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將至？超13萬“汽車人”面臨失業！

從德國的斯圖加特到美國的底特律，從日本的橫濱到英國的考文垂，幾乎所有汽車巨頭都亮起了裁員的紅燈。

近一年來，梅賽德斯-奔馳、奧迪、大眾、福特、日產等家喻戶曉的品牌，已宣布裁員超過10萬人！

昔日輝煌的整車廠，如今成了失業的重災區。

巨頭的倒下，必然砸倒一整片供應鏈。

全球頂級零部件供應商博世和采埃孚，也已舉起裁員屠刀，計劃總數高達驚人的2.2萬人。

工程師、財務、市場等白領崗位同樣難以幸免。

歐洲汽車供應鏈自2020年以來已流失近8.6萬個工作崗位，冰冷的數字背后，是數萬個家庭的生計搖搖欲墜。

一個汽車廠崗位的消失，可能直接拖垮供應鏈上七個相關崗位。英國專家發出警告，僅考文垂一地，受威脅的崗位就可能高達2.5萬個！

數據顯示，電動化、智能化的轉型浪潮，在創造未來的同時，也無情地吞噬著過去的就業模式。

13萬人，一代汽車人的集體陣痛，業內還能夠做些什么？

1. 需求疲軟只是導火索

媒體報道多將裁員歸因于“市場需求疲軟”，但這只是一個淺層的、甚至有些誤導性的說法。

傳統的汽車工業，其核心價值長久以來凝結在發動機、變速箱和底盤這“三大件”上。

這些精密的機械部件是工業皇冠上的明珠，它們的研發、制造與組裝，構成了汽車產業龐大就業生態的基石。無數工程師畢生鉆研如何讓內燃機效率提升百分之一，如何讓換擋更加平順；生產線上的大量熟練工人負責將這些復雜的金屬部件精準地組合在一起。

這套體系運行了數十年，塑造了德國、日本、美國等國的制造業輝煌。

但顯然，電動化浪潮以摧枯拉朽之勢改變了這一切。

汽車的動力心臟正在從結構復雜、由上萬個零件組成的發動機和變速箱，轉變為相對簡潔的電池和電機。曾經需要龐大團隊設計、測試、生產的核心技術被大幅簡化，所需的零部件數量和裝配工時呈指數級下降。

其結果就是，那些曾經代表著汽車制造核心競爭力的部門——發動機研發、變速箱工廠——正在成為裁員的重災區。這不是因為這些員工的技能不再優秀，而是他們所維護的技術基石，正在被整個行業系統性更替。

同時，汽車的價值高地也開始遷移了，今天的汽車，其靈魂不再僅僅由機械性能定義，更由代碼、算法和芯片來塑造。

“軟件定義汽車”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

一輛現代智能汽車的競爭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自動駕駛能力的強弱、人機交互體驗的優劣、以及軟件更新所能帶來的功能進化。

因此，一個頂尖的軟件架構師或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師，在當下所能創造的產品差異化價值和未來收益潛力，確實可能超越十名傳統的發動機工程師。傳統巨頭們之所以忍痛大規模裁員，其深層邏輯正是在進行一場殘酷的“資金與人才置換”：他們必須從傳統業務板塊中擠出寶貴的資金和人力資源編制，用以投向軟件、電驅動、智能座艙等決定生死的新戰場。

去年12月，大眾汽車發表聲明說，已就重組計劃與工會達成協議，2030年前將在德國裁員超過3.5萬人，并將削減德國工廠的產能。

其最終的目標，不過也是依賴裁員節省的資金，去投入軟件和電動化轉型，本質上看中智能化的未來。

只不過，這樣的轉型還伴隨著一個目前來看，較為嚴峻的“成本悖論”。

開發一個全新的、具有競爭力的純電動汽車平臺，其投入堪稱天價，動輒需要上百億歐元的資金。

以大眾汽車的MEB平臺為例，其研發與產業化投入規模驚人。而在現階段，除了個別頭部企業，整個行業普遍面臨一個尷尬局面：電動汽車的單車利潤率往往低于同級別的燃油車。

一個巨大的財務壓力就擺在眼前了，企業必須在投入巨資押注未來的同時，應對當下盈利能力下滑的挑戰。

在這種“投入巨大、回報滯后”的擠壓下，削減現有成本、特別是與傳統燃油車業務強關聯的人力成本，就成了最直接、最快速的財務自救手段。

裁員，于是成為巨頭們在轉型期維系現金流、支撐巨額投資的最快最可觀的選擇。

再者，現在汽車行業的商業模式本身也亟需改變。

頭部車企早已不滿足于“一錘子買賣”的賣車模式。

他們更愿意構建的是一個“硬件+軟件+服務”的終身價值體系，即用戶購買車輛后，還會持續為自動駕駛訂閱、智能座艙功能升級、遠程診斷服務等付費。

如此，盈利模式是長久而宏偉的，這足以支撐一個巨大的市場故事去吸引投資者了。

不過，相關的訂閱服務收入，還在目前大多數企業的財報中，還遠未形成足以支撐公司運營的規模。

它無法抵消傳統整車銷售業務下滑帶來的業績缺口。

于是，行業陷入了一個“青黃不接”的尷尬時期：未來已來，但尚未完全普及；過去未去，但正在加速衰落。在這個過渡階段，壓縮那些服務于傳統模式的、被視為“成本中心”的業務部門，便成了管理層不得不做出的戰略抉擇。

裁員潮，就在這樣的結構下，誕生了。

2. 供應鏈塌陷更驚心

除卻裁員潮直接導致的失業，供應鏈的“塌陷”顯然更觸目驚心。

汽車產業是一個典型的“金字塔”結構，整車廠位于頂端，其下是層層疊疊、數以萬計的一級、二級乃至三級供應商。這個體系曾經是工業時代的典范，保證了專業分工與高效協作。

但當塔尖的整車廠開始激進轉向電動化與智能化時，其引發的沖擊波會沿著這座金字塔向下層層傳遞，并在每一級被不斷放大。最終，處于基座的中小供應商承受了最為劇烈的、甚至是毀滅性的打擊。這是一種典型的“塌陷效應”，頂部的結構調整，在底部演變成了生存危機。

危機的核心驅動力則是“技術性淘汰”。

以博世和采埃孚為例，它們曾是傳統汽車工業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

采埃孚的自動變速箱、博世的高壓共軌燃油噴射系統，是內燃機時代技術含量最高、利潤最豐厚的核心部件，其復雜的機械精密制造需要大量的高端工程師和技術工人。

然而，在電動汽車時代，變速箱被大大簡化甚至完全取消，燃油噴射系統則徹底失去了用武之地。

也就是說，這些巨頭賴以生存的技術根基正在被動搖，即便是它們，也不得不進行“壯士斷腕”般的自我革命，裁撤傳統業務的人員，同時將巨額資金投向電驅動、碳化硅芯片和自動駕駛等新領域。

巨頭的轉身尚且如此艱難，其身后的無數跟隨者更是岌岌可危。

尤其是那些高度專業化的中小型供應商，對他們而言，無異于“滅頂之災”，在德國、在英國、在歐洲的無數工業小鎮里，存在著大量家族式經營的中小企業。它們可能數十年如一日，只生產一種特定的齒輪、一款凸輪軸、或者一條燃油管路，并將之做到世界頂尖水平。

它們的生存完全依賴于傳統燃油車龐大而復雜的零部件體系。當整車廠不再需要這些零件時，這些企業既沒有足夠的資金實力進行跨越式的技術轉型，也缺乏通往新領域的技術門檻。

對于它們而言，選項往往只剩下兩個：破產，或者被收購。

于是，很有可能引發的“失業潮”在這個行業，也不遠了。

英國伯明翰大學經濟學教授戴維·貝利說：“一個汽車廠崗位帶動七個相關崗位”，那么對應的，一個整車廠工程師的失業，可能意味著上游一家金屬加工廠的兩名工人失去工作，再進而導致為這家加工廠提供潤滑劑的一家本地化工銷售公司縮減規模。

這種連鎖反應極可能會不斷擴大，最終對整個區域的經濟生態造成沉重打擊。

英國考文垂地區可能面臨2.5萬個崗位的威脅，正是這種系統性風險的直觀體現。

3. 地緣政治成為新變量

一個老生常談的因素——地緣政治，同樣作用于汽車產業上下游，繼而影響到整個產業的就業環境。

地緣政治與國家產業戰略，是一個強大的新變量，持續而深入地扭曲著這場變革的軌跡。

在歐洲，其裁員規模之大、范圍之廣令人震驚，其汽車工業儼然是面臨著艱難的“被動掙扎”。首先，歷史悠久的社會福利體系和強大的工會力量，使得人力成本高企，任何結構性調整都伴隨著巨大的財務代價和社會談判壓力，讓“裁員”本身成為一個痛苦而昂貴的選擇。

而且，歐洲車企所面臨的空前的地緣政治夾擊，更令其雪上加霜。

在市場前端，它們遭遇了特斯拉和中國新能源汽車品牌的強勢沖擊，這些競爭對手在電動化與智能化領域起步更早、產品迭代更快，以驚人的速度蠶食著歐洲本土及全球市場份額。而在后方，美國出臺的《通脹削減法案》如同一塊巨大的磁石，以巨額補貼和稅收優惠吸引著歐洲的先進制造業產能向北美轉移。

一前一后的雙重壓力，導致歐洲本土的制造業投資環境相對吸引力下降，企業更傾向于將新工廠和新技術投資轉向大西洋彼岸，這無疑加劇了歐洲本土工作崗位的流失，使其成為這場風暴中受傷最深的地區。

與歐洲的被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市場現在普遍認知下的“調整”。

中國汽車產業到現在為止，還在進行激烈的價格戰與淘汰賽。不過，一個好的地方是失業潮更多集中于那些轉型緩慢的傳統合資品牌和弱勢本土品牌。而在新能源汽車和智能網聯領域，企業對軟件工程師、電池專家、算法人才的需求依然旺盛，甚至出現了人才爭奪戰。

這種境況，實際得益于中國在過去十年間成功構建的完整電動汽車供應鏈生態系統、一個龐大且樂于接受新技術的本土市場，以及一批極具創新活力與決策效率的民營企業。

中國的產業轉型，是一場有準備的“新舊動能轉換”，雖然過程殘酷，但新的就業引擎已經開始轟鳴，部分抵消了傳統領域的衰退。

美國方面呢，他們的策略更多是“選擇性收縮”。福特等美國傳統巨頭在歐洲市場的大規模裁員，是其全球戰略重心向本土回撤、并將資源集中于電動化與智能化核心領域的明確信號。

在其本土市場，得益于《通脹削減法案》等強有力的產業政策保護，以及一個能夠同時滋養特斯拉、Rivian等新勢力和蘋果、Waymo等科技巨頭的創新生態，美國的汽車就業市場呈現出顯著的韌性。

傳統制造崗位的削減，在很大程度上被新興的電池工廠、軟件研發中心以及自動駕駛測試服務所創造的新崗位所彌補，形成了“東邊不亮西邊亮”的動態平衡。

由此可見，全球汽車產業的裁員地圖，已被地緣政治的畫筆重新繪制。

它不再僅僅關乎企業的技術路線選擇或市場競爭效率，更與國家層面的產業政策、補貼競賽和市場壁壘緊密相連。

歐洲在轉型的沉重負擔與外部競爭下艱難求生，中國在激烈的內部競逐中加速新舊交替，而美國則試圖通過強有力的政策干預來引導并保護其產業轉型的路徑。

關乎未來出行主導權的這么一個產業變化，從一開始就注定不在一個公平的起跑線上。

4. 新生的將是什么？

裁員潮，將會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里持續存在，整個行業漫長而痛苦的轉型過渡期才剛剛開始。

對于數百萬從業者和密切關注行業的投資者而言，理解這場變革所指向的未來，太重要了，個中新生的機會或許就在某一個“犄角旮旯”。

對于從業者個人而言，一次性的教育肯定無法再去支撐整個職業生涯了。未來的汽車產業，其核心競爭力將建立在機械、電子、軟件和數據的復雜交匯點上。這意味著，企業將極度渴求那些既理解車輛物理結構，又能編程、懂算法、會分析數據的復合型人才。

一個傳統的發動機工程師，如果能夠掌握電池管理系統相關的軟件知識，他的職業前景將豁然開朗；一位生產線上的技術人員，如果能夠理解和維護智能機器人及數據分析系統，他將成為工廠不可或缺的資產。反之，固守于單一、且正被技術浪潮沖刷的技能，將面臨巨大的失業風險。

“終身學習”與“技能提升”便成了這個時代賦予每一位從業者唯一的“免死金牌”。

政府、企業和個人都需要投入巨大資源，建立持續的教育與再培訓體系，這將是平穩度過轉型期的社會基石。

供應鏈上，全球的汽車產業會被兩股力量纏繞著，第一個是價值上會發生轉移，過去的產業鏈的價值高地是在傳統的發動機、變速箱等機械部件上面的，而未來，甚至說現在開始，將會不可逆轉地轉向電池、芯片、激光雷達、智能座艙操作系統等新一代核心技術。

第二個，則會越發受地理（地緣）的影響。過去基于全球化效率最優的、高度精細的全球供應鏈布局，不可避免會受到地緣政治風險和物流不確定性的大規模影響疊加。

那么，區域化和本地化的供應鏈會成為首選，尤其是以中美歐三大市場為核心，可能會形成相對自給自足的產業鏈集群。這種重構既是為了保障供應鏈安全，也是為了迎合各國政府的本土化產業政策要求。

也就是說，新的制造與研發崗位將更多地集中在這些核心市場內部及周邊地區。

從而引發的產業變革，會徹底改寫“汽車人”的定義。當我們談論在未來汽車行業工作的人時，我們所指的不再僅僅是穿著工裝、在生產線旁忙碌的機械師和工程師。

在汽車公司的辦公室里，編寫自動駕駛代碼的軟件工程師、設計人機交互界面的用戶體驗設計師、管理車輛全生命周期數據的分析師、以及運營線上用戶社群和服務的數字化專員，他們將與機械工程師一樣，都是構成現代汽車產業血肉的、不可或缺的“新汽車人”。

裁員潮所沖擊的，本質上是“舊汽車人”所代表的、以機械工業為核心的傳統就業模式。

而一個更為廣闊、要求更多元技能、也充滿新機遇的“新汽車人”時代，其實才剛剛拉開序幕。

陣痛之后，新生的將是一個截然不同的汽車產業生態系統。

它不再是一個純粹的制造業，而是一個深度融合了高端制造、先進硬件與復雜軟件的科技密集型產業。

這個新生態系統對人才的知識結構、對供應鏈的布局邏輯、對企業的商業模式都提出了革命性的要求。

看清這一根本性的終點，我們才能理解當下所有陣痛的必然性，并找到穿越迷霧、通往未來的正確路徑。

本文作者 | 東叔

審校 | 童任

配圖/封面來源 | 騰訊新聞圖庫

編輯/出品 | 東針商略（未經允許，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