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布爾加科夫的《大師和瑪格麗特》：烏托邦的幻滅與極權的降臨

布爾加科夫

布爾加科夫的全名是米哈伊爾·阿納法西耶維奇·布爾加科夫，是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大師和瑪格麗特》《不祥的蛋》《狗心》。

《大師和瑪格麗特》

《大師和瑪格麗特》初稿完成于1930年，于1966年首次完整出版。這部小說被稱之為是“布爾加科夫的諷刺文學、幻想文學和嚴謹的現實主義散文的高峰”。小說中，布爾加科夫以驚人的藝術創造力，構建了一個穿梭于莫斯科現實、古代耶路撒冷和魔鬼世界三個維度的敘事宇宙，完成了對那個特殊時代的深刻解剖。

《大師和瑪格麗特》的敘事結構本身就是一種文學革命。布爾加科夫將三個看似獨立的世界巧妙交織，形成了一種多聲部的敘事交響曲。在莫斯科的現實世界中，魔王沃蘭德及其隨從的降臨如同一面照妖鏡，將社會的種種病態暴露無遺。文學協會主席別爾立奧茲的突然死亡，不僅僅是一個超現實情節，更是對那個時代知識分子信仰危機的隱喻——一個除了自己的“原則”外什么都不相信的人，最終以最荒誕的方式證實了超自然力量的存在。

布爾加科夫筆下的莫斯科市民社會呈現出令人窒息的景象：庸俗、市儈、拜金、貪婪成為普遍心態。房管所主任鮑索伊的“正人君子”假面被無情撕下，雜技團經理斯喬帕的腐化生活被赤裸展示。這些人物不僅僅是文學形象，更是那個時代社會氣質的縮影。通過沃蘭德一伙的魔術表演和惡作劇，布爾加科夫實際上在進行一場社會實驗，檢驗在極權體制下人性的扭曲程度。

小說中關于本丟·彼拉多和耶穌的故事，絕非簡單的宗教敘事復述。布爾加科夫對傳統故事進行了革命性改造，將耶穌塑造為一個貧窮流浪的哲人，一個堅信“世上無惡人”的理想主義者。而彼拉多則被賦予復雜的心理深度，成為一個在政治壓力下違背良知的悲劇人物。這一敘事線索與當代莫斯科故事形成強烈的互文關系，暗示著極權主義的運作機制跨越時空的延續性。

彼拉多兩千年的懺悔，象征著權力與良知永恒的對立。在布爾加科夫看來，極權體制的核心問題不僅是制度性的壓迫，更是人性中善惡的永恒博弈。通過將古代耶路撒冷與當代莫斯科并置，他揭示了權力異化的普遍性——無論在任何時代、任何體制下，當權者都面臨著彼拉多式的道德抉擇。

“大師”與瑪格麗特的愛情故事，是小說中最為動人的篇章。大師作為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因創作關于彼拉多的小說而遭受批判，最終不得不燒毀手稿、自我放逐于瘋人院。這一情節具有強烈的自傳色彩——布爾加科夫本人的創作生涯就飽受壓制，多部作品被禁演禁印。瑪格麗特為愛情放棄優渥生活、勇敢追尋藝術真理的形象，據說正是以作者第三任妻子葉蓮娜為原型。

在這一敘事層面，布爾加科夫探討了藝術在極權社會中的命運。大師的悲劇不僅是個人的，更是整個時代知識分子的集體寫照。當藝術創作必須服從于政治需要，當獨立思考被視為異端，文化的生機便被扼殺。瑪格麗特對復原手稿的狂喜，象征著在黑暗時代中對精神自由的執著堅守。

烏托邦幻滅與極權社會的降臨

布爾加科夫創作《大師和瑪格麗特》的時期，正是蘇聯社會經歷深刻轉型的階段。十月革命后的理想主義激情，逐漸被僵化的體制所取代。表面上，社會在大工業化、農業集體化的道路上高歌猛進；實際上，一個新型的極權社會正在形成。

在這個社會中，清晰的階級分野重新出現：一方面是享有特權的官僚階層，他們壟斷權力和資源，生活在與普通民眾隔絕的特權世界里；另一方面是被統治的民眾，他們在宏大敘事的裹挾下，逐漸喪失獨立思考能力，淪為建設國家的工具。布爾加科夫通過小說中莫斯科官僚們的形象，精準地捕捉了這一現象——他們營私舞弊、欺上瞞下、爭權奪位，卻對國家的真正命運漠不關心。

更令人深思的是布爾加科夫對普通民眾的描繪。他們并非單純的受害者，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極權主義的共謀者。短視、沖動、盲目、唯利是圖，這些特質使得他們易于被操縱，心甘情愿地交出自由以換取虛幻的安全感。布爾加科夫在此超越了簡單的社會批判，直指人性深處的弱點——正是這些弱點為極權的滋生提供了溫床。

《大師和瑪格麗特》的偉大之處在于，它不僅是對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批判，更是對人類社會永恒問題的深刻思考。布爾加科夫無意充當社會的改造者，他更像一個冷靜的解剖師，用文學的手術刀剖開那個狂熱時代的表象，揭示其下的病理性結構。布爾加科夫以其天才的文學創造力，將個人命運與時代悲劇、現實批判與永恒思考熔于一爐，成就了這部跨越時空的文學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