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 2025 年夏天撰寫本文時,英國部分地區正在經歷干旱。這讓我覺得挺奇怪的,不列顛群島屬溫帶海洋性氣候,全年溫和濕潤,多雨。
但事實是,干旱確實發生在英格蘭,而且這種情況還并不少見。更奇怪的是,掌控著英國供水命脈的私營水務公司,在三十年間向股東派發了高達850億英鎊的股息,同時卻積累了近數十億的巨額債務,卻又任由老舊水管漏掉近三分之一的水。
問題到底出在哪里?答案就藏在三十多年前那場聲勢浩大的“水務私有化”運動中。這個故事,是一個關于資本、公共責任與監管失敗的經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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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的終結:從公共泉到私人水
現在的英國,供水與售水業務,已有數百年歷史。在中世紀時代,富人會花錢雇人從遠處把水一桶一桶挑回來。而大多數城鎮普通居民,則依靠當地的水井、蓄水池或河流取水。一些較大的城鎮會建造特殊的噴泉,
通過名為“導水渠”(conduit)的水道供水。修建這些設施的資金,來自市議會和當地修道院,還有一些富人的捐贈。
起初,導水渠的水是免費提供給市民的,但釀酒商和其他企業必須付費,主要是因為他們用水量太大。
直到16世紀,水利工程的改進催生了,現代自來水系統的雛形。木制水管、水輪機和抽水裝置等技術傳入倫敦,并在倫敦得以應用和普及。 16 世紀 70 年代,一位名叫羅伯特·莫里茨的荷蘭或德國移民,在倫敦開設了該市第一家自來水公司。盡管技術原始、供水斷斷續續,但“用水付費”的商業種子已然埋下。
在18世紀之前,曼徹斯特的主要水源是當地政府部門維護的公共噴泉,此外還有水井、河流和儲雨池。但從1700年到1811年,由于紡織業的蓬勃發展和工業化推進,曼徹斯特的人口從僅僅8000人激增至近8萬人。原有噴泉早已無法滿足需求,居民們紛紛自己打井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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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年,對 81個英國大城鎮的調查發現,僅有5個城市的自來水,由股份制私營水務公司提供。當時,英國不斷增長的城市人口和工業化經濟,對水的需求量越來越大。但地方政府發現自己越來越無力滿足這一需求。
因此,私營水務公司應運而生,這些私企甚至直接向議會尋求供水控制權。
【第一次失敗:市場失靈與維多利亞時代的瘟疫】
議會對私營公司的支持,是出于對“市場機制”的信任。然而,結果卻是一場公共衛生災難。
以曼徹斯特市為例,議會批準了“曼徹斯特索爾福德水務公司”接管了該市的供水系統,而且是直接越過地方當局批準的。之后,曼徹斯特這樣的案例在英國各地屢屢重演。到1846年,一項對英國190個地方政府的調查發現,此時,已經變得只有10個地方政府還掌控當地的供水系統。
然而,在接下來的幾年里,事實證明,這些私營水務公司也不過如此。曼徹斯特索爾福德公司等私營水務公司,管理的水庫受污染、激增的人口和工業化用水失控,管理混亂等問題。他們為了省錢,偷工減料、不肯更換老舊管道,還向居民供應被污染的水,供水質量極差,問題愈演愈烈。
19世紀30年代中期,著名流行病學家威廉·法爾博士受命,統計英國的死亡率與死因,這也是英國首批科學意義上的死亡統計數據。結果令人震驚:1840年,英國的總體死亡率高達2.2%,而如今僅為0.9%。5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甚至超過6%。城鎮的死亡率遠高于鄉村,且死亡的原因都與供水有關。雖然人們當時尚不清楚,水中究竟有什么導致疾病,但他們確信問題就出在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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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一份頗具影響力的報告,調查了英國城鎮的高死亡率原因,指出私營供水公司是造成這一問題的重要原因。以布里斯托爾鎮為例,全鎮 5000人中,原本只有不到 5% 的人可以使用自來水。但在1831 年至 1844 年間,接入私營公司供水后,這里的死亡率幾乎翻了一番,成為全國第三高,僅次于利物浦和曼徹斯特。
事實宣告了“自由放任”政策的破產。1847年,議會頒布法規,要求水務公司必須持續向公眾提供安全、優質的水。一年后,他們又通過了《1848年公共衛生法》,授權地方議會在必要時,干預供水與排污事務。
有了明確的法規以后,曼徹斯特市政府于1851年,從極度無能的“曼徹斯特索爾福德水務公司”手中收回了水務系統。隨后,曼徹斯特市政公司修建了,從奔寧山谷引水的全新水源地,效果立竿見影。
到 19 世紀 60 年代,市政管控的自來水公司的數量迅速增長。1875 年,議會授權地方政府確保提供令人滿意的供水服務,這項政策進一步加速了供水系統的公共化進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80% 的英國水務行業已轉回政府手中。歷史第一次證明,對于水務,強有力的公共管理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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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回歸:從混亂到高效的流域管理】
然而,由于這場“市政化浪潮”并非是統一政策規劃的,所以,造成了權力重疊、機構混亂的局面。1945年時,英國的河流供水與水質管理由198個供水機構負責,其中包括30家私人水公司、64個地方政府單位和101個由多個地方政府聯合組成的水務委員會。這種龐雜而重疊的體制導致了重復建設、分工混亂和農村供水服務極差的問題。
直到一場大旱,英國政府才終于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于是,1963年通過了新的《供水法》,開始整合這些彼此重疊的機構。但1963年的改革力度仍然不夠。例如,全國仍有近1400個污水處理機構獨立運作,分別負責污水的處理和排放。但污水最終又會排入其他河流,所以,這種“供水與排污分家”的體制完全沒有邏輯。
因此,議會又在1973年通過了《1973年供水法》,建立了十個多職能機構,稱為區域水務管理局(簡稱RWA)。
順帶一提,英國的其他兩個地區,蘇格蘭和北愛爾蘭,在這一改革中采取了不同的路線。蘇格蘭成立了區域供水委員會負責供水與污水處理,而北愛爾蘭則將相關職能直接交給中央政府。
RWA是一次科學的管理革命:它基于自然流域劃分管轄范圍,統一負責供水、排污、防污等全流程事務。它大幅精簡了機構,提高了效率。在應對1984年的干旱時,RWA整合的水庫系統成功經受住了考驗。
很明顯,RWA模式是成功的。但為什么短短幾年后,英國又將其私有化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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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爾的豪賭:為何將成功的RWA再次私有化?】
1979年,瑪格麗特·撒切爾領導的保守黨政府上臺,掀起了大規模的私有化浪潮。其基本理念是:縮小政府規模,釋放市場力量。
在英國政府于 1984 年成功上市英國電信后,水務成為下一個目標。而且水務公司自身也在游說,他們指出,由于歐盟即將出臺的水質標準,如需達標,可能需要投資高達1億英鎊,而這種資金“只有資本市場才能提供”。
因此,1986年2月,政府正式宣布:將把英格蘭和威爾士的RWA股份出售給公眾市場。為了讓這些公司在金融市場更具吸引力,政府附送了一系列“額外福利”:免除了這些公司之前的所有債務,相當于贈送了約50億英鎊。再額外撥付約15億英鎊的“綠色”資金;指令各公司提高水費與污水費35%-40%,以提升盈利能力;最后,這些股票以低于其市值22%的價格進行了首次公開募股。
就這樣,一個卸下債務、手握現金、保證漲價的“優質資產”被推向了市場。一場資本的盛宴開始了,而公眾利益的慢性失血也同時發生。
【扭曲的偽市場:財富轉移與監管困局】
私有化的后果迅速顯現。一個奇特的“商業模式”形成了:
水務公司通過持續上漲的水費和大量舉債來獲取現金。這些錢一部分用于滿足歐盟標準的必要投資,但更大部分則以高額股息的形式流入了股東的腰包。從1989年至今,這個數字累計在750億至850億英鎊之間。
與此同時,對長期、耗錢的基礎設施投資,是能拖就拖。1995年大旱時,約克郡水務公司的管道漏水率高達30%,每天浪費1億加侖水,同年公司卻創下利潤紀錄。
那么,監管者在干什么?
英國水務監管局(Ofwat)會根據每家公司的 成本指數,再加上它們各自獨有的 K系數,來設定價格上限。這些指標每 五年 審查一次,這個周期叫作“價格評估期(Price Review)”。
在價格評估期內,Ofwat 會確定各公司的業績承諾、預期收入水平,并在必要時施加罰款。換句話說,政府仍然牢牢掌握著行業運行的“遙控器”,而這帶來了一系列后果。
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英國政府和Ofwat 開始在價格評估中強調“降低水費”。結果,水務企業不得不削減資本支出,只保留最必要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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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至2024年間,英國居民的水費 實際下降了10%,但這也造成了 長期投資不足 與 設施老化 的問題。截至2024年,英國 60%的輸水管網已服役超過40年,13%的管道甚至超過百年歷史。英國自1992年以來 就沒有修建過新水庫,在干旱頻發的英國,這顯然不是好消息。
英國國家基礎設施委員會在2024年的報告中指出:如果未來出現一次嚴重干旱,英國再度實行限水配給的概率高達25%。
同年,英國環境署(Environmental Agency)還報告稱,嚴重污染事件的數量比前幾年上升了60%。
目前的局面是,行業陷入 “投資的繁榮與蕭條循環” :監管機構為討好民意而壓制水價,企業就削減投資;直到危機爆發,才被迫補救。
所以,問題的根源不在于“公有”或“私有”,而在于一個扭曲的“偽市場”。 監管者既想享受市場的效率,又不愿放棄控制的權力,結果造就了一個誰也不負責的爛攤子。
【今天的爛攤子:誰為未來買單?】
2024年,英國水務基礎設施的投資額將從2004—2019年平均的 50億英鎊,飆升至近 240億英鎊,增長了四倍。這也意味著,未來消費者將面臨 約60%的水價上漲。
英國政府使用一種叫作“杠桿比率”的指標來衡量負債水平,類似于債務與股本的比值。目前,有四家水務公司 因杠桿比率超過 60% 而被Ofwat列入重點監控名單,另有兩家瀕臨這一紅線。而最令人擔憂的,是英國最大的水務企業——泰晤士水務。它擁有 1600萬用戶、200億英鎊債務,杠桿比率高達 驚人的88%,遠遠超過監管紅線。
其母公司 Kemble Water Finance(同時涉足廢物處理業務)已經在 2024年4月 違約了一筆 4億英鎊債券。
它急需股東注資,但Ofwat 規定,不允許項目方提供過高的回報率來吸引投資者。監管機構或許能向養老金基金、私募基金或主權財富基金施壓,但在這個AI橫行、科技投資更有前景的時代,誰還想往漏水的英國水管里砸錢?
更糟糕的是,債權人已經開始 削減泰晤士水務數十億債務的賬面價值;而私募巨頭 KKR 在看清形勢后,果斷退出談判,稱“幾乎沒有任何上行空間”。
回過頭來看,資本的歡宴過后,留下的是一地雞毛。政府當年本可以參考蘇格蘭、北愛爾蘭的公有模式,或德國和法國實行的是 混合所有制——政府持有資產,而私人公司受雇運營。但英國卻選擇了對資本最慷慨、對公眾最苛刻的一條路。
回顧英國的水務歷史,它給我們的最大啟示在于:對于水這類公共產品,核心是建立一個透明、獨立且具有長遠視野的監管體系。這個體系必須能強硬約束資本對短期利潤的貪婪,也能有效督促公共部門保持效率。
當公共服務的核心目標被資本回報率所取代,當監管者淪為“價格控制員”而非“長遠規劃師”,那么無論產權屬于誰,最終的代價,都必將由每一位普通民眾來承擔。泰晤士水務高達88%的杠桿率,就是這份代價最清晰的賬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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