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楊樹下的上海鐘：十萬青年的六十年滬疆記

阿拉爾的上海風情街里，“上海碼頭”展廳的玻璃柜里擺著個磨得發亮的雙鈴馬蹄表，旁邊是架生銹的油印機。賣杏干的維吾爾族大叔看到我盯著表看，用帶著滬語腔調的普通話說：“這是當年上海老師用來打鐘的，朱老師他們那輩人，把琴聲都留在土坯房里了。” 柜臺后的墻上掛著張老照片：1964年黃浦江畔，戴大紅花的年輕人擠在綠皮火車窗邊，18歲的朱光偉站在角落，眼神里有光又藏著慌——他大哥生病來不了，表姐塞給他的布包里裹著半袋大白兔奶糖。

阿拉爾美女

這張照片和馬蹄表碰在一起，突然就把六十年的時光撞出了聲響。十萬上海青年當年坐著綠皮火車往西走，沒人想過“扎根”是個多沉的詞。他們中有人是為了給家里減輕負擔，像朱光偉那樣抱著“闖條出路”的心思；有人是被“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號點燃，比如18歲的陳福娟，父親是老黨員，拍著她的肩膀說“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直到他們把地窩子住成家，把戈壁灘種出莊稼，把后代的口音釀成“新疆上海味”，才懂這段路從來不是“支邊”兩個字能概括的。一、當下的滬疆“暗號”：聽得懂的人都老了喀什古城的民宿里，95后小張正用哈薩克語跟送馕的鄰居道謝，轉頭又切換成滬語跟上海游客聊“阿拉屋里廂的腌篤鮮”。她手機殼背面貼著手寫的便簽，一邊是“十二木卡姆演出時間”，一邊是“上海迪士尼快速通道技巧”。這張便簽就是她的成長說明書——爺爺是1963年到阿克蘇開荒的知青，奶奶是當地的維吾爾族姑娘，家里的餐桌永遠擺著大盤雞和泡飯。“我爺叔說，當年他們在地里干活，喊‘開飯’要分兩種——說滬語就是有上海寄來的醬菜，說維語就是燉了羊肉。”小張指著墻上的老照片笑，照片里年輕的爺爺蹲在土坯房前，手里舉著個自制的木工刨子，身后是個刻著歐式花紋的木箱。這場景在當年的團場不算新鮮，80年代初上海知青學木工成風，有人照著上海家里的樣式做捷克式衣柜，后來團場干脆辦起家具廠，木料都是天山腳下的胡楊。

烏魯木齊的城南往事美食街更像個“滬疆記憶博物館”。紅燈籠底下掛著“十月汽車修配廠”的舊招牌，旁邊的小賣部擺著泡泡糖和老上海奶糖。46歲的張艷麗蹲在陳列柜前看一臺單卡錄音機，眼圈有點紅：“我們老師當年就是用這個放《東方紅》，她從上海探親回來，還帶過方便面，全班分著吃，湯都舔干凈。” 她嘴里的“老師”就是上海知青，那些年兵團的學校里，超過半數的老師都帶著滬語口音，他們帶來的不僅是課本知識，還有“外面世界的樣子”。現在的老知青們，把“雙城生活”過成了常態。78歲的朱光偉返滬27年，每年夏天還是要回阿克蘇待倆月，住在當年教書的學校附近。“上海的自來水太干凈，喝著沒味道。”他跟賣西瓜的老鄉用維語砍價，轉頭又能跟上海來的游客聊起外灘的老建筑。像他這樣的老人不少，冬天去上海住兒子家，夏天回新疆找老戰友，醫保兩地直接結算，政府還給解決了住房補貼。

阿克蘇地區現在還有8000多上海知青及其后代住著。有人開了紅棗加工廠，會計是維吾爾族姑娘，技術員來自四川，開會時“普通話打底，滬語補細節，維語活躍氣氛”；有人搞起民宿，床頭柜上擺著《上海知青回憶錄》和《古蘭經》畫冊。這些人身上藏著最妙的“融合密碼”——不是刻意的“混搭”，是自然長出來的生活。二、1963年的“盲盒”：從外灘到戈壁的4000公里1964年5月22日的上海火車站，鑼鼓聲蓋過了哭聲。18歲的陳福娟擠在人群里，父親陳文俊沒來送她——這位老黨員要在廠里開勞模會，只提前一晚塞給她個搪瓷杯，上面印著“為人民服務”。火車開動時，她看見表姐追著車廂跑，手里揮著母親做的棉布鞋。這群平均年齡不到20歲的年輕人，頭兩天還在火車上唱歌，趴在車窗上看風景。一過蘭州，聊天聲就淡了。等火車到大河沿，正趕上大風，黃沙卷著石子打在車窗上，有人突然哭了：“這地方連樹都沒有，怎么活啊？” 朱光偉攥著兜里的奶糖沒作聲，他早就聽說新疆苦，但沒想到是“天上無飛鳥、地上不長草”的模樣。

當晚他們住的地窩子，是“地里扒出來的洞，頂上蓋著草皮和泥巴”。朱光偉跟20多個人擠在通鋪，被子上帶著土腥味，半夜能聽見老鼠跑過的聲響。第二天一早，排長扔過來一把坎土曼：“今天學開荒，別給上海青年丟臉。” 他連麥苗和韭菜都分不清，一鋤頭下去沒挖動土，反被震得手發麻。吃飯是更現實的難題。主食是苞谷面窩窩頭，菜大多是西葫蘆和白菜，油星子都少見。木華黎后來回憶，那時候回上海探親跟“進貨”似的，大米、香腸、醬菜塞滿行李，為了逃超重罰款，得沿著鐵軌走幾里地找居民出口。“工資才33塊8角8分，省下來的錢全花在路費和吃的上，但回到團場分東西時，比過年還開心。”準軍事化管理的日子里，吹哨子上工，點名睡覺，開會前要唱歌。朱光偉最盼的是傍晚——文教讀完勞動記分后，會喊名字發上海來的信。收到信的人蹲在土坡上笑，沒收到的就望著東方發呆。他第一次收到大哥的信時，信紙都被眼淚打濕了，信里說“家里一切都好，你要好好干活”，可他后來才知道，大哥那時候正生著重病。

艱苦里也藏著暖。陳福娟剛到連隊時，挑土筐磨破了手，維吾爾族阿姨塞給她個羊皮手套；朱光偉干活慢，排長章錦文總在收工時幫他多挖幾鋤頭；木華黎跟著老班長葉占祥學放水，冬灌時要跳進冰水里堵壩，老班長總會把自己的棉襖披給他，手里的莫合煙火星在黑夜里一跳一跳的。老班長的坎土曼是全連的寶貝。那是用蘇聯播種機的圓盤改的，比普通坎土曼輕還能“吃土”，把子是磨得發亮的白蠟木。他教年輕人選坎土曼時，眼睛會發光：“這玩意兒是槍，也是命。” 木華黎至今記得老班長的絕技——“遠程投彈”“燕子飛翔”，一鋤頭下去能挖起半筐土。后來他才懂，老班長對坎土曼的珍視，是把日子都融進了這鐵家伙里。700多個日出日落過去，這些“上海娃娃”真的變了。陳福娟能一天摘80斤棉花，手上的老繭比老職工還厚；朱光偉開荒時能扛著坎土曼走十里地，窩窩頭蘸鹽水也吃得香；木華黎學會了用莫合煙紙卷煙，說起新疆話帶著點口音。他們不再是嬌生慣養的城里娃，成了能扛事的兵團人。 三、把“上海本事”種進戈壁：土坯房里的光1966年，朱光偉被選去師范速成培訓班，終于不用天天下地了。他去團場子女學校報到那天，被眼前的景象逗笑了：學校是俄式土坯房，打鐘的是架在木框上的汽車輪轂，敲鐘的師傅拎著雙鈴馬蹄表，“當當”的聲響能傳到二里地外。

課桌是土坯搭的木板，課本要遲到半個月才到。校長高本旺是陜西老兵，跟他說：“你們上海人聰明，干啥都行，先教語文吧。” 這一教就沒換過，朱光偉把大哥寄來的二胡和自己帶的小提琴都用上了，課余組織學生唱歌，土操場上常常飄起琴聲。有個學生后來成了音樂老師，說“朱老師的琴聲，比塔里木河的水還潤”。上海知青帶來的不止是琴聲。當年的兵團里，第一批醫生、第一位女教師大多是他們。有個上海女知青孫貴娟，1965年還見過周恩來總理，兩年后在送水時不幸犧牲，年僅19歲。四十年后，當年見過她的知青回到石河子，在她墓前撲通跪下，哭得像個孩子。彭壯瑜則把“科技種子”撒進了戈壁。這位1965年從塔里木農墾大學畢業的上海姑娘，常年戴著草帽奔波在田間地頭，研究棉花和小麥的栽培技術。老職工記得她“臉上總掛著笑，曬得黑黑的，比小伙子還能吃苦”。在她的帶領下，十二團成了兵團的科技示范團，棉花產量翻了幾番。

80年代初，團場里刮起“木工熱”。上海知青本來就有“心靈手巧”的名聲，有人照著老家的家具樣式琢磨，歐式的雕花、捷克式的線條，居然都能做出來。木華黎也跟著學，給未來的妻子做了個五斗柜，抽屜拉手是用廢銅片磨的。后來團場辦起家具廠，他們做的柜子在附近幾個縣都出名，有人專門趕幾十里路來買“上海樣式”的家具。更妙的是文化的滲透。知青們把自行車、手表、收音機帶到新疆，這些“三轉一響”在當年是稀罕物。張艷麗回憶，小時候最盼上海老師探親回來，“他們會帶泡泡糖、連衣裙，還會講外灘的房子、上海的電車，我們都聽呆了”。很多兵團二代都會說幾句滬語，“阿拉”“儂好”成了鄰里間的暗號。陳福娟后來成了幼兒園老師，把上海的兒歌教給維吾爾族孩子。她的愛人是轉業軍人，也是上海人，兩人在新疆成了家，生了兩個孩子。1979年，《人民日報》采訪她父親陳文俊，這位老人說：“國家需要比啥都重要，子女在邊疆好好干，我們就放心了。” 沒人知道，這位深明大義的老人后來得了肺癌，因為“子女都在外面，不想連累他們”，居然放棄了手術治療。四、“回家”還是“留下”：最難的選擇題1970年代末，政策松動，知青可以回上海了。但這條“回家路”，比來時難走多了。1981年的數據顯示，大概2.53萬名上海知青回了上海。陳福娟1996年按政策返滬時，戶口辦了三個月才下來。她抱著孩子站在曹楊新村的老房子前，突然有點恍惚：樓道里飄著紅燒肉的香味，鄰居用純正的滬語打招呼，可她張嘴卻帶出了新疆口音。

住房是更大的難題。很多知青回滬后只能擠在父母家，有的在陽臺搭個鋪，有的甚至要睡在過道里。木華黎回上海那年，一家三口住10平米的小屋，他半夜睡不著，總想起新疆的地窩子——雖然漏風，可好歹敞亮。更磨人的是“身份困惑”。朱光偉返滬后去買菜，攤主聽他口音問：“你是新疆來的吧？” 等他回阿克蘇探親，老戰友又笑他：“你現在是上海人了，吃不了辣了吧？” 這種“兩頭不靠”的感覺，在知青子女身上更明顯。90年代，很多知青子女跟著回上海讀書。張艷麗的弟弟剛轉學過去，因為說“西北普通話”被同學笑話，有次考試沒考好，老師居然當眾說：“新疆的教育質量差，考不好正常。” 他回家哭著跟媽媽說：“我不想待在上海，我想回新疆找朱老師。”這種融入難題，本質是兩代人在文化里的拉扯。父母心里有個“上海老家”，子女心里有個“新疆故鄉”，可兩邊都覺得他們是“外人”。有個知青后代說，最尷尬的是過年——在上海吃年夜飯，長輩催他“說上海話”；回新疆走親戚，又被笑“口音變了”。也有不少人選擇留下。截至1985年底，留在新疆的上海知青大概有3萬人。楊奶奶就是其中一個，1963年她來阿拉爾時才18歲，如今三代人扎根在阿拉爾。她指著知青林的胡楊樹說：“當年種樹時，有人邊哭邊種，說遲早要回上海。現在這些樹都長粗了，上海倒成了遠方。”

留下的人也有自己的牽掛。木華黎的妹妹留在了四十二團，每年春節都會寄來新疆的紅棗。他咬著紅棗跟孫子說：“你姑姑家的坎土曼，還是當年老班長教我們做的樣式。” 孫子拿著手機拍紅棗，突然說：“爺爺，我直播賣這個吧，上海人肯定喜歡。”五、三代人的“融合課”：把他鄉過成故鄉喀什古城的小張民宿里，最受歡迎的是“滬疆拼盤”——大盤雞里加了上海的糖蒜，腌篤鮮里放了新疆的羊肉。有上海游客嘗了說“味道奇怪又和諧”，小張總會笑著說：“我家就是這樣啊，爺爺吃拉條子要蘸腐乳，奶奶包包子要放孜然。”這種“奇怪又和諧”，成了知青后代的生活常態。阿拉爾有個紅棗加工廠，老板是知青后代，用北斗導航播種機種棉花，手機里存著上海農業大學專家的微信，秋收時直接對接上海的服裝面料廠。去年雙十一，他們用雙語直播賣了800噸灰棗，物流車從新疆直接開到上海自貿區。

兩地政府的政策也在搭“橋”。上海給老知青補了住房，新疆的上海援建醫院里有滬上專家坐診。2016年開始的“祖國情·中華行”活動，讓新疆青少年走進上海的高校和社區，上海的孩子也能去新疆摸駱駝、看胡楊。有個新疆娃娃從上海回來，畫了幅畫：胡楊樹下站著東方明珠，旁邊的維吾爾族小孩和上海囡囡手拉手。“上海碼頭”展廳里，講解員是個90后姑娘，她爺爺是當年的木工師傅。她指著展柜里的木工刨子說：“這玩意兒能做出歐式家具，也能刨出胡楊木的鐲子。” 她自己開了家文創店，賣的“胡楊木上海鐘”很受歡迎——鐘面是外灘夜景，鐘擺刻著維吾爾族花紋。朱光偉現在還會跟新疆的老同事視頻，聊起當年的油印機，聊起學生們的近況。有次視頻里突然出現個年輕人，用滬語跟他打招呼，說是當年那個學小提琴的學生的兒子。“這孩子現在在上海開琴行，說要把我教他爸的曲子傳下去。” 掛了視頻，朱光偉摸著手里的搪瓷杯笑了，杯沿的缺口，是當年在新疆摔的。阿拉爾的知青林里，楊奶奶的孫子正給胡楊樹澆水。他用手機拍了段視頻，配文“爺爺種的樹，我來守”。視頻里，陽光穿過樹葉灑在地上，像極了六十年前綠皮火車車窗透進來的光。當年那些戴大紅花的年輕人，或許沒讀懂“奉獻”的深意，也沒想過“傳承”是個多遠的詞。他們只是在戈壁上種了第一棵樹，在土坯房里教了第一個字，在飯桌上拌了第一口醬菜。六十年后，樹成了林，字成了詩，味道成了暗號——這大概就是最好的“扎根”：不是死守一方土地，是把他鄉的風沙釀成蜜，把故鄉的月光種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