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實踐智庫丨徐漢明：社會治理法學何以成為一門獨立的法學學科

作者：徐漢明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治理法學學科帶頭人，二級教授，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基礎理論暨應用理論研究基地、法治發展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首席專家。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學術委員會暨中國行為法學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際刑法協會中國分會理事。

目次

一、回答“時代之問”是催生和發展“社會治理法學”的根本動因

二、回答“科學之問”是催生和發展“社會治理法學”的內在動力

三、回答“人民之問”是催生和發展“社會治理法學”的目標要求

四、回答“價值之問”是催生和發展“社會治理法學”的價值體現

一、回答“時代之問”是催生和發展“社會治理法學”的根本動因

作為凝練、表達和描述社會治理發展道路、制度、文化、理念、實踐的學科體系構建與發展，都“離不開社會發展的大背景，社會機制、經濟結構、科技水平決定了學科發展的方向、速度和規模，社會需求成為學科發展不竭的外部動力源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道路、制度、文化、理論及其實踐是在改革開放３０多年偉大實踐中創新發展，凝聚了新中國成立６０多年持續探索的經驗結晶，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進行艱苦卓絕斗爭的苦難輝煌，傳承了中華民族數千年治理悠久文明。如何科學回答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后人民群眾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的新要求新期待；如何直面社會治理階段性特征，發展完善社會治理法治體系；如何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機制，提高社會治理“四化”水平；如何以世界眼光、寬廣胸懷立足于統籌國內與國際兩個大局，推進全球人類治理體系、治理規則的民主化、法治化、科學化，描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藍圖；如何在全球競爭博弈中贏得主動，有效應對“四個考驗”，高效應對和預防“四個風險”，彌補“四個能力”不足，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回應人民群眾重大關切，創新國家與社會治理理論？要求社會治理法學必須回應時代之問，立足中國國情，關注現實問題，對我國數千年治理文化的寶貴資源進行創新性挖掘，對百年國家與社會治理的艱苦探索進行系統總結，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由“管控”“管理”向“治理”轉型跨越的曲折發展進行深入挖掘，對新時代社會治理取得歷史性成就及其進行創新性提煉，適應與之相適應的法學學科建設要求，破解傳統法學學科設置單一，學科“三大體系”不能有效回應社會治理豐富實踐的急迫要求，不僅是加快推動法學學科體系建設的重大使命，更是構建社會治理法學新型學科體系的首要任務。

二、回答“科學之問”是催生和發展“社會治理法學”的內在動力

社會治理法學是以涉及一切社會治理法現象為研究對象的相關科學活動及其成果認識的總稱。西方學者米歇爾·?？略f過，“學科主要表現為一種規訓制度，是生產論述的操控體系和主宰現代生活的種種操控策略與技術的更大組合”。由此可見，學科體系是以學術體系為內核、話語體系為支撐、學科構成為所表達的科學知識系統。回答構建社會治理法學“三大體系”科學之問，其標志之一在于是否準確揭示了社會治理法治道路、制度、理論、實踐的質的規定性，形成一系列有關治理理念、觀點、原理、學說、思想、理論、知識、學術，等等。構建社會治理法學之首要在于，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基本原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理論、習近平新時代社會治理法治理論為該學科理論體系構建的“方向標”；從基層創造的可復制的社會治理新鮮經驗的“智慧庫”，從區域、市域、縣域社會治理的“經驗倉”，從域外發達國家治理立法技術的“參照系”等方面進行創新性轉化，從而凝練為具有原創性與時代性，系統性與專業性，繼承性與民族性的標識性概念，形成科學的知識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其標志之二是研究方法、材料、工具的客觀性與效度性。社會治理法學既要受法學的研究方法的指導，又要堅持人文社會科學常用的研究方法，這包括：階級分析及社會分層法、價值分析法、跨學科研究法、實證分析法、大數據研究方法，使社會治理法學知識體系、學術體系呈現豐富性、發展性的特征。其標志之三是厘定該學科的研究對象。隨著社會治理法治理論的創建、社會治理法律制度的發展完善、社會治理法治實施方式的轉型，都給社會治理法學研究對象提出了時代命題。這決定了社會治理法學的研究對象質的規定性和研究范圍的寬域性。其具體研究對象包括社會治理法的基礎理論、制度安排、實施方式及其績效評價等。其四是準確界分社會治理法學同其他學科研究對象的區別與聯系。社會治理法學在治理社會事務的過程中，與法學其他二級學科存在著緊密配合、互相合作的聯系，但也有具體的區別，即：（１）同行政法學的區別。兩者不僅調整對象存在差異、確立的法律關系有較大區分，而且法律性質既有同質性又有差別性。具體而言：社會治理法是有關社會治理活動的各種法律規范之總和，它調整執政黨、政府（行政機關）、社會組織以及公民等主體在社會治理活動中形成的各種社會關系，確立并實現各方在社會治理活動中的權利（力）義務（責任），以保障社會治理活動規范、有序開展，最終達成社會和諧的根本目標。而行政法是有關行政管理活動的各種法律規范之總和，它主要調整行政機關在行政活動中形成的各種社會關系，通?？偡Q為“行政關系”。（２）同民商法學的區別。兩者不僅調整對象不同，而且規范性質和調整方法不同。具體而言：社會治理法通過確立社會治理多元主體地位及其社會治理權利（力）、義務（責任）來促進社會公共利益最大化，調整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營利組織及公民在社會公共事務治理活動中供給社會公共產品時所形成的社會關系。而民商法的調整對象為公民、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等民商事主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民商事法律關系的客體是私人領域內所涉婚姻家庭方面的身份性和財產性私人事務、市場經濟方面的財產性私人事務等。而社會治理關系的客體既包括社會公共事務政社合作共治事務，又包括社會自治事務，還包括社會組織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事務。（３）同經濟法學的區別。兩者不僅法律性質不同，而且目的及功能不同。具體而言：經濟法是調整現代國家進行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在現階段，它主要調整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以各類組織為基本主體所參加的經濟管理關系和一定范圍的經營協調關系。（４）同社會法學的區別。社會法是社會治理法的一部分，兩者應當是整體與部分的種屬關系；原社會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已不適應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關于“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戰略決策的需要，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不匹配；原“社會法學”應當擴展形成為現正在發展構建中的“社會治理法學”。這是因為，社會法則僅僅是調整有關勞動關系、社會保障關系和社會福利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梢哉f，社會治理法學的基本概念已經形成，研究范圍日趨明確，學科邏輯結構清晰，且遵循法學發展的基本規律，初步形成了一套專業化的話語結構。社會治理法學形成了獨立的學科形態，各命題之間具有一致的邏輯起點和通適性，在學科日臻成熟的過程中，理論研究的爭鳴、研究命題的變化以及實踐探索的曲折都不會對學科的總體發展方向發生干擾。

三、回答“人民之問”是催生和發展“社會治理法學”的目標要求

“立德樹人，德法兼修，培養大批高素質法治人才”，是包括社會治理法學學科在內法學及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建設發展的天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等學校為國家培養提供“六類人才”（黨政人才、企業經營管理人才、專業技術人才、高技能人才、農村實用人才、社會工作人才）共計１０６，２４．５萬人。３０多年來高等教育為改革開放、經濟發展、政治文明、文化繁榮、社會進步、生態文明建設、參與國際社會治理提供了不竭的智力支持、人才保障和人力要素資源支撐。其中，目前在７１８所院校開設的法學專業中，提供了法學類人才約為１９５萬人，占高校畢業生的１．８３％，法學院校尤其是“五院四系”在培養法學人才方面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法學教育面臨“八個嚴重滯后”，即：法學教育提供的專門人才同治國理政、治黨治軍、內政外交的精英人才中長期發展規劃總規模要求嚴重滯后；法學教育提供的通用人才與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亟需人才總需求存在嚴重滯后；法學教育提供的專門人才同具有善于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的戰略企業家、職業經理人人才總量需求嚴重滯后；法學教育提供的專門人才同具有創新能力的高素質專業技術人才知識融通與保護服務結合的綜合性人才急迫需求嚴重滯后；法學教育提供的實用型、“工蜂型”、高技能型人才同公職律師、公司律師、社會律師的龐大法律服務人才總量需求嚴重滯后；法學教育提供的專門人才與大數據時代涉外法律人才總需求嚴重滯后；法學教育提供的專門人才同立法、執法、司法，法學研究、法學教育綜合型、創新型、能力型的人才需求嚴重滯后；以學科導向形成的導師專業教學科研能力同復合型、創新型、能力型、外向型卓越人才培養的高要求嚴重滯后。這導致法學教育領域面臨三大尷尬現象，即：法學專門人才供給嚴重滯后與法學人才就業“虛假飽和”的尷尬；法學專門人才社會“精英光環”與“高分低能”的尷尬；法學學術“智慧之才”與提供治國理政建言“對策不對號”的尷尬。作為保障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社會治理法治制度、文化、實踐成果頗豐，但社會治理法學未能作為獨立的學科進高校、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社會治理法治人才更是奇缺。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提高社會治理“四化”水平迫切需要為國家、政府、社會提供大批“德法兼修”的卓越治理法治人才。因此，社會治理法學教育由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典型試驗的“盆景”，向全國高校復制推廣為“全景”成為急迫要求和必然選擇。

四、回答“價值之問”是催生和發展“社會治理法學”的價值體現

社會治理法學的生命力不僅在于回答了時代之問、科學之問、人民之問，而且具有內生的價值。這集中表現在：一方面，社會治理法學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上的必然產物，是法學學科豐富發展的體現，其作為特定學科知識體系的價值在于，她是對社會治理法的基礎理論、制度安排、實施方式及其績效評價等的理論概括和表達，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道路、制度、文化、實踐的高度抽象，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法治理論的標志性成果之一。她以揭示該學科研究對象質的規定性、特征、范圍、實現形式、歷史類型、價值及其同其他學科的區別與聯系，型構具有該學科特質又區別于其他學科研究對象的一整套學術體系，且使該學科成為特定的學術體系、學科體系、話語體系，而具有傳承性和可傳授性，成為培養社會治理法治人才的“知識庫”。從而形成科學的傳播體系，使該學科的知識體系得以傳承、創新和發展。另一方面，她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立場和方法關注社會治理法治建設的進程，剖析計劃經濟條件下所形成的社會治理法律體系支離破碎的狀態，從現有法律制度框架中梳理并提出建立基本公共服務法、社會自治法、政社合作共治法、公共安全保障法、社會矛盾化解法、網絡社會治理法、綜合社會治理治安法，為科學完備社會治理法律制度體系提供智力支持。再一方面，該學科注重社會治理法實施的前沿問題研究，注重觀察總結基層社會治理“楓橋模式”“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治理范式，以及社會治理法實施評價體系和考評標準，推動社會治理法實施的有為有序有效，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提供學理支撐。又一方面，中國數千年治理文明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法治道路、制度、文化及實踐成果，釋放出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體系，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聯系廣泛、服務群眾的群團工作體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的制度優勢，為推動全球治理文明科學化、法治化、民主化提供了“中國方案”、分享了“中國經驗”、展示了“東方模式”魅力。

（轉載來源：社會治理法學研究公眾號）

編輯：秦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