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一部電影能夠治愈大家，是件幸福的事｜專訪《翠湖》導演卞灼

9月中旬，卞灼導演首部長片《翠湖》入圍了“吳天明青年電影展·首作之上”。放映結束，收獲了觀眾的鼓掌歡呼，更有人認為這是今年中國電影的“黑馬之作”。

《翠湖》講述了一個典型的三代同堂家庭的故事。生活在昆明翠湖畔的這三代人，各有各的煩惱與歡樂，共同勾勒出一幅現代中國家庭生活畫卷。片中的外公，用自己的方式來治愈家人，無形中重新建立了家的紐帶，也療愈了自己。

在映后交流環節，有觀眾被影片深深打動，含淚講述了自己經歷外公離去的故事。這也引發了導演卞灼的感慨：“做電影一步步走到今天，似乎我早該心平氣和，然而現場有朋友講述自己的家庭故事，還是讓我不爭氣地哭了。拍一部電影，能夠治愈大家，能夠讓大家帶入自己的情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翠湖》一經放映，便頻頻獲獎。今年6月在上海國際電影節首映便獲金爵獎亞洲新人單元最佳影片獎；9月在吳天明青年影展榮獲“觀眾最喜愛影片”“知乎昂揚首作獎”“新媒體選擇榮譽”三項榮譽，此外，還獲得第十二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最佳男演員獎，同時入圍圣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展映單元、第22屆香港亞洲電影節……

“《翠湖》從昆明‘流’到上海，又從上海‘流’到歐洲、北美洲……對我來說是件神奇的事，”在嘉興“吳天明青年電影展”映后，卞灼接受本報專訪時感慨道：“就如此刻的嘉興南湖和昆明翠湖，也有種奇妙的互文。”他向記者講述了電影的幕后制作歷程，并期待《翠湖》在不久后與影院觀眾見面。

謄抄外公日記

萌發創作家庭片的想法

北青報：剛剛看完電影，我想到的第一個問題是，在虛構的電影之外，您的外公是一位什么樣的人？

卞灼：我真正開始了解我的外公，是在他將要離我們而去的前幾年。2012年前后，我外公的身體還可以，當時我大學放假時從美國回到昆明，拿了一臺攝像機擺在他的面前，想給他拍攝一段口述史，請他講一講家族的歷史。

那一刻，我才發現外公竟有如此強烈的傾訴欲。他講到以前他的家人如何從上海來到昆明，他回憶起兄弟姊妹，又講到如何與我外婆相識……盡管外公不總會提到歷史背景，但他的命運的確與歷史變遷息息相關，比如外公講到他童年時的家，在外灘邊南京路上的一座大別墅里，家族龐大，外公的父親只是家族中的一支。外公家的生意原本是在黃浦江邊開毛巾廠，但廠子被日本人炸掉了，之后外公一家才開始了逃難。一開始，他們打算逃往香港，但又抱有某一天重回上海做產業的想法，最后一家人改為逃往云南，投奔親戚。我原以為外公的講述半小時就會結束，結果他一直講了兩個多小時，與他平時沉默寡言的狀態截然不同。

之后，我把錄影簡單剪輯了一下，只配了三分之一的字幕，因為想著反正都是家里人看，就偷懶了。拿給家里人看的時候，我以為大家會覺得很無聊，結果他們卻看得很認真，每個人都要求我去刻一個光盤送給他們。這使我萌發出想要創作一部家庭片的想法，因為家族里的一些歷史，如果不去記錄的話，可能真的就消失了。

北青報：為什么那之后十年多，才開始創作劇本并想到要拍一部長片？

卞灼：我的外公在2016年去世，他離開的時候，我在美國讀書。那天，我正走在舊金山的大街上，接到了我哥的電話，得知外公已經離去。我一直記得那個場景：在舊金山車水馬龍的市中心，我就站在十字路口，聽到這個消息之后，周圍的世界突然變成了一種黑白色的畫面，嘈雜的聲音瞬間消失，又一下子變得很大。

我沒有趕上外公的葬禮，但我回家的時候，有一天我的母親哭著從外公的房間走出來，我看到她手上拿著一個本子，那是外公的日記本。我自此開始慢慢整理外公的文字。他的字跡很潦草，有些字甚至難以辨認，可能某天靈光一現，我才明白他寫的是什么字。我把他的日記謄抄成了電子版，這一過程可能冥冥之中已經在我心里種下了一顆種子，只不過我當時并沒有意識到，這些事情可以創作成劇本。

2023年，我回昆明待了一段時間，恰好一個意外把腿摔斷，必須臥床三個月，于是我干脆躺在床上把劇本寫了出來。

希望電影中的“他”

不再是家族的旁觀者

北青報：在外公的日記中，他記錄了哪些事情讓您印象深刻？

卞灼：其實，他的日記內容很多是不開心的事情，讀起來非常沉重，其中表達出了很多怨懟的情緒。最初，在寫第一版劇本時，我也很痛苦，似乎抱著一種莫名其妙的責任感，想要替外公抒發心中的不滿，寫出來的劇本充斥著憤怒的情緒。而后，我的想法又變了：既然外公在世時內心是不開心的，那為什么我還要再繼續做一個不開心的作品呢？因此，我修改了劇本，尤其是把老爺子的性格做了很多調整，把他內心深處最想要和家人互動的部分展示了出來。

在他的日記中，有時候會書寫他對我們家族的觀察，并在日記中發表意見。其中，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關于家人當初探討要不要讓我出國讀書的事情。當時大家正襟危坐討論著這件事，我的母親和姨媽認為我可以和我表哥一起去澳洲，但我又不想去澳洲，而我爸則想送我去法國，他們開始爭論起來。那時候我還小，并不清楚他們的考慮，只記得外公只是在一旁沉默著，一言未發。結果后來我謄抄日記時，看到了他對這件事的記錄，并清楚地寫出了自己的三點意見。這件事，讓我希望，在我的創作中，可以讓“外公”有機會把自己的內心表達出來。因此，在《翠湖》中，“外公”不再是一個現實中的家族旁觀者，而是一個真正的主動參與者。

北青報：在影片中，“外公”評價老三家的兒子：“成熟得過于早了，沒有年輕人的天真爛漫，我知道他很壓抑……”這樣的話，也是來自于現實中外公的日記嗎？

卞灼：是的。我表哥看到日記里的這句話時，很有感觸，似乎還有悄悄落淚，但他現在是一個商人，沒有以前那么好溝通了。在《翠湖》中，我投射了很多自己理想中的事情，包括我的童年。我們家族里與我同輩的都是獨生子女，所以我小時候和我表哥在一起玩，有時我們會一起住在我外公家，就像電影中那樣打地鋪，這些都是真實的。后來，表哥一上高中就出國了，那時我才上初中，我們一下子就斷聯了，我變得很孤僻，也沒有朋友。而他自己在國外也過得很不開心，他必須要去學習如何成長得更快一些，以應對陌生的環境。等到我表哥再回家時，我覺得他變得很陌生了。那時，我還很幼稚，想不通為什么他出一趟國，我們就無話可說了。所以，我在電影里寫了這樣一場戲，兩兄弟再次在外公家打地鋪，這是我心里對于某種遺憾的彌補。

北青報：電影中，“外公”這個角色起到了穿針引線的作用。

卞灼：是的，電影中有很多具有意向的鏡頭表達了“外公”這一角色的作用。比如，他穿的毛衣一直都破了個洞，之后他自己開始縫補毛衣，這樣就有一個穿針引線的畫面。在有一場戲中，“外公”在自己的房子里，聽到外面傳來歌聲，他走出院子，看到一些斑駁的光影在墻上變幻。在這里，我很想把穿針引線的畫面疊加在斑駁的光影之中，但我發現我做不到，因為這樣的處理會略顯奇怪，畫面中的信息量過多，也會影響這場戲中透露出的某種純粹的情感感受。

北青報：這場光影的瞬間被處理得非常靈動和溫柔。

卞灼：現在觀眾看到的這場戲，是第一次拍攝這場戲的呈現。但一開始我并不滿意這個處理，我覺得光影略顯溫和，需要更加夢幻和激烈一些。當時我在片場，一直聽著電影《星際穿越》的音樂，想象著打開了時間的黑洞……于是我要求重拍一次，讓演員再次走位，我把燈光直接放在燈腿上開始旋轉，打在墻面上，整個空間就像是只有一個顏色的迪斯科舞廳一樣。可最后，我在剪輯的時候才發現，自己當時腦子一定是抽風了——畫面里的情緒太激烈了。還是第一次拍攝出的感覺最好，一種緩緩流動的光影傳遞出了淡淡的情感。所以，我們有時候在片場頭腦發熱想出的方法不一定是好的。

八十歲的老演員傳神在于“渴望”

北青報：在映后交流時，攝影指導朱捷提到：這部電影的鏡頭設計，其實是將攝像機作為逝去的外婆的視角，來觀察整個家族的。這是拍攝時最初的設想嗎？

卞灼：這一設定在劇本創作時就想到了，只不過劇本里沒有特別突出“鏡頭視角”的參與。劇本完成之后，我送給張獻民老師看，他提出了同樣的想法，認為可以將外婆的靈魂作為鏡頭視角。我們的設想不謀而合，于是就把這個想法實現出來了。

北青報：電影在畫面構圖上，似乎也用了很多門框或是窗戶以及鏡子去展現人物關系。

卞灼：因為拍家庭戲的空間比較受限，我們所有的戲都是實景拍攝，沒有在棚內拍過任何一個鏡頭，所以我們必須要尋找一些結構性的畫面，傳遞出更多的東西。比如在視覺上，我們用框來做限定，用鏡子的反射呈現出更多的空間。我們想在影片中的“當下空間”之外，再創造出一個新的空間，但是這一空間不是給生者待的，而是給逝者存在的空間。

北青報：你們拍攝了多久？

卞灼：我們從2023年12月1日開拍，到2024年第一天殺青，殺青那天拍攝的是電影尾聲中那場婚禮戲份。當時正好跨年，我把在昆明的所有親戚朋友全都叫來，讓他們當婚禮戲份的背景群演，同時還能請他們吃飯。

北青報：在這場戲中，盡管是喜慶的婚禮場景，但觀眾能夠明顯感受到外公的角色在憋著淚——他沒有落淚，而是板著臉，面部突然抽動了一下。這樣的表演幾乎是神來之筆，您是如何發現這位優秀的演員的？

卞灼：這里面有一個故事。大家在看到片尾字幕時會發現，我們劇組已經有三位朋友離開了我們，其中就有演員楊作玖老師。他原本是我一開始確定的“外公”飾演者。然而在開機前一個月，他的身體實在沒辦法堅持演戲，于是他介紹了李振平老師。

第一次見到李振平老師的時候，我對他是否能夠勝任這一角色是存疑的——雖然他快八十歲了，但他常年健身，身體健碩，可劇本中的“外公”是癌癥患者，身體虛弱。不過，跟他聊了很久之后，我發現了那種來自內心的渴望，那種傾訴的渴望……這與我的外公或者說與劇本中的“外公”是一致的，那一瞬間，我就覺得他可以來飾演“外公”。

李振平老師也做了很多調整，比如體態上要看起來不那么壯碩，背要彎一些，說話不要太快，多用氣聲說話。他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和設計，當我們拍攝的時候，我總會發現，他一下子變得蒼老了起來，走路也開始變得慢慢的，走兩步就會咳嗽起來。他的情緒總是很飽滿，比如在婚禮的戲份中，我囑咐他這場戲要一直忍，不要哭，一定要忍著。但是他有自己的理解，于是他的淚花一直在眼里打轉，最后實在忍不住了才用面部抽動了一下掩蓋了淚水，這確實是他的神來之筆，也非常打動我。

生活永遠流動

沒有確切答案

北青報：我看到有網友將這場婚禮的戲份理解為家庭大團圓或大和解之意，也有人不同意這樣的看法，因為這場戲的底色有種悲傷的情感在流動，同時電影中的諸多問題在結尾也并沒有確切的答案。那么，您是如何看待這些解讀的？

卞灼：《翠湖》的英文片名是“As the water flows”，意思是像水一樣向前流動，也是很多人說的“靜水深流”，我覺得生活本身正是如此。其實，很多朋友忽略了這部電影的底色。除了“愛”是這部電影的底色，還有一層埋在湖面下陰影處的內容是：我們從表面看似乎是圓滿的，但電影中沒有一個人的問題得到了真正解決。

比如“孫女”結婚了，但她的老公與她的父親有什么區別呢？她想要在一個布滿荊棘的天空下像一架飛機一樣飛出去，但她最后飛出去只是又回到了另一片差不多的天空之下。正像她在翠湖公園里面找到的那棵樹，她覺得那個地方很安全，但其實那棵樹又像一個蜘蛛網一樣把她包裹住。她以后真的會幸福嗎？她是不是出于沖動和叛逆才結婚的？如果是，她的叛逆又把她帶入到了一種宿命的輪回里面——她和她母親一模一樣，而她老公跟她父親一模一樣。此外，兩個同輩的孩子面對的問題，也沒有得到解決。包括外公也是，他自己患癌，直到最后也沒有向家人坦白……這些事情仍然在繼續向前，如同我們的生活一般。

北青報：這部電影取名為《翠湖》，昆明的翠湖之于您的意義是什么？

卞灼：因為拍攝的是家庭片，我很難去想到其他的名字。之前想過“樣樣好”這種云南的祝酒詞，但是它給我的感覺不是家的意象。在昆明，翠湖周邊五公里的居民都會說自己家在翠湖周邊，我們家也住在翠湖周邊，我們從小到大有什么心事，開心或是不開心，或者談戀愛的時候，大家都會去翠湖。某種程度上，翠湖是另一個家，或者說是一種家的精神意象。

北青報：電影中除了令人感動的戲份以外，還有很多生活中的笑點。觀影中，觀眾的笑聲不斷。我常常覺得煽情的文字好寫，但是幽默和搞笑的文字是很難創作的，您是如何捕捉到生活中的笑點呢？

卞灼：我認為幽默感來自于生活本身。當人物追求的生活與他們本身的生活有了錯位，就產生了荒誕與幽默。這往往不是刻意制造的某種笑料，而是人物性格中天生的一些認知和行為。比如眾所周知的憨豆先生，他把這一方面發揮得淋漓盡致，他與世界格格不入，他的認知和世界的普遍認知是極為不同的，他去停車卻把別的車撞開，這對他而言是合理的，對我們來說就是很搞笑的行為。

如果一定要說我有什么訣竅的話，那就是要去捕捉人物的認知和社會普通價值觀或者普通社會行為標準之間產生的偏差，這是生活中幽默感的一種來源方式。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韓世容

供圖/卞灼

編輯/張楠

排版/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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