。所以，當我們聽到他獲獎時，會有一種親切感。

《撒旦探戈》

作者: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

譯者:余澤民

版本:譯林出版社 2017年7月

拉斯洛作品的風格非常突出。他的寫作帶有后現代主義元素，語言風格極具挑戰性，有時一段就是一個長句，對翻譯要求極高。作品整體基調陰郁，如《撒旦探戈》全書都發生在十月底的陰雨中，從第一滴雨到結尾都沒有停下，充滿末世氣息。

盡管有后現代特征，但他并不完全拒絕敘事，小說仍有清晰的故事線索。人物往往符號化、類型化，有人代表貪婪，有人象征瘋狂，也有人代表保守。這種類型化處理，是后現代作家常用的手法。同時，他對細節的把握非常細致。《撒旦探戈》的結構是一個閉環，二十多萬字環環相扣，標題既意指“魔鬼的探戈”，也暗喻小說內部那種循環往復的結構。形式與內容在整部作品中是高度統一的。

與托卡爾丘克相比，拉斯洛的寫作更加收束，更具結構意識。托卡爾丘克善于打通邊界，寫作是碎片化、跨界的；而拉斯洛始終圍繞一個核心故事展開，整體氛圍始終陰暗、壓抑。他的長句讓人想到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中那種綿密的句法，對譯者來說簡直是一種考驗。余澤民老師能完整翻譯出這樣的作品，確實非常了不起。

我常說，讀東歐作家，其實就是在讀我們自己。中國和中東歐在歷史、社會結構與精神氣質上都有某種相似性，所以中國讀者很容易與他們產生共鳴。我認為，中東歐的讀者與中國的讀者，可以互為理想讀者。

東歐作家的價值，在于他們始終在探索現實與藝術的關系。沒有現實的深度，就不會有這樣的文學。沒有捷克的土壤，就不會有昆德拉；沒有波蘭的土壤，就不會有米沃什。東歐文學最打動人之處，正在于這種從現實出發，再上升到藝術高度的智慧與節制。

從《撒旦探戈》到《抵達北方的漫長路》，拉斯洛持續書寫的是一個“失序的世界”。

“失序”確實是東歐文學的重要主題，但更核心的，其實是“存在”。無論是昆德拉、托卡爾丘克，還是米爾恰·克爾特雷斯庫，他們都在探討“存在”的意義。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說過，生命與存在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東歐文學真正關注的，是“存在”本身。

如果讓我用幾個詞來形容拉斯洛的風格，我會說：綿長、陰郁、有力。這種力量不僅來自語言，也來自作品的結構與哲學底色。

他的作品比悲觀更徹底

廖偉棠：詩人，作家

拉斯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我覺得這是最沒爭議的一次頒獎。

拉斯洛的分量感，讓我覺得這確實是很“正”的一次頒獎。我覺得諾貝爾已經錯了好多次了。那么多重要的作家，一個一個地被耽誤過去，比如去年去世的阿爾巴尼亞作家卡達萊，前幾天剛去世的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還有前年的米蘭·昆德拉。這些都是我們很認可的中歐、東歐作家。

他們不僅有實力，更重要的，是他們都契合了我們在亂世里，對尋找一種穩定人性價值的渴求。我們還是需要去關注那些有世界觀、關心世界的過去與未來、有深重寄托的作家。

為什么我們中國作者對東歐作家會有一種特別的認同感？一方面，我們的歷史處境有相似之處。另一方面，我覺得我們和他們一樣，骨子里對“文以載道”還是有一點堅信的。

諾貝爾獎頒給拉斯洛，我覺得也是看重他文學創作中的特質，尤其是他作品的開放性。不過，拉斯洛并不完全符合所謂“理想主義”的描繪。

拉斯洛，1990年。

他的整體格調，尤其是早中期的作品，對這個世界其實是并不抱有希望的。不能簡單稱為悲觀，甚至是一種絕望——比悲觀更徹底。

他的作品里也有許多黑色幽默。這有點像老舍先生說的那種意思：我要寫一出最悲的悲劇，里面充滿了無恥的笑。在拉斯洛的作品里，人物常常進入一種瘋狂的狀態，所有人都在笑，你在旁邊看著，卻會覺得特別悲涼。他的短篇小說也經常是這樣，你讀每一篇，都期待結尾會不會有點反轉，但最后——沒有。

這是悲到極處，只能用喜劇去包裝。這種黑色幽默甚至比卡夫卡更進一步。卡夫卡的幽默是不經意間流露的，而拉斯洛是刻意地、用力地把故事推向絕境。

他是一個更自覺的寫作者，卡夫卡則更像一個自發的經驗者，體驗著尼采之后這個世界的模樣。而半個世紀后，來到拉斯洛這里，他已經很熟悉現代文學的各種手法，并自覺地將其組裝成一個更牢不可破的“地獄”。

其實如果要追溯文學的淵源，影響拉斯洛最大的無疑是卡夫卡。但卡夫卡筆下那種官僚與荒誕，更多是一種預感與寓言，而拉斯洛則在匈牙利真實地經歷了這一切，那種東歐式的官僚，可能比卡夫卡時代的奧匈帝國官僚還要極致。所以，我覺得拉斯洛是“加重版的卡夫卡”。

電影《撒旦探戈》中的匈牙利酒館。

用我們中國的話說，這人寫作特別“狠”，是跟現實死磕的那種寫法。我昨天寫文章還說，我原本覺得他得諾貝爾獎的運氣不會太好，因為他的作品太黑暗了。他幾乎不提供任何魯迅所說的“墳上的小花”那樣的慰藉。在《撒旦探戈》里，你讀到的是他要拉著你，和這個世界一起沉淪。比如書中最令人傷感的部分，是那個完全無辜的小女孩艾什蒂，她最終必須通過殺害一只更無辜的貓來與其他人共罪。

雖然拉斯洛不是一個詩人，但他的寫作總是推向一種二戰之后特有的“詩意的方向”。常有人說，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但我感覺，拉斯洛的詩意，恰恰就是這種“野蠻的、殘酷的詩意”。他用這種野蠻而殘酷的詩意，去戳破所謂文明的偽善之處。這一點，與很多戰后詩人想要做的事情是一脈相承的。

拉斯洛編劇的《都靈之馬》，里面就是徹徹底底的悲觀，在我看來這也是導演貝拉·塔爾最好的一部電影。這部電影比他的《來自倫敦的男人》、《鯨魚馬戲團》都要厲害，它把作品中那種靈魂拷問推向了極致。它的設定源于“尼采抱馬痛哭”那個哲學史上的著名事件，并直接隱喻《啟示錄》中的場景。這個哲學基座，一下子把他們作品的內在空間給撐開了、拉闊了，所以這部作品才如此成功。

（圖/電影《都靈之馬》海報）

拉斯洛和導演貝拉·塔爾，堪稱天作之合。兩人有共同的生長背景，年紀相仿，在世界觀上，可以說是在同樣的社會壓力下長大，必然也趨向于同樣的藝術追求。

拉斯洛那種綿密、不分段落的長句，和貝拉·塔爾標志性的長鏡頭，感覺是天然的絕配。

那種“死不斷氣”的句子，一個勁地把你往深處拽。但如果你真的讀進去了，其實會挺享受的。我記得我讀《撒旦探戈》大概是六年前，看的是繁體豎排版，那種感覺更濃郁，好像自己一直在被他往下拉，往深淵里拉。

貝拉·塔爾的改編，常常會讓拉斯洛的作品更加現實主義化。比如電影《撒旦探戈》，就比小說減少了很多魔幻的部分，但你看著一點不違和。因為那些所謂的魔幻，如果你放回東歐的歷史現實里去，會覺得理所當然——殘酷現實本身就已經足夠幻滅了。現在把魔幻再變回無魔幻的現實，你又覺得是理所當然的。

總的來說，拉斯洛的獲獎，對國內作者，或者說對于所有堅持嚴肅寫作的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他的分量，讓我們看到這種不妥協的文學依然被世界鄭重對待。對于普通讀者來說，想要順利進入他的世界，先看電影可能是一個辦法。但老實說，先看電影可能也很難，因為他的作品不可能變得很大眾，閱讀（觀看）門檻太高了。

即使是我們這種所謂的“專業讀者”，也都會覺得很吃力。他的作品里談不上任何娛樂性，你不可能用它來打發時間。你必須特別鄭重地去對待他，要像準備好經歷一場煉獄的洗禮一樣，才能進入他的作品。

他不斷地在尋找

舒蓀樂：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副編審、《世界在前進》譯者

匈牙利是一個出大作家的國家，有詩人裴多菲、2002年的諾獎獲得者凱爾泰斯·伊姆雷、近期暢銷的世界級作家馬洛伊·山多爾，等等。

其實，“東歐”是一個政治化傾向比較重的詞，匈牙利實際的地理位置在中歐，是在歐洲的中心。這里是歐洲的交通要害，是歷史上的兵家必爭之地，所以匈牙利曾不斷受到到壓迫，在地緣政治中成為犧牲品，后來又通過自己的努力崛起，其歷史跌宕起伏，所以匈牙利人民受到的苦難很深，精神世界也非常厚重。對人類精神的追問，對世界本質的追問，都是匈牙利能產出大作家非常重要的原因。

現在的中國，對東歐文學的興趣在復蘇。中國讀者更重視文學作品本身，而且目前國內引進的東歐文學作品藝術性也更強。當然，讀者也可以從這些藝術性很強的作品中找到作家自己的態度和立場。

我對拉斯洛的最初印象是，他的語句非常復雜，思想也非常復雜，語言氛圍比較陰郁。當時要譯《世界在前進》的時候，我做過很多思想斗爭。但后來，我發現，進入到他的語言和故事中，也沒有想象的那么困難。

拉斯洛的語言非常東歐化，首先是句式很長。匈牙利語本身是非常復雜的語言，而拉斯洛的語言更是嵌套式的，一個復合句加一個復合句，往往一整句話會占據大概有一整頁或者甚至一整篇文章，一逗到底，不知道在哪里斷開，類似于內心獨白。但只有通過這種冗長的表述，才能幫助他塑造起自己的思想。

看過《都靈之馬》《鯨魚馬戲團》等由他作品改編的電影之后，你就會知道，他的作品是非常沉重的。

《都靈之馬》講述了一對相依為命的父女的苦難生活。父親患有殘疾，幾乎喪失勞動能力，父女二人在極度貧寒之中勉強生存。（圖/電影《都靈之馬》劇照）

拉斯洛的短篇集《世界在前進》前半部分探討的是關于存在是否真實的理念，后半部分講了各個國家的故事，有中國的、印度的、俄羅斯的、土耳其的、西班牙的……這些故事的基礎場景都特別生活化，或者說現實化，可是故事的后半部分會逐漸體現出超現實的特點。

《世界在前進》

作者: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

譯者:舒蓀樂

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5年9月

比如說拉斯洛寫的關于印度的故事，一開始寫的是主人公在整個城市里轉悠，走到恒河邊后，碰到一個肥碩的印度人，跟他探討仿佛漂浮在他們眼前的一滴水，探討一滴水的微結構，這個場景就非常超現實。基本上他的作品都是這類結構。再比如他會描寫一個礦工從礦場逃出來，走在一條通往另一個城市的路上，又跑進一座不起眼的廢棄城堡里，這是他無意中發現的城堡，曾經非常的輝煌，后來就沒落了，但沒有說原因。主人公就不停地在城堡里面轉，最后向遙遠的地平線望去。此類意象會突兀地出現在整個故事里，讓讀者覺得一個逃離的故事進行了反轉。

這本小說里，我最喜歡的是《那就是加加林》這篇，故事非常完美地體現出了他的質疑，因為沒有人相信宇航員加加林看見的東西，所以他在不斷地質疑，問自己到底看見的是什么，他看見的東西到底存不存在。

我認為給拉斯洛貼“后現代”的標簽不準確，他的作品應該屬于晚期現代主義，因為他體現的是悲觀的末世觀念。如果說“后現代”，他的作品也并非是凌亂的，而是有自成一派的、非常完整的思想體系。

我們能從他繁復冗長的語言中讀出一種沉重，這種藝術形式能夠支撐作家的質疑和對思想的重建。拉斯洛的作品經常體現出質疑——他不斷地尋找，所有篇章里，都在行走、坐車、逃離、飛行。

他是在尋找，但是否最后建構起了他想尋找的存在？這是開放性的答案。

排版丨安妮

校對 | 遇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