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以載道 | 柔翰鐵筆——龔望先生之學問與藝事

龔望先生

昔賢有言：“文以載道。”然道非虛懸，必托于藝、存乎器，方得昭然于人間。津沽有耆宿龔望先生者，名望賓，字作家、迂公，晚歲自署沙曲散人、無漏居士，津門之碩儒，書壇之巨擘也。其于津門一隅，以文心為根，筆墨為器，于經史、金石、詩文、訓詁、音韻、佛學諸道，皆能深研覃思，蔚為大宗。先生書壇泰斗之銜，非特津沽一地之榮光。

先生生于民國三年（1914），家學深厚，庭訓早聞。其父輩于故紙堆中涵養性情，于書香門第中延續文脈。先生早年求學于天津國學研究社與崇化學會，此二處乃津門文脈匯聚之所。先生于此得遇良師李實忱、章式之、鄭菊如、陳哲甫、鐘蕙生、金鉞、裴會川、陳翯洲等，諸先生學問風骨各異，如群峰聳峙，各顯崢嶸。先生濡染其中，如入寶山，采擷眾長，涵養既深，根基乃固。此經歷非僅為知識積累，亦是文化風骨與治學精神的薪火相傳。其后治學，無論研讀經史子集，抑或是考訂金石碑版，皆能見其早年所受熏陶之深刻印記，此即所謂“童子功”之深厚也。

龔望作品

先生治學，涉獵廣博而根基深固。于經史，非徒記誦章句，亦能探其義理，考其源流；于金石，非止摩挲玩味，亦重考釋源流，證經補史；于詩文，既承古風，亦抒己懷，文辭雅馴，情真意切；至于訓詁、音韻之學，更是其解讀經史之利器，鉤沉索隱，每有創獲。先生通脫不拘，誠非囿于一隅者所能及。其一生精力，泰半用于津沽鄉邦文化之傳承，以及文獻之搜集、整理及刊布。其曾梓行《欲起竹間樓文集》《梅樹君先生年譜》《剛訓齋集》《李叔同印存》《鄭菊如先生詩存》等，此非僅為保存鄉賢之遺澤，亦使一方之文化不墜于地。此種“為往圣繼絕學”之自覺擔當，在功利喧囂的時代愈顯出先生精神之孤高與純粹。先生整理文獻，非止于影印謄抄，亦加以精審校勘，翔實考訂，附以己見，此中耗費之心力，非外人所能盡知。

書畫界冠蓋云集、車馬喧囂，先生獨坐書齋，以雞穎作鐵筆，素心守杏壇。嘗有慕名者尊稱其“書法大家”“鑒藏家”“國學家”，先生每聞此言，必輒正色搖首曰：“虛名耳！‘家’是個什么東西？又有何用？我不是什么家，我僅是個教書先生。”先生曾言：“吃、喝、拉、撒、睡、寫！”其言質樸如古井之水，映照出對文化本真的徹悟。先生之于書法，重之而不神之，親之而不溺之，此乃文人對待筆墨的本然之態。蓋書法于彼，非關乎性命，卻似日用之常，須臾不可離，然亦不將之奉若神明。以平常之心運不平常之筆，視書寫為吃飯等尋常之事，日用而不執，從容而不迫，方是通透境地、自在法門。古人何嘗以善書為奇？觀兩漢碑碣簡牘，以及廟堂詔令、戍卒家書，信手寫來，皆見風骨。蓋因筆墨已化入日常，如呼吸般自然。此等見識，將書法從神壇請回人間，正見其文化觀之宏闊。

龔望作品《臨好大王》碑

先生名動天下，最著者尤在書法一道。先生嘗謂：“欲高書品，先高人品。”其于世間浮名虛利，皆視如云煙，未嘗以筆墨換俗物。然遇后學請益、知交求字，先生則慨然應允，毫無吝嗇。吾昔聞其門生劉波憶及初謁先生之時，龔老笑問：“可有我字？有嗎？沒有的話給你寫一幅！”言罷即振筆揮毫，寫就“幽蘭”二字，復題跋云：“昔人謂，茶苦有余味，蘭幽無驟香。蓋言其蘊藉深醨也。”末署“荷生仁棣座右”，慷慨相贈，其風范可見一斑。而后劉波之作品《朝甘樓》復得龔老跋語，贊曰：“荷生仁棣，英年邃學，尤好書法，筆下蒼勁異常，耐人尋味，的是高手。再能深入讀些線裝書，則前途豈可以道里計。”落款為“甲戌深秋迂公龔望于沽上四寧草堂”。

先生雖不以學問換浮名俗利，然于青年學子則極為器重，此種自覺擔當，誠可謂薪火相傳、文脈不輟。甫一相識便以“仁棣”相稱，足見其謙和待人之風與識才之明。此稱謂非泛泛可用，實寓對晚輩品學才識之認可，更顯龔老提攜后學之雅量。兩則題贈，先以“幽蘭”喻其清雅堅韌，又以“邃學”“高手”相譽，非唯見其于門人學術藝事之激賞，亦深寄其對青年才俊之殷殷期許。

龔望作品 集《石門頌》聯

先生教學之法，恰似所創“龔隸”——骨力崢嶸而筆意溫潤。其課徒時最重“童子功”，正所謂“第一口奶不可錯”。先生嘗謂筆順猶如人行路途，步正而后能致遠也。其家中子弟皆須“日課三頁字”，雪夜燈窗之下，常見祖孫并坐臨帖，呵凍研墨之聲與更漏相和。先生于學子則更嚴苛，凡呈作業必朱筆批點，然批語常藏春風。先生言：“能坦然示于學生之字，方稱好字。”此語如金石擲地，直刺時下浮夸書風。

先生執教數十載，兩度辭職，皆因風骨不可折。癸巳年（1953），某學堂欲鬻古剎廟產以充庠序之資，先生聞訊愀然變色曰：“佛門凈地，豈容銅臭玷污？此非辦學，乃毀教根基也！”遂于教務會上正色直言，拂袖辭館。戊戌年（1958），時風倡“厚今薄古”，先生于夜校講課，認為經史乃民族血脈，若為趨時而斷千年文脈，則與自戕無異，于是瀟灑辭職。此二事如雙璧懸于津門教育史。

龔望作品《幽蘭》

先生于書藝，天分既高，功力尤深，真草隸篆，諸體皆擅，尤以漢隸見長。漢隸本以廟堂氣象、金石骨力為尚，先生于此浸淫最深，《張遷碑》之樸厚、《禮器碑》之勁挺、《石門頌》之開張、《西狹頌》之雄渾，皆能心摹手追，得其神髓。先生超拔之處在于能“入古出新”，此四字道盡藝術傳承與創新之真諦。其所創“龔隸”獨步書壇，關鍵在于能以極柔之“雞穎”（雄雞頸后之軟毫）為工具，寫出極剛勁、極渾厚、極有金石韻味之漢隸風貌。此一“以柔克剛”之創舉，非特工具之革新，亦體現出其對筆法、力道的理解與駕馭達到了化境。雞穎極軟，蓄墨豐潤，提按之間，稍有不慎則肥鈍無骨，正所謂“皮肉盡腐，唯骨尚存”，講究筆墨之骨氣。然先生運筆如運千斤之椎，力透紙背，點畫如鑄，轉折處似斬釘截鐵，波磔處如雁掠寒潭，極柔中求極剛，豐潤中顯骨力，化矛盾為神奇，遂成自家面目。觀其隸書，既有漢碑之磅礴氣象，復具簡帛之生動意趣，更兼篆籀之高古氣息，厚重而不板滯，靈動而不輕佻，雍容博大，獨樹一幟。

劉波作品《朝甘樓》

此“龔隸”書風面貌，非朝夕之功，乃其深厚學養、精湛技藝與獨立精神長期熔鑄之結晶。其書齋中，雞穎如林，墨池常潤，孤燈長伴，不知幾度寒暑，方得此驚人之變。先生以柔翰作鐵筆，正是對千年碑帖的深情凝望。

（本文作者簡介：項興明，字謨坤，原籍福建。本科、碩士均畢業于天津美術學院。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在讀博士，師從劉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