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導論 視角與結構

本書是一部關于平臺勞動的人類學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討了中國平臺經濟背景下外賣騎手的勞動形態及其社會意義。通過在19個城市歷時7年的田野調查，作者帶著行動主義的熱情，記錄下騎手懸浮于正式與非正式勞動之間的真實狀態，關注到平臺從對勞動者本身的控制轉向對勞動過程的精細控制的關鍵轉變，提出了“過渡勞動”這一頗具解釋力的勞動概念，反映出勞動者對未來職業發展的關切。書中深入探討了算法技術對騎手勞動的影響，特別關注了女騎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雙重挑戰，并為此提供了豐富的田野數據和新的研究視角。
如今，平臺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會關系。外賣、家政、物流、打車等數字平臺方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此同時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臺的零工勞動者。本書在對騎手零工進行記錄反思的同時，相信個體在不確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經驗和勇氣，憧憬一種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視角與結構

如前文所言，本書想要論述的最核心的問題是：外賣勞動如何變成一種過渡勞動？在我們對于 “工作” 的諸多定義中，“穩定” 成為其中的重要特質。幾乎人人都希望自己所從事的工作體面而穩定，這不難理解，因為穩定的工作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幫助個體在多變、危險的社會環境中生存。在風險社會下，穩定的工作就像一間 “避難屋”，成為個體安全感和成就感的一部分。而對外賣騎手這樣的群體來說，穩定正在變得越來越不可能。本書希望看見并分析造成這些不可能的原因與機制。

關于本書的視角，首先，我希望專注于勞動者個體生命的整體性。本書采用一種韋伯式的研究方法，先了解研究對象的生命世界，再利用學術概念進行闡釋。在關于外賣騎手的描述中，本書希望看見關于騎手立體的生活 “構型”，這里的 “構型” 不僅涉及他們的勞動狀態和工作軌跡，也涉及他們的生活、家庭、交友、思考等。它們交雜在一起，而我無意將其分開，也無法將其分開。外賣騎手的 “過渡勞動” 體現在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許多地方可能顯得細碎、重復，甚至無聊，但對于本書的分析來說，它們構成了勞動意義和生活本身。雖然書中的內容有相當一部分與騎手的勞動生產相關，但我仍希望自己能夠跳脫 “生產” 框架，用 “整體化的方法” 去關注人、勞動和流動的問題，并以此去理解社會的、空間的、性別的現代化社會場域和社會關系。

其次，本書希望在個體生命整體性的觀感之上，關注其勞動與生活的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情境化關注 “此情此景”，這對日新月異的平臺化勞動來說十分重要。昨天發生的事情可能在今天不會重復，思考當時的情境與現在的關聯就顯得尤為重要。丁未在《流動的家園》一書中曾講述過其 “情境化研究” 的方式，而個體勞動者的所思所想確像一條條充滿經驗的河流。這種經驗的河流彼此并行，卻又相互交融、激蕩，而周邊環境的變化也會或輕微或劇烈地改變河流的流通情況。“情境化” 的另一種理解是 “脈絡”，這更像是一種聯結的思路，在看到 “此情此景” 的同時可以聯系到 “他情他景”，甚至是更廣闊語境下的現實對比。

在田野中，我的注意力往往只能集中在一種情境上面，當多種情境同時出現在眼前并相互交織、不斷變動時，我作為研究者的角色在不斷地發生變化，退出與參與的選擇性也在不斷地增多，這使我感受到了一種復雜感。它時而讓我興奮，時而讓我沮喪。在行文中，我將努力呈現一些復雜感，與此同時，也不得不去 “懸置” 更多疑問、焦慮和不確定。我想，這大概正是田野調查的魅力所在。

最后，與所有人類學田野調查的研究相似，本書希望通過自下而上的視角，用個體鮮活的生命經驗連通時代變化與社會發展的脈搏，人乎其內，出乎其外。數字勞動與平臺勞動的研究越來越變成一個宏大而豐富的概念框架，這就意味著窮盡其意義和進行總體性的論斷變得越來越困難。當下諸多關于數字勞動或平臺勞動的研究以非常翔實和重要的數據剖析了數字化在管理和控制層面的種種可能，但這也讓我隱隱感到憂慮，如果所有結論都指向控制性本身，那么想象與討論主體性的可能是否還存在？如果存在的話，又在哪里？二元的框架讓我有些害怕關于數字勞動的豐富性、趣味性、立體性會被抹殺。保羅?威利斯說，“批判性民族志的研究實踐為理解人類所展示的這幅歷史巨卷提供了能動性”，對此我深以為意。因此，本書在論述中無意去迎合、強化主流的常識性問題，也不想簡單地批判 “資本萬惡”。同時本書并不希望 “理論先行”，或者將豐富有趣的在地材料硬塞進 “社會理論的緊箍咒”。相反，我想大膽一點，用書寫的開放性去看到一個生動的、自主涌現的社會動態，一個復雜流動的脈絡圖譜。

在這個研究中，我努力地讓自己舍去一些宏觀、漂亮的 “外衣”，去關注個體勞動者鮮活、熱烈的勞動和生命體驗。我努力不去把他們框在一個成形的理論框架中，不去 “削足適履”，希望鮮活的經驗材料能夠引導我慢慢看到一幅模糊卻令人欣喜的勞動生態圖譜。

參與外賣騎手的田野觀察時常讓我困惑，為什么技術的進步沒有讓 “勞動變得輕松愉快，反而讓勞動變得更加繁重艱辛”？為什么平臺經濟如此精細的組織和管理沒有減少參與者的勞動時間，反而讓他們 “黏在平臺上”？為什么看上去相當不錯的收入無法留住騎手，反而加速了他們的職業流動？對于這些問題的思考貫穿著我的行文過程。

在寫作的過程中，我不得不時常抵抗一種壓力，那就是把外賣騎手苦情化、扁平化的壓力。或者說我在抵抗一種高估性，即對于勞動人群的過度贊美。這往往是很多媒體書寫期望呈現的。并不是說騎手不值得贊美，而是這么做讓我無法看到對勞動或者勞動者真正的尊重與敬畏。我更希望以平視的姿態看到他們的生活，這是一群特色鮮明而又頭腦靈活的勞動者，正如斯坦丁所言，“單純從苦難的角度來看待朝不保夕者是不對的。很多人淪為朝不保夕者，是因為不喜歡工業社會和 20 世紀的勞工主義，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

在書寫的過程中，我時常在想一個問題，什么是外賣騎手所創造的意義？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但是如果非要有一個答案，我想那應該是他們在不確定中、在過渡中如何抓住機會、塑造生活的經驗與勇氣。無論是翻天覆地的平臺經濟，還是難以預測的經濟政策，對于個體而言都是自上而下、被動接受的過程。這些過程往往沒有真正的主體責任者，它們多被包裝成國家、政府的治理型機器。這也就意味著談論意義本身十分困難。但是，底層數字勞動者的言語、實踐卻與此全然不同。他們顯眼、明亮、直白，雖有時略帶粗魯或顯得不合時宜，卻完全不影響他們是真正的主體行動者這一事實。本書想展示騎手在日常生活、勞動中 “反轉結構性壓迫” 的一些瞬間和故事。騎手們在諸多困難和不平等面前積極地對抗，來為自己爭取更自由、更體面的生活，那些謀求快樂與自由的小策略、小技巧時常讓我無比感慨。他們與經濟轉型、產業升級、社會重組、關系重建等宏大命題同時存在，他們積極參與其中，徜徉其中，努力且堅定地成為社會變遷、經濟變革的一部分。傳統的勞動關系被銷蝕，平臺經濟所塑造的新的關系在醞釀，新的可能和新的束縛在同時產生。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看到大規模數字化、城鎮化、平臺化所催生的新型能動力量。這些能動力量來自數字勞動者。

全書共有八部分，圍繞 “過渡勞動” 的概念來闡釋外賣騎手這一人群的勞動與生活實踐。主體部分安排如下：

第一章主要講述平臺的組織化問題，即外賣騎手是如何被超強的平臺組織聚合在一起的。在劇烈而快速的變遷中，騎手的勞動狀況正在面臨一種矛盾的拉扯：一端是平臺的組織化不斷增強，另一端是勞動的靈活性不斷增強。“出入自由” 成為該職業的重要特征，也同時讓他們成為真正的 “朝不保夕者”，而流動與奔波成為其必然選擇。

第二章講述了平臺技術體系的生成，以及它如何管理騎手、如何與騎手互動。借由算法的智能性，平臺建構了一種 “生成性管理” 的模式。于是在人 - 機沒有充分溝通的情況下，出現了騎手 “困在系統里” 的情況，因為作為 “人” 這一端的騎手面臨諸多無法擺脫和解決的困境。

第三章回到作為勞動者的整體性視角，講述了勞動者成為騎手的過程。從四面八方趕來的勞動者進入外賣行業，折射出了信息化和平臺化帶給個人的巨大沖擊和虹吸效應。當越來越多的騎手專注于比較彼此間的收入而非共同利益時，制度化的個人主義便形成了。這也是過渡勞動形成的前提條件。

第四章和第五章關注外賣勞動的兩個重要面向：區隔感與性別化。第四章試圖闡釋外賣勞動在何種程度上變成一項 “區隔勞動”，以及此種 “區隔勞動” 如何在身體、流動、監管等不同層面加劇了外賣騎手的勞動過渡性，包括風險區隔、時空區隔、流動區隔。在此過程中，外賣騎手明顯感受到了疏離和區隔，這令他們沒有歸屬感。第五章講述了性別勞動，即女性如何利用這份工作謀求短期利益。受傳統家庭分工的影響，女騎手似乎更加知曉并了解外賣作為一種 “生活緩沖” 的重要作用，她們在生活、家庭遇到困難之余投身外賣，并力圖借助外賣勞動來度過困境。同時，由于女性需要承擔更多的再生產勞動，過渡性也體現在她們需要兼顧母職和工作上。

第六章主要關注騎手勞動的主體性問題。本章圍繞 “數字韌性” 這一概念的提出進行闡釋 ——“數字韌性” 是一個涵蓋了外賣員勞動、生活與社會關系的動態框架，它關注能動性發揮的日常氛圍和具體情境，也關注數字技術和流動性給這個群體帶來的能動性方面的新變化。本章沒有將描述的范圍圈定在罷工、抗議這樣的直接對抗與沖突中，而是希望包括更廣泛的能夠彰顯數字勞動者主體性的實踐與活動，如對 “過渡性” 的利用、“逆算法” 的勞動策略、媒介社群的建立和使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