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華僑報》評論員 程千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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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的中國上海,樹葉尚未徹底泛黃。魯迅公園的一隅,魯迅紀念館內,一場低調卻意義深遠的紀念會悄然舉行。人們并非為了一位帝國時代的政客、也不是為了某位資本家,而是為了一個書店老板——內山完造,誕辰140年。
書店老板,聽起來多么平凡。但在世紀動蕩的風雨里,正是這個手執賬簿與墨香的人,用一本本書、一盞盞茶,與魯迅、郁達夫、周作人并肩坐在木桌邊,讓異國之人不是“外人”,而是“讀書人”、“朋友”。他從未坐過談判桌,卻為中日之間留下一條人心的舊路,一條至今依然可走的路。
1917年,內山完造來到上海,租下了一間不足十平方米的小鋪,掛起“內山書店”的牌匾。那原本只是為了糊口的行當,卻因魯迅的出現,而成為當時上海最奇特的文化客廳。這里沒有香檳與禮服,只有紙墨、茶杯、書信與思想碰撞的火花。魯迅曾寫道:“搔首踟躕,唯有內山君不棄。”在國民政府追捕他的時候,內山書店的樓梯,成了避難的通道;一位日本人,成了他最可靠的門衛。
多年以后,內山完造在戰后回到日本,仍對人說:“我最好的朋友,不在我的祖國,而在上海。”他說這話時,中日兩國剛剛走出戰爭的廢墟,日本青年對中國一無所知,中國人對日本滿是悲憤與傷痕。但內山完造卻像一位固執的擺渡人,仍守著那條舊時友情的河流。他在岡山辦講座,宣傳魯迅;在東京寫文章,呼吁“以誠相待,以人望人”。1959年,他在北京訪問期間去世,葬在異國的土壤里,似乎也在告訴后人:心安之處,便是故鄉。
然而,時間翻過一頁又一頁,如今的中日之間,再難找到那樣的純粹。紀念會的會場里,八十多位來賓,掌聲禮貌、話語溫和。但會場之外,新聞標題依然緊繃:漁船爭端、芯片政策、歷史教科書、民間情緒的冷冽。有人說,內山完造那一代人,是理想主義的化石,用舊時代的情懷換取一段無法復制的友誼。
但真的是這樣嗎?為什么在那樣戰火紛飛的年代,友誼反而真實可觸?為什么在今天飛機航程不過三小時、網絡一秒連通的時代,中日之間卻像隔著一片看不見的冰海?
也許,答案在于“距離”。過去的人,彼此遠,理念近;而今天我們彼此近,心卻遠。內山與魯迅相遇,并非因為國籍被抹除,而是因為雙方愿意真實地看見一個人——不是“中國人”或“日本人”,而是一個獨立的靈魂。魯迅說過:“世界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內山完造則用一生,證明人與人之間也有類似的道路——不是用政令修筑,而是用信任與尊重碾壓出來的。
紀念,不是為了懷舊,而是為了問自己:我們還能不能再走一次這條路?在今天的東亞,當“安全保障”、“經濟脫鉤”、“歷史認知”成為最硬的詞語,我們是否還敢相信,書店的溫度能穿透政治的冷漠?是否還敢相信,真誠的茶席比會議桌更能解開誤解?
魯迅逝世已將近百年,內山完造也沉睡于黃土之下。但魯迅紀念館里的那扇木窗還開著,樹影斑駁,像舊時光輕輕落在桌面。窗外,是摩天大樓與車流,是一個再也回不去的時代。然而,只要還有人記得內山書店,還有人愿意說一句:“朋友,請坐下喝茶吧”,中日之間,便仍舊有未來。
不是因為我們忘記過戰爭,而是因為我們記得“人”。記得,在冰冷的國與國之間,仍有人愿意相遇、愿意理解、愿意相信,友誼不是幻想,而是一種勇氣。
這,是對內山完造最好的紀念。也許,也是我們重新出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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