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江執法，先會商后審判：南通海安市的“司法創造力”？

（圣知書院。楊雄 攝）

“同一模式，在常熟、張家港不構成犯罪，

在海安，卻成了刑事案件。我們不反對打擊傳銷，但反對以模糊標準制造冤案。”

“同樣的法律，為何跨一條江，就變了形？”

撰文｜楊雄

出品｜有戲

2025年6月30日。

江蘇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

三名被告被推向被告席上——趙某、夏某某、馬某某。他們是“蘇州圣知國學書院”的創辦人。

他們被控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

一審判決已認定他們有罪。而在二審法庭上，他們再一次陳述同一個立場：無罪。

庭外，一位家屬給紀委監委寫了一個緊急匯報材料。在這個匯報材料里，寫了他一年多的奔走、上訴與困惑。其中，有一句引人關注的話：“跨江制造刑案，以權逐利為真。”

1、從講堂到法庭

圣知書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7年。

趙某在張家港創辦“德慧國學館”，講授易經、風水、命理等傳統文化內容。

2019年，他與夏某某、馬某某共同成立“蘇州圣知國學書院”，以課程體系化教學為主。

傳承人可以簽署合作協議，參與課程推廣并獲得相應的服務費。達到一定條件者，還能申請設立“分院”，獲得一定的運營補貼。

（南通海安市公安局。楊雄 攝）

書院采用線上線下結合的教學方式，課程多以傳統文化講授為主。截至案發，學員近三千人。

這些課程在張家港、蘇州、常熟都有授課點。

但在2023年6月27日傍晚，一切戛然而止。

那天晚上，趙某和十余人正在張家港的書院會議室。突如其來的海安市公安局經偵大隊闖入，宣布立案偵查，并將十余人帶走。

此外，當晚就開始將圣知書院賬上的資金悉數轉走。海安市公安局稱，他們在“工作中發現線索”，遂跨區偵查。

2、“跨江管轄”的質疑

從張家港到海安，隔著一條長江。

海安市公安局稱，案件的“行為地”之一在海安，因為書院在當地有一個“南通分院”。而在趙某等人看來，這個理由“牽強且可疑”。

家屬在寄往紀檢機關的緊急匯報材料中寫道：

“書院的注冊地、經營地、課程授課地，全在張家港。海安僅有一個分院，幾年的營業額僅160萬元，卻以此為由‘以小搏大’，跨江接案。”

（南通海安市檢察院。楊雄 攝）

辯護律師也在法庭上質疑：

海安市公安局在最初的搜查證上未填寫罪名，拘留證上罪名欄同樣空白。隨后，他們以“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繼續偵查。

更引人關注的是，海安市公安局曾在2025年2月向常熟、張家港、南京等地公安局發函，要求立案，部分城市的公安并未理會。

常熟市公安局回復稱，相關行為“不構成刑事立案條件”，并移送市場監管局。

而常熟市監局的核查意見則是：“證據無法證明形成三層以上上下線關系，不予認定為傳銷。”

此間，張家港公安局也在2025年3月退回海安移送的線索。同樣的事，在一個省內，被兩種截然不同的標準處理。

3、“未審先判”的陰影

2025年9月19日，二審庭審。

控方出示了海安市公安局出具的一份“案情介紹”。文件中提到，本案曾由“公檢法會商”研究過處理意見。

隨即，辯護律師提出調取會商人員名單的申請，以確認是否存在“該回避未回避”的情形。

“如果參與會商的人后來又審理案件，那就涉嫌程序違法。”律師當庭說道。

南通中院對此并未當庭回應，僅稱“近期宣判”。

根據刑訴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若司法人員“可能影響案件公正處理”，應當回避。

而所謂“會商”制度，一直在法學界存在爭議。它被認為可能導致“案件尚未開審，結論已先到達”。

4、一審的判決與分歧

2024年3月17日。

海安市法院作出一審判決。

法院認定：

圣知書院“以繳納費用為條件加入”“以發展人員為主要牟利手段”，發展會員2995人，形成12級層級，涉案金額3398萬余元。

趙某、夏某某、馬某某分別被判處六年六個月、五年九個月、五年有期徒刑。

但辯護方認為，這個判決建立在對“層級”與“返利”的混淆之上。

（南通海安市法院。楊雄 攝）

根據2013年“兩高一部”《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意見》，“層級”指上下線的返利關系，而非單純邀約關系。

律師指出：

書院內部，只有傳承人一級能獲得返利，不存在多層級提成。事業部經理、助教的收入屬于固定工資或補貼，不應計入返利。

法院則認為，分院負責人與事業部經理“均可層層提成”，從而認定層級為十二級。這一爭議成為案件的核心分歧。

5、“聽課者”成“傳銷人員”

案件材料顯示，2995名所謂“會員”中，僅有288人為傳承人，其中140人簽署合作協議。

其余大多數人，只是繳納幾百元聽了一場為期三天兩夜的課程。他們并沒有獲得返利資格，也沒有介紹他人。

但他們仍被計算為“傳銷參與者”。

有的未成年人，只是在假期里交了學費，準備來學國學知識，但其尚未來上課，也亦被列為傳銷人員。

（兩年后的“圣知書院”已是一片狼藉。楊雄 攝）

趙某在庭上陳述：

“我們請律師論證過，為了避免做成傳銷，只保留傳承人有返利資格。

聽課者都是自愿繳費，沒有被發展下線的義務。”

一位女學員在筆錄中說：

“花768元上課，聽完覺得挺好。”

另一位學員說：

“有收獲，也學到了東西。”

沒有人報案稱被騙。

書院仍提供退費服務，部分不滿意的學員獲得了退款。但在判決書中，這些被視為“變相吸收會員費”。

6、四百萬元“退贓”的去向

案發后，一位家屬曾兩次通過銀行，向海安市財政局非稅收入專戶轉賬，共計400萬元。據知情者稱，這筆款項是家屬借來的。

對此，海安市公安局出具的文書名為“扣押決定書”。

（一位家屬的400萬元匯款記錄。家屬供圖）

家屬說，他被要求繳納此款以換取妻子的取保候審。然而，錢匯出后，他的妻子卻仍被羈押。

律師指出，這一做法“混淆了退贓與取保條件”，涉嫌違法。

而根據扣押清單，警方還將書院賬戶中近千萬元劃入“海安公安賬戶”，而非常規凍結。這些資金的法律性質，目前無人解釋。

7、被質疑的“鑒定報告”

在一審中，公安機關出具了一份名為《專項審核報告》的文件。

報告稱，通過銀行流水、支付寶記錄、后臺數據分析，認定涉案金額3398萬元，下線層級達十二級。

但律師質疑：

報告出具時間晚于委托期限，數據來源不明；

報告中使用的九個銀行賬戶，并非全部為被告控制；部分流水包括教材銷售、場地租賃、游學活動費用等合法收入。

此外，報告存在兩份版本，文號相同但數據不同。一份顯示“下線人數32人”，另一份顯示“52人”。

辯護人多次申請重新鑒定，法院未予采納。

辯護律師在法庭上指出：

“公安聘請的機構越權統計，報告既非法定鑒定機構出具，也缺乏鏈條憑證。這是本案最關鍵的證據，卻存在明顯瑕疵。”

8、真假“返利”的邊界

從書院提供的協議看，傳承人所獲得的報酬被稱為“推廣服務費”，前提是完成教學推廣任務并通過考核。

事業部經理、助教的收入為相應比例的績效獎金。分院的部分收入為運營補貼，用于場地、水電和人員支出。

律師認為，這些都屬于勞動報酬或業務分潤，不具備“以發展人員計酬”的返利特征。

在他看來，本案之所以被定為傳銷，是因為執法機關將“代理分銷”與“層級返利”混為一談。

趙某也曾辯稱：“我們賣的是真實的課程，聽不聽、學不學，都是自愿。”

9、“趨利執法”的疑云

案件還有另一重爭議。

即是否存在地方執法的利益動機。

辯護律師指出：

海安市公安局在立案后，將案件整體納入本地管轄，并在偵查階段多次“協調”檢察院、法院。

據旁聽者描述，庭審時辯方詢問：

“公檢法會商的具體人員是誰？”

法庭無回應。

上述家屬也在寫給紀委監委的緊急匯報材料中稱：“公檢法共同商定的結論早已確定，審判只是走過場。”

他稱，多名被捕員工被要求“承認犯罪、退贓后可取保”，否則羈押。部分人配合后釋放，部分拒絕承認而被直接逮捕。截至目前，江蘇省級政法機關尚未對此公開回應。

10、同案不同判

更耐人尋味的是，地域之間的標準差異。

在海安，這個案子被認定為刑事傳銷；

而在常熟、張家港，卻被認為“不構成犯罪”。

常熟市監局的書面答復明確指出：

現有證據無法證明形成三層以上上下線關系。

在南通中院的二審庭上，檢方仍堅持抗訴，認為一審量刑偏輕。

而辯護方提出：

“同案不同判，本身說明標準模糊。”

此前，從2023年6月被捕起，趙某等人已被羈押近兩年。家屬不斷上訪、申訴、寫信。

上述家屬在匯報材料中寫道：

“妻子從未參與所謂傳銷，只是負責財務管理。她被抓的那天，還在準備書院的賬冊，準備迎接市場監管局的檢查。”

匯報材料的落款時間是2024年7月5日。

那時，他仍未得到任何書面回復。

11、程序的邊界

在辯護律師看來，這起案件的癥結，不止于傳銷與否，而是更在于司法程序的獨立與邊界。

“當會商制度滲透入辦案流程，檢察院、法院與公安機關形成共識，那么法律的三機關制衡就被削弱。”律師表示。

他引用刑訴法第二十九條：

“辦案人員如與案件有利害關系，可能影響公正處理的，應當回避。”

但在現實中，這條法律常被忽視。

庭審中，法官未對辯方的“會商名單”調取申請作出回應。

此外，檢方堅持認為：“書院模式本質上系層級式傳銷，具有社會危害性。”

辯方則最后陳述：

“同一模式，在常熟、張家港不構成犯罪，

在海安，卻成了刑事案件。我們不反對打擊傳銷，但反對以模糊標準制造冤案。”

庭審最后，趙某說：

“我只是一名講課的老師，我教人識易、懂風水，不是為了害人。”

一位家屬說，他仍只想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同樣的法律，為何跨一條江，就變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