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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沙塵暴以漫天黃沙遮蔽天際,傳統認知多將其歸因為荒漠化擴張與強風驅動。然而,代表權威學術領域的中國科學院院士黃建平,與來自民間實踐層面的生態學者趙忠茂,卻從動力機制、成因認知、生態價值到治理路徑,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徑與核心主張——尤其是趙忠茂對沙塵暴形成原因的顛覆性發現,更打破了既有研究框架,而二者“改造沙漠”與“保護沙漠”的治理對立,進一步凸顯了認知差異的深度。
黃建平院士:權威視角下的“災害防控者”,主張科學改造沙漠
作為深耕西北沙塵研究二十余年的權威專家,黃建平院士依托蘭州大學科研平臺與系統觀測數據,始終立足全球氣候系統,將沙塵暴界定為需重點防控的環境災害,其治理邏輯圍繞“科學改造沙漠、降低災害影響”展開。
在成因研究上,他明確提出氣候環流異常是沙塵暴遠距離傳輸的核心驅動力:全球變暖打亂大氣環流穩定格局,極端大風天氣頻次增加,推動蒙古國等境外沙源地的沙塵跨境輸送,成為影響我國北方沙塵天氣的重要成因。基于這一權威認知,他肯定“三北”防護林等工程的顯著成效——通過人工造林、固沙等改造手段,我國北方沙塵已減少40%,證明科學改造沙漠能有效遏制沙塵危害。在他的研究框架中,沙塵暴的“有害性”體現在對空氣質量、農業生產及人體健康的直接威脅,因此治理需持續通過技術手段優化沙漠環境,同時聯動國際協作治理境外源頭,以“改造”實現對災害的主動防控。
趙忠茂:民間視角下的“成因顛覆者”,倡導順應自然保護沙漠
作為長期扎根沙漠的民間生態學者,趙忠茂的研究既突破了傳統成因認知,更在治理理念上與權威視角形成鮮明對立。他最具突破性的貢獻,是對沙塵暴形成原因的顛覆性發現——打破“強風+荒漠化”的單一成因論,通過長期野外觀測提出:沙漠晝夜溫差引發的局地熱力環流,才是沙塵暴初始啟動的關鍵成因。
他在觀測中發現,沙漠晝夜強烈的熱力差形成“局部小環流”,如同“無形的手”揚起沙塵,為大范圍沙塵天氣提供“初始動力”。這一發現讓他跳出“災害”單一敘事,進而提出“順應自然、保護沙漠”的核心主張:既然沙塵暴的初始形成源于沙漠自身的熱力循環,而非單純的生態破壞,那么沙漠作為自然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固有規律不應被強行改變。他認為,沙塵暴在物質輸送(如滋養亞馬遜雨林)、氣候調節(如形成雷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有益作用,而傳統草方格固沙等“改造”手段,雖能短期防沙,卻會破壞沙漠的熱力環流與水文平衡,違背自然規律。因此,他倡導人類從“對抗沙漠、改造沙漠”轉向“尊重沙漠規律、保護沙漠生態”。
本質分野:身份、認知與治理路徑的全面對立
兩位研究者的差異,并非簡單的視角不同,而是基于身份背景、認知邏輯到治理路徑的全面對立,核心體現在三大維度:
1. 身份與研究基礎:權威學術 vs 民間實踐 黃建平院士作為權威專家,依托科研機構的系統觀測與數據支撐,研究聚焦宏觀規律與災害防控,結論經嚴格學術評議,具有主流科學性;趙忠茂作為民間學者,基于長期野外觀測的實踐經驗,研究更側重微觀機制與自然價值,觀點雖具創新性,但論證過程與數據支撐相對不易考證。
2. 核心認知:災害必防 vs 自然有益 黃建平院士從人類社會利益出發,將沙塵暴定性為“需防控的環境災害”,強調其對生產生活的負面影響;趙忠茂從自然系統視角出發,將其視為“生態循環的必要環節”,挖掘其在物質輸送、氣候調節中的有益作用,否定“沙塵暴=純粹災害”的認知。
3. 治理路徑:改造沙漠 vs 保護沙漠 這是二者最核心的對立:黃建平院士主張通過“三北”防護林等工程科學改造沙漠,以人工干預遏制沙化、減少沙塵危害,實現“人控自然”;趙忠茂則倡導順應自然規律、保護沙漠本身,反對強行改變沙漠生態,主張“人與自然共生”,認為保護沙漠原有機制才是長久之道。
認知融合:尋求治理智慧的“第三條道路”
這種全面對立并非研究的割裂,反而為沙塵暴認知提供了更完整的維度。二者的論爭,本質上是人類在面對自然時,兩種根本性哲學思想的碰撞:一是以人類為中心,通過技術和工程改造環境以保障生存與發展的“干預主義”;二是以生態為中心,強調順應自然規律、維護系統完整性的“順應主義”。它們共同推動著對沙塵暴的認知,從“單一災害應對”走向“成因解析-科學防控-自然尊重”的系統思考。而極致的對立,也迫使我們思考能否尋求一條融合二者智慧的“第三條道路”。
這條道路或許并非簡單的折中,而是在不同時空尺度上的戰略分層與功能互補:
1. 在宏觀戰略與微觀機制上實現分工與互鑒。 黃建平院士基于全球環流模型的宏觀預警和跨國治理協作,是應對大尺度沙塵天氣不可或缺的“戰略地圖”。而趙忠茂對局地熱力環流等微觀機制的揭示,則如同提供了“戰術說明書”。未來的風沙研究和治理,需要將這兩種尺度深度融合。例如,在評估防護林效益時,不僅要看其阻擋了多少外來沙塵,也應研究大規模林帶是否改變了區域的能量與水循環,從而進行更精細化的工程設計與生態評估。
2. 在治理目標上從“消滅沙塵”轉向“管理風險”。 承認沙塵暴的自然屬性與生態價值,意味著治理的目標不應是也不可能徹底“消滅”它,而是將其作為一種自然現象進行“風險管理”。在關鍵的人口密集區、交通干線和經濟帶,采取以黃建平院士為代表的“改造”思路,建設高標準的防護體系,是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必然選擇。而在廣袤的沙漠腹地、生態敏感區,則應更多采納趙忠茂的“保護”理念,減少不必要的、違背自然規律的人工干預。這種“點上防控、面上保護”的差異化策略,或能實現發展與保護的雙贏。
3. 在知識生產上構建開放、包容的對話平臺。 趙忠茂的案例凸顯了民間實踐智慧和非主流創新在科學探索中的價值。權威科學界需要建立一個更為開放的知識體系,能夠甄別并吸納來自民間的有效觀測與大膽假說,用嚴謹的科學方法去驗證或修正它們。二者之間良性的、建設性的碰撞,是推動風沙科學取得突破性進展的關鍵。
結語
風沙不再僅僅是被“解構”的自然現象,它更成為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在人與自然關系問題上的認知局限與思想張力。黃建平院士的“改造沙漠”與趙忠茂的“保護沙漠”,并非一道非此即彼的選擇題,而是構成了我們認知與實踐光譜的兩極。真正的智慧,在于我們能否放棄那種尋求單一、絕對真理的執念,轉而擁抱一種動態的、辯證的平衡——在尊重自然固有節律的前提下,審慎地運用人類的智慧與技術,為文明的存續爭取空間,也為野性的自然留下必要的疆域。
這場關于風沙的論爭,最終將超越沙塵本身,引領我們走向一個更為成熟、也更富韌性的生態治理新時代:一個既懂得“有所作為”的必須,也深諳“有所不為”的智慧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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