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悖論：歐洲正以“保護”之名扼殺自由

有網友感嘆：那個曾高舉自由、民主價值觀的歐洲，如今為何如此墮落了呢——數十年來，“自由”是西方世界在全球敘事中高舉的旗幟，是它們定義自身文明優越性與道德合法性的核心標簽。

然而，當我們審視近期在經貿與科技領域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一個日益清晰的圖景浮現出來：那個曾經的自由市場與開放秩序的倡導者，正因自身競爭力的相對下滑與戰略焦慮，一步步背棄其宣揚的原則。

歐洲，正在系統性遠離它曾引以為傲的自由

這一轉變的標志性案例，莫過于荷蘭政府對中國企業聞泰科技旗下安世半導體的強力干預。這家雖注冊于荷蘭，但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的企業，突然被荷蘭政府以《物資供應法》這一近乎冷戰時代的工具，凍結了資產、業務與人事調整的權力。

理由是中國母公司的存在可能對“荷蘭及歐洲的經濟安全構成風險”。幾乎與此同時，歐盟層面傳出的風聲則更具諷刺意味：布魯塞爾正嚴肅考慮，強制要求在歐投資的中國企業向歐洲同行轉讓關鍵技術，以此作為市場準入的“門票”。

從半導體產業的精準圍堵，到以行政力量強制撬動技術流動——居然準備直接要求中資企業轉讓技術。這哪是轉讓，分明是“搶”啊。這兩起事件構成一個完整的敘事鏈，徹底暴露當代歐洲在“自由”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與雙重標準。

悲哀啊，歐洲賴以繁榮并影響世界的自由市場原則，正迅速讓位于以“經濟安全”為名的保護主義。在安世半導體事件中，荷蘭政府的行為絕非孤立的商業審查，而是歐盟整體戰略轉向的一個縮影。

它們不再相信開放的競爭，而是傾向于預先設定壁壘，將外來的、特別是來自中國的競爭者，先驗地視為“系統性對手”和“安全威脅”。這種思維的蔓延，使得正常的商業并購、技術合作與供應鏈布局，都被置于地緣政治的有色眼鏡下審視。

這一事件表明，歐洲所謂的“公平競爭環境”已名存實亡，萎靡了、死亡了。歐盟所籌劃的強制技術轉讓，更是對自由市場經濟核心原則——契約精神與知識產權保護——的公然踐踏。

這無異于一種制度性的敲詐，它向整個世界宣告了：在歐洲，商業的成功不再僅僅依賴于創新與效率，更可能取決于政治權力的干預與獨裁。

西方世界深層次的虛偽性與雙標本質的集中爆發

回顧歷史，美歐在擁有絕對競爭優勢的時期，曾是“自由貿易”、“全球化”和“市場開放”最積極的布道者。它們將這套理論包裝成普世價值，要求發展中國家打開國門，拆除壁壘，潛臺詞是：

在由我主導規則的游戲中，自由將確保我的永久領先。然而，當歷史的車輪碾過，中國等新興力量通過自身努力在諸多領域迎頭趕上，甚至開始并行領跑時，這套“自由”的敘事便立刻顯得沉重而不再合身。

于是，規則被重寫。昔日被斥為保護主義的行徑，如今被冠以“維護經濟安全”、“確保供應鏈韌性”或“實現戰略自主”的新潮名稱。昔日它們指責他國強制技術轉讓，今日自己卻將之視為提升競爭力的政策選項。

這種赤裸裸的“利則用，不利則棄”的實用主義，徹底解構了西方價值觀輸出的道德光環，揭示出歐洲所謂的“原則”本質上是服務于霸權利益的工具。

更進一步看，歐洲在“法治”和“價值觀”的外衣下，進行著精密的利益計算。它并非簡單地回到野蠻的保護主義，而是試圖構建一套于己有利的新規則體系，并賦予其法律的形式——就是網友們調控的“量身定制法律”。

無論是援引冷戰法律，還是醞釀新的投資審查框架，這些行動都試圖在程序正當性的掩護下，達成戰略性的排他目的。它將“自由”“民主”等價值觀武器化，用作凝聚內部認同和劃分“我們”與“他們”的政治邊界。

當價值觀從目的異化為手段，它就不再是照亮前路的燈塔，而是打擊對手的棍棒。這種工具化的操作，使得歐洲在人權、民主等問題上的立場顯得高度選擇性，批判的矛頭總是指向地緣政治對手，而對盟友的類似行徑則保持沉默。

這種選擇性本身就構成了最大的不自由

歐洲的這場轉向，影響是深遠而危險的，它標志著后冷戰時代以全球化為特征的“合作紅利期”正在終結，一個以陣營劃分、技術壁壘和供應鏈脫鉤為特征的“博弈風險期”已然開啟。

歐洲的選擇，不僅將阻礙全球科技進步與經濟效率的提升，更可能將自身鎖入一個創新停滯、競爭力進一步衰落的惡性循環。保護，從來都是弱者思維；真正的強大，源于開放的胸懷與競爭的勇氣。

當歐洲親手關上它曾經開啟的大門時，它封鎖的不僅是外部的競爭者，更是自身未來的無限可能——揭露的雙重標準與虛偽性，足以讓世人警醒：建立在霸權基礎上的“自由”敘事，終將在歷史的檢驗下露出其脆弱與空洞的內核。

最后，南生引用我國我國官媒的話語來結尾：請歐洲國家遵守市場原則，不要將經貿問題政治化，中方維護自身正當合法權益的決心堅定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