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工程兵工程學院副政委余伯由憶老首長譚震林：光風霽月肝膽照人

原工程兵工程學院副政委余伯由

光風霽月 肝膽照人

余伯由

譚震林同志是我所尊敬的老首長。我在同他相識的數十年中，曾多次聽他作重要報告。尤其在他同我面談的時候，他那快人快語、亦莊亦諧的音容笑貌，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他的氣質、性格、膽識和情操，猶如跳動著的火焰，光風霽月，肝膽照人，引起我對他的無限深切的敬佩和懷念。

“唯共產黨軍隊是‘皇軍’的大敵”

我第一次見到譚震林，是在1940年元旦新四軍軍部在皖南涇縣云嶺陳家祠堂召開的聯歡祝捷大會上。當時他是第三支隊副司令員。當軍參謀長兼第三支隊司令員張云逸去皖北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指揮以后，第三支隊由他指揮，在銅（陵）繁（昌）地區的反“掃蕩”中，粉碎了日軍五次瘋狂進攻，取得了輝煌勝利。為此，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及時深入部隊，創作了三幕話劇《繁昌之戰》。在這次聯歡祝捷大會上，譚震林以激越詼諧的言辭，講述了激戰的經過。他說： “繁昌之戰是我們新四軍打得很硬的仗。繁昌保衛戰主要是兩仗，一是塘口壩戰斗，一是峨山頭戰斗。日本人就憑他那飛機大炮也不一定打得準，他打炮時你別動，等他的人上來的時候，你就用槍、用手榴彈打，他在明處，你在暗處，很好打！”當他講到在塘口壩和峨山頭兩次戰斗中把2000多名日偽軍打得屁滾尿流，壓縮在山坳里，暈頭轉向，橫尸遍野，被迫趁黑夜拖尸逃竄的情景時，全場不斷爆發出熱烈的鼓掌聲。接著他憤怒地指出：“塘口壩血戰的事實，就是要那些假抗日真投降的們看看，誰是抗日的先鋒。他們說新四軍游而不擊，不能打仗。然而新四軍血戰繁昌！他們卻蹲在山上連個屁也不敢放，還幫鬼子的忙，咒罵新四軍，這不是漢奸是什么？”“連日本派遣軍總司令都承認，國民黨乃是手下敗將，唯共產黨軍隊是‘皇軍’的大敵，要從共產黨手中奪取繁昌是不容易的。”他的講話不時被全場的歡笑聲、口號聲所打斷，我們戰地服務團演完《繁昌之戰》謝幕時，他大步走上舞臺，笑聲朗朗，和演員們一一親切握手，熱情地邀請我們去三支隊演出。元旦后，我們即去繁昌前線慰問，為這勝利之師的指戰員接連演多場，轟動一時。

婊子

從皖南到江南途中

1940年3月，參加三八婦女節的體育運動大會和演出《大時代的女性》的紀念晚會剛結束，我奉命率軍服務團一個隊去江南指揮部。當時，正是國民黨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我新四軍軍部周圍，由原有的川軍三個師又增加蔣嫡系俞濟時部三個師，對我軍虎視眈眈，形勢嚴峻。我們這個隊，編成兩個男同志班，一個女同志班，共30余人。大部分同志是第一次長途行軍，第一次到敵人心臟地區去。陽春三月，春光明媚，皖南崇山峻嶺中，萬物萌發，到處煥發出一派溫馨的氣氛，使出發時的緊張心情為之松緩。我們邁著壯健的步伐，高唱“東進、東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的軍歌，大步向前。黃昏時，到達涇縣附近的一個村莊宿營。我正在布置警戒時，一位警衛員來找我，說首長要我去一下。正在此時，我見到了教導總隊的樊道余、楊紹良等同志，才知道我們是跟隨譚震林首長一道去江南指揮部。警衛員引我到一間瓦房里，譚震林熱情地招呼我在一張古老的四方桌子旁的凳子上坐下，親切地詢問我們隊有多少人，男同志多少，女同志多少，行軍情況如何。我一一回答后，他說：你們服務團的同志，都是知識青年，有的原是嬌生慣養的小姐，行軍能跟得上嗎？要保護好兩條腿、兩只腳，每到宿營地，不要偷懶，一定要燒點熱水洗洗腳。要檢查鞋子、草鞋是否合腳。接著他說：我們沿途要越過國民黨軍防區和敵軍封鎖線，要提高警惕，行軍中要發揚團結友愛精神，身體強壯的男同志，要幫助體弱的女同志背背東西。他的話簡樸實在，真篤而懇切，洋溢著對知識青年的關懷和熱愛。快告辭時，我問，田秉秀同志來了嗎？他說，她留在后方生孩子。田秉秀（后改名葛慧敏）原是在軍服務團民運隊工作的，她是軍服務團第一個出嫁的姑娘。她和譚震林結婚時，還是譚直接報告毛澤東批準的。當我們抵達郎溪，正在街上一家飯鋪燒中飯吃時，譚震林頭戴禮帽，身著長衫，滿面笑容地走來看望大家。他和服務團同志一一握手，噓寒問暖，掂掂大家的被毯，又看看大家腳上穿的布鞋，還關切地詢問每個同志的年齡、籍貫和身體情況。這時飯菜已端上桌子，我們請他共進午餐，他說：“我已吃過了，你們趕快吃吧，還要趕路哩！”他當時一副商人裝束，為了保密，改名林俊，大家叫他“林老板”。以后，人們都習慣稱他“譚老板”。他精神抖擻，瀟灑恢宏，渾身散發著光和熱。他到江南指揮部后，和陳毅、粟裕共商東路抗敵大計。兩三天后，他帶領樊道余、楊紹良等一批干部，進入澄（江陰）（無）錫虞（山）、蘇（州）常（熟）太（倉）地區，重整江抗局面，主持當地黨政軍一元化領導，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國軍司令員兼政委。他在極端復雜和險惡的環境中，總能以大無畏的革命膽略，獨立地把握方向，廣泛地發動群眾，組織人民武裝，建立民主政權，鞏固和發展抗日根據地。在他領導下，東路與茅山、蘇北三足鼎立的抗日局面很快形成。

西子湖畔談招生

1949年5月，百萬雄師南下，南京、杭州相繼解放。我和潘啟琦、王韜等率一批干部去杭州，為華東軍政大學招生。我們由南京到丹陽，向正在準備攻打上海的華野指揮部請示招生事宜。粟裕副司令員在軍務極度繁忙中接見了我們，他說：杭州剛解放，失學失業青年很多，軍大去招生可以引導他們走上光明的革命道路，為我軍吸收新鮮血液。他最后說：你們到杭州后，吃住問題找七兵團，招生工作找譚政委。他當即給譚寫了一封親筆信。那時火車還未暢通，我們又乘船，又步行，到達嘉興后，方坐上火車到杭州，在第七兵團司令部附近的浙江新村住下。5月的杭州，風光旖旎。在綠林掩映、樹影婆娑的葛林山路30號，我們找到了譚政委的住所。警衛人員把我們引到一間寬敞整潔而設備簡樸的會客室里。一會兒譚震林出來會見我們。我們說明來意后，便將粟裕的信遞交給他。這時，田秉秀進來，熱情地為我們泡龍井茶，親切地相互問好。譚政委看完信，爽朗地說：杭州市及各地縣剛解放，嚴重缺乏干部，本來省委也打算舉辦青年訓練班。接著又詼諧地說：你們腿長，捷足先登，軍大有名氣，號召力大，你們大張旗鼓地招吧！杭州現在情況還相當復雜，失業失學的青年著實不少；從東北、平津、寧滬等地來的也不少；也有蔣軍、青年軍及少數特務分子混雜其中。你們除了進行筆試、口試外，還要注意調查研究和政審工作。他的明快答復和指示，仿佛吹來幾縷清風，大大鼓舞了我們在杭州招生的勇氣。當我們提到招生地點和新生錄取后的暫時駐地時，他說：你們去找省委秘書長吳憲和宣傳部長林乎加。他隨即招呼秘書分別給吳、林掛了電話。在吳秘書長、林部長的熱情贊助下，我們確定了幾所中小學為招生地點，靈隱寺及其附近為新生臨時集結地。我們在杭州的招生工作順利地展開了，分批錄取了數千名知識青年入華東軍大學習。

時光流逝，彈指間40年過去了。那時入軍大的青年學生，現在大多是黨政軍各級領導骨干，大多數也已雙鬢斑白，退居二三線了。杭州招生這段歷史，特別令我懷念。

陪毛澤東到軍事學院

1956年1月，南京軍事學院成立5周年前夕，毛澤親來軍事學院視察。當時任黨中央副秘書長、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譚震林和陳毅、羅瑞卿等首長陪同前來。劉伯承院長兼政委、陳伯鈞副院長、鐘期光副政委、戰役系楊得志主任在門口恭候。在會客室稍稍休息后，劉院長拉著陳毅司令員請毛澤東到室外會見列隊的各部、系、教授會的負責同志。毛澤東和大家一一握手，并和一些同志熱情交談。在合影留念時，當毛澤東和陳毅、劉伯承坐定后，請譚震林、羅瑞卿就坐時，他們彼此謙讓，譚恢諧地說：“你個子比我高，你往前靠吧。”引起大家一陣微笑，緊張的心情頓時也輕松下來。合影完畢，毛澤東去學院體育館室內游泳池游泳時，譚震林對劉伯承院長說：我告辭了，聽說你和教員一樣，也是“三更燈火五更鳴”，親自編審教材、教案，親自講課，比在前方指揮作戰還辛苦，你老那只眼睛，要注意呀！要保重身體呀！他對劉帥非常尊重和關注，內心充滿著老同志間的深情厚誼。當時，我是軍事學院的秘書長，負責接待的具體工作。30多年前那次有歷史意義的會見場面，仍歷歷在目。至今，我仍保存著那張珍貴的合影照片。（1990年2月）（選自金冶主編《回憶譚震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