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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錫進老師寫了篇小作文,專門談互聯網上的群體性“噤聲”現象,大意是如今在社交媒體上的發聲越來越小心,越來越多人成為敏感群體,能少說就少說,“這是互聯網時代公共信息領域的一個損失”。他分析社會寬容度變低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整體氛圍越來越嚴厲,對“瑕疵”的搜索頻密,風險提升;二是互聯網對語言的過度解讀,容易引申和發揮,甚至指向發聲者背后的機構。最后結論自然是主張寬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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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篇文字,我心情有點復雜。胡錫進老師的觀點,有一多半我是不同意的。但對這個人,我又存著一些尊重,因為他始終是個可以對話、討論和交流的對象,他或許會迎合某些觀點,但沒有落井下石,不扣帽子,就事論事,這種討論問題的方式和態度,甚至比雙方的觀點都重要。因此,即便我不同意他的觀點,也不愿對他個人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辭。
說回他這篇文章,在描述現象的層面,他可謂大膽。社交媒體噤聲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以他的身份來點破,需要一些勇氣,也頗有現實意義。當然,我們也不能要求胡老師變成堂吉訶德,他巧妙地將這種現象歸因為抽象的“整體”,用現象來解釋現象,而不是進一步分析,為什么輿論對“瑕疵”的搜索日漸頻密,什么原因造成對社交媒體內容的過度解讀。
人人自危(噤聲)與人人自覺(嚴苛)是一體兩面,背后的緊箍咒,恐怕胡老師不便也不愿言明。對瑕疵大做文章,對言論過度解讀和引申,古往今來并不鮮見。魯迅先生筆下的看客,在行刑的時候伸長脖子青筋暴出地看熱鬧。袁崇煥被凌遲,百姓拍手稱快,恨不得食肉寢皮。蒙蔽造就冷酷與狂熱,開放與寬容能讓信息流動起來,減少那些瘋狂因子。初始的力,才真正值得警惕。堵不如疏,自然是應對之道,然而從根本上對初始力進行規則明晰,才是開放與寬容的基本保障。
我想起武則天時代的一個故事,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劉祎之、周思茂、郭正一等幾個人在家中飲酒聚會,劉祎之本來是武則天提拔起來的“北門學士”的核心成員,武則天臨朝稱制后更是拜相,擔任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不過這哥們對武則天想稱帝這事還有不滿,就在私下飲酒的時候吐槽了幾句,酒席中有個叫張嘉福的人,轉頭就把劉祎之的言論密報武則天。最終處理結果,除了說話的劉祎之被賜自盡,周思茂、郭正一這些一起喝酒的也被殺。如果說吐槽的劉祎之該殺,那一起喝酒的人又有什么罪過。張嘉福一人升官,其他說者和聽者都有罪,這種處理方式宣告了武周朝告密成風、互相監視、道路以目的風氣。試想,張嘉福的告密,大約有三種可能,第一種是告密無效,自然抑制了告密之風;第二種是僅處罰劉祎之,告密之風會盛行,但不會擴大化;第三種就是只要不告就都有罪,告密就成了生存之道。風氣的形成,應該歸咎于下,還是歸責于上,值得深思。
我依然覺得胡錫進可貴,盡管他只是敲邊鼓,至少點出了一些現象。觀察他這些年在輿論生態位的變化,曾經諸多大V已經變成了伏地魔,很多激憤者甚至將槍口對準了胡錫進。可悲的是,最初反對胡錫進老師觀點的人,充其量用不敬的蔑稱,而曾經與他同一陣線的極端網友,如今已經將其視為斗爭對象。一頂頂大帽子壓過來,隱隱然有將胡錫進公知化的傾向。其實,胡錫進還是那個胡錫進,言語溫和,立場偏左,表達精明,即便如此,也因經濟所有制的論述而被安靜了三個月。一個溫和的發聲者,已經無法滿足那些被激起的、充滿斗爭精神的群體。
正因如此,我才一直在呼吁,哪怕觀點不同,也應保護胡錫進。當公共知識分子被污名化并銷聲匿跡,胡錫進已經成為互聯網世界的防波堤,他也許在跟風,也許在和稀泥,但至少保留了一份體面和寬容,讓不同觀點可以表達。我反對他很多觀點,但我支持他面對社交媒體時所持的態度和方法,就像這篇文章,我承認他在避重就輕顧左右而言他,但他所談論的現象客觀存在,他有關社會寬容的主張也有利于環境改善。他至少知道,“如果一些群體退出了,或者嚴重消極了,只剩下另一些群體在其中活躍表達,那樣的情況一定不會太好,會導致新問題的出現”。無論立場為何,應該有開放寬容的共識,而不是以斗爭和消滅為主旨。胡錫進有表達觀點的權利,他也主張其他人表達觀點的權利。對于構建相對寬容的輿論氛圍,這種“存在”比他的觀點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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