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他是西安知青，下鄉五年娶了帶娃的寡婦留守在寶雞

1970年的春天，西安城里的柳枝剛抽出嫩黃的芽，十九歲的王永貴背著簡單的行李，和一幫初中畢業生坐上了開往寶雞方向的火車。王永貴是個孤兒，他是以社會青年的名義到寶雞縣農村下鄉插隊接受再教育的。

下了火車換乘汽車，最后他們步行六里路，來到了渭河沿岸的張家窯大隊，他們十一名西安知青被分派在張家窯四隊插隊落戶。

春季的麥田

張家窯是個緊挨著渭河的村子，土窯洞和土坯房沿著坡地排開，田地里的麥苗剛沒過腳踝。知青們被安排在村頭的幾孔空窯洞里，王永貴領著大家打掃窯洞、鋪炕席，鋪被褥，鄉親們也來幫忙。

安頓好了知青們吃住的地方，憨厚樸實的張隊長拍打著身板結實的王永貴說：“永貴，你們這幫省城知青你的年齡最大，也數你個子高，知青小組的組長你就來當吧。”

王永貴愣了愣，臉上露出幾分靦腆，紅著臉點了點頭。在此之前，他在西安的街道煤場送過煤，幫蔬菜公司挑過菜，肩膀早被扁擔壓出了的繭子，只是他從沒想過，自己還能當“干部”。

起初，社員們見他話不多，只當他是個老實巴交的城里娃，可沒過多久，這個“老實娃”就讓全生產隊社員都記住了。

春耕前的農活就是往地里挑糞，挑糞是比較累的農活之一。女社員們兩人一組抬著大筐往地里送糞，王永貴卻一個人挑著兩個裝滿土雜肥糞荊條筐，腳步穩當得像扎了根。“永貴，歇會兒再干！”有社員喊他，他擦了把額頭的汗，咧嘴一笑：“沒事，我不累！”他干農活學得快，耕地、播種、割麥，看社員演示一遍就能上手，而且從不偷懶。收麥的時候，他光著膀子在地里割麥，汗水順著脊梁往下淌，麥芒扎得皮膚通紅也不在乎，他一天割的麥子比隊里的壯勞力還多。

日子久了，鄉親們漸漸知道了王永貴的身世。原來這個力氣大的城里娃，從小就沒了爹娘，他是吃百家飯穿百家衣長大的孤兒，小學沒畢業就到街道糊紙盒，十六歲開始在燃料公司煤場送煤，一個月十幾塊錢的工資。“這娃太苦了！”村里的大媽們知道王永貴是個孤兒后，心里都不是滋味。

從那以后，鄉親們對他格外關照。李家嬸子蒸了白面饃，總會給她留兩個；王家大娘做了漿水面，也會端一碗送到知青點；張隊長更是把他當自家娃，家里做了好吃的，準會喊他過去吃飯。王永貴把這些好都記在心里，干活更賣力了，誰家打新窯蓋房子，他總是第一個去幫忙。

時間像渭河里的水，悄無聲息地流淌。轉眼到了1975年春天，一起插隊的知青們開始陸續離開張家窯。有的知青被抽調到公社當了干部，有的去了村里的小學當民辦教師，也有人被招工到縣里的工廠工作，還有一名女知青到公社供銷社當了售貨員。

看著伙伴們一個個離開，王永貴心里說不羨慕是假的，可他知道，自己小學文化，招工招干的機會輪不到他。夜晚躺在窯洞的土炕上，他望著窗外的月亮，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自己的根該往哪里扎。

張隊長也知道王永貴文化程度不高，很難招工進城。看看王永貴都過了結婚的年齡，開始替他著急了。“永貴，你都二十四了，該成個家了！”張隊長坐在炕沿上，抽著旱煙對他說。在張家窯，農村后生十七八歲就訂婚，二十一二歲就都結婚了，到了二十三四歲還沒對象，就要被人笑話，弄不好就得打光棍。王永貴低著頭，搓著衣角不說話，自己啥都沒有，他哪敢想成家的事啊。

張隊長把這事放在了心上，到處托媒人給王永貴張羅對象。可張家窯大隊的女子十八九歲就都定了親，剩下的不是年齡太小，就是人家看不上他這個沒爹沒媽的孤兒。“這可咋辦嘛？”張隊長愁得睡不著覺。有一天，他婆姨跟他說：“一隊的陳改煥不是打算改嫁嗎？我看她跟永貴挺合適的，不知永貴愿不愿意娶一個帶娃的寡婦？”

陳改煥是個苦命的女人，過門三年丈夫就因病去世了，留下她和一個兩歲的女兒芳芳相依為命。她比王永貴大三歲，人勤快能干，起初并沒打算改嫁。張隊長聽了婆姨的話，心里盤算了半天，決定先去問問陳改煥的意思。沒想到，陳改煥一聽是王永貴，當即就點了頭：“永貴人老實，勤快，對人也好，我沒意見。”

可當張隊長把這事告訴王永貴時，他卻犯了難：“隊長，她帶著個娃娃，還比我大……”王永貴的聲音里帶著幾分猶豫，他不是嫌棄陳改煥，只是覺得自己一個孤兒，連個安穩的家都沒有，再帶著個拖油瓶，日子怕是不好過。張隊長看著他，嘆了口氣：“永貴，我知道你心里想啥。可你想想，你無依無靠，成了家才有個根啊！你父母不在了，我就是你的家長，你要是打了光棍，我這張老臉往哪兒擱？”

圖片來自網絡

張隊長的話像一塊石頭砸在王永貴心上，他想起這幾年鄉親們對他的好，想起張隊長把他當親兒子一樣照顧，終于點了點頭：“隊長，我聽你的。”

1975年的秋后，王永貴和陳改煥領了結婚證。沒有彩禮，沒有酒席，張隊長領著幾個社員，在知青點的窯洞里擺了兩桌飯，就算是辦了婚事。新婚之夜，陳改煥抱著女兒芳芳，紅著眼眶對王永貴說：“以后我和芳芳跟著你好好過日子，我不求別的，只希望你對芳芳好。”王永貴看著眼前的娘倆用力點點頭，心里突然覺得踏實了，這么多年來，他終于有了一個家。

婚后的日子過得簡單卻溫暖，陳改煥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條，生活安排得妥妥當當，王永貴依舊在地里埋頭干活掙工分，回來還會幫著帶芳芳。芳芳起初怯生生的，不敢喊他“爹”，王永貴就每天給她買糖吃，抱著她去河邊看鴨子，慢慢的，芳芳就黏上了他，一口一個“爹”喊得格外親熱。王永貴臉上的笑容越來越多，從前那個沉默寡言的孤兒，眼里漸漸有了光。

沒過多久，陳改煥懷孕了。王永貴高興得像個孩子，每天收工回來就幫她燒火，幫她挑水，不讓她干重活。1976年秋天，陳改煥生下了一個白胖的男娃，王永貴給孩子取名叫小軍，寓意著將來能有出息。抱著兒子，看著身邊的妻子和女兒，王永貴笑得合不攏嘴，他覺得自己這輩子的福氣，都攢在一起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渭河邊的麥苗綠了又黃，村里的知青越來越少。到了1978年秋后，張家窯大隊就只剩下王永貴一個知青了。期間也有過幾次招工的機會，可因為他成了家，成了名副其實的農民，不符合“未婚知青”的條件，只能眼睜睜看著機會溜走。陳改煥看著他失落的樣子，安慰道：“沒事，咱在村里好好過生活，也挺好的。”王永貴握著妻子的手，點了點頭，他知道，這個家就是他最大的牽掛，就算不能進城當工人，他也認了。

命運的轉折出現在1981年春天。這一年，縣面粉廠招工，對王永貴特意放寬了條件，像他這樣已婚的知青也能報名。王永貴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報了名，沒想到竟然通過了體檢和審核。他激動得手都在抖，他終于能進城了，還能吃上國庫糧，轉成非農業戶口！

去面粉廠上班的那天，陳改煥領著芳芳和小軍送他到村口：“你在城里好好干，家里有我呢。”陳改煥幫他扣好衣扣，眼里滿是不舍。王永貴抱著兒子，摸了摸芳芳的頭，哽咽著說：“等著我，我一定把你們都接進城！”

在縣面粉廠，王永貴依舊保持著在農村干活的勁頭，臟活累活搶著干，很快就得到了領導的認可，年年都是先進工作者。1984年春天，知青家屬的政策下來了，陳改煥憑著“知青家屬”的身份，被招工到縣糧油加工廠工作，也轉成了非農業戶口。王永貴立刻請假回了張家窯，帶著妻子和兒女，一起搬進了在城里租賃的兩間房子里。

進城后的日子越來越好，兩人都掙工資，生活寬裕了不少。芳芳懂事好學，考上了師范學校，畢業后分配到鄉村中學當了一名教師，她說要像當年鄉親們幫助父親一樣，幫助村里的孩子好好讀書。兒子小軍雖然沒考上大學，但高中畢業就考了駕照，開起了貨運卡車，日子過得紅紅火火，生活富足有余。王永貴和陳改煥在城里安了家，可他們總是惦記著張家窯的鄉親們，逢年過節就會回去看看，給張隊長和老鄉親們帶些城里的點心和煙酒。

2001年夏天，王永貴西安的老房子拆遷了。那是他父母留下來的三間小平房，雖然破舊，卻是他對西安唯一的念想。拆遷辦給了他兩個選擇，要么要回遷房，要么領補償款。王永貴猶豫了很久，最終還是選擇了補償款。“咱在寶雞住慣了，回西安也沒啥意思。”他對陳改煥說。

拿著拆遷補償款，王永貴在寶雞市區買了一套寬敞的樓房，剩下的錢存進了銀行。退休后，他就跟陳改煥說：“城里太悶了，咱回張家窯吧。”陳改煥愣了愣，隨即笑了：“我早就想回去了，農村空氣好，還能種菜養雞。”

就這樣，王永貴和陳改煥又回到了張家窯。陳改煥原來的那兩孔土窯還能居住，他們在旁邊又蓋了兩間磚瓦房，院子里和村口的開荒地里都種滿了蔬菜，還養了幾只雞和幾只鴨子。每天清晨，王永貴就扛著鋤頭去菜地干活，陳改煥則在院子里喂雞、做飯，日子過得悠閑自在，生活無憂無慮。村里的老鄉親們見他們回來了，都特別高興，常來家里串門聊天，誰家有紅白喜事，他們也會去幫忙。

如今的王永貴已經是滿頭白發的老人了，可他依舊精神矍鑠，走起路來腰板筆直。閑暇的時候，他總會坐在村口的老槐樹下，看著渭河里的水緩緩流淌，想起當年插隊的日子。“我這輩子，最感謝的就是張隊長和鄉親們。”他常常對兒女們說：“要是沒有張隊長和鄉親們的關愛和照顧，我這個孤兒早就不知道飄到哪兒去了，哪能有現在這么好的生活啊。”

緩緩流淌的渭河

當年那個背著包袱離開西安的孤兒，早已在渭水岸邊扎下根成了留守知青，也把異鄉變成了故鄉，把鄉親變成了親人。這片黃土地，不僅承載了他的青春歲月，更給了他一個溫暖的家。王永貴知道，他的根永遠在這里，一輩子都不會離開。

作者：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