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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李白是“詩仙”,嗜酒,又有“酒仙”“醉仙”之稱,他的酒詩傳唱千古:“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鐘鼓饌玉不足貴,但愿長醉不復(fù)醒”(《將進(jìn)酒》),“開顏酌美酒,樂極忽成醉”(《酬岑勛見尋就元丹丘對酒相待以詩見招》),“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樂最為甚”(《月下獨酌·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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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也喜歡喝茶,但茶詩僅一首。不過,這首詩堪稱我國最早詠名茶的詩篇:《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全詩為:
常聞玉泉山,山洞多乳窟。
仙鼠如白鴉,倒懸清溪月。
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
根柯灑芳津,采服潤肌骨。
叢老卷綠葉,枝枝相接連。
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
舉世未見之,其名定誰傳。
宗英乃禪伯,投贈有佳篇。
清鏡燭無鹽,顧慚西子妍。
朝坐有余興,長吟播諸天。
《湖北當(dāng)陽玉泉寺志》載:初唐景云年前后,乳窟洞外的土坡上,生長一種大葉茗草,寺僧惠真禪師將茗草加工成茶葉,經(jīng)常飲用,雖年過八十,仍身體健康,面色紅潤如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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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dāng)陽玉泉寺
玉泉寺中孚禪師出家前俗名李英,為詩仙李白族侄。中孚云游至六朝古都金陵,與李白叔侄相遇。李白品飲了中孚從兩千里外玉泉寺帶來的大葉茗草,倍加贊賞,寫下《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并序》,文中稱自己與中孚禪師為“仙人掌茶”首薦者。這是一首我國較早的一首吟茶詩篇,文中不僅具體說明了仙人掌茶創(chuàng)制的時間、產(chǎn)地、環(huán)境、外形與滋味,且描述形象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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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人掌茶(現(xiàn)代)
李白傳世詩文之序作并不多見,但為這首茶詩,他卻寫下一百五十余字序言,可見其對“仙人掌茶”的欣賞與傾心。其序曰:
“余聞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山澗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其中有白蝙蝠,大如鴉。按仙經(jīng),蝙蝠一名‘仙鼠’,千歲之后,體白如雪,棲則倒懸,蓋飲乳水而長生也。其水邊處處有茗草叢生,枝葉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年八十余歲,顏色如桃李。而此茗清香滑熟異于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余游金陵,見宗憎中孚示余荼數(shù)十片,號為‘仙人掌茶’,蓋新出乎玉泉之山,曠古未覿。因持之見遺,兼贈詩,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隱。知仙人掌茶,發(fā)乎中孚禪子及青蓮居士李白也。”
“仙人掌茶序”在唐代文獻(xiàn)中僅為孤見,即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并序》。此詩序不僅留下關(guān)于“仙人掌茶”最早的實名記錄,也第一次把茶之“形”“味”“境”寫得如此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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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并序》局部
然而,若無李白開元末、天寶初的金陵行,這則史料必不存在;若無金陵、荊州寺院跨地域的僧伽網(wǎng)絡(luò),仙人掌茶亦無緣北走清溪、南抵金陵。謫仙李白、中孚禪師以金陵行蹤為經(jīng),以荊州、金陵僧伽交往為緯,重新確立仙人掌茶在文學(xué)史、茶史與城市史中的三重坐標(biāo),指出仙人掌茶是“僧—士—詩”互動的產(chǎn)物,其命名、賦形與傳播皆完成于金陵寺院;李白在金陵將“仙人掌茶”這種由形而下的地方土產(chǎn),升華為“仙藥—詩材”,首次將茶寫進(jìn)游仙范式,拓展了茶文學(xué)的想象邊界;金陵作為天下文樞與佛國梵剎的交匯點,為茶、詩、禪之多元“融通”,提供了交匯的空間,使仙人掌茶成為唐代“江南文化空間”早期生成的標(biāo)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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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佚名 宮樂圖(品茗)
20世紀(jì)80年代,湖北當(dāng)陽依據(jù)李白詩序恢復(fù)生產(chǎn)的“仙人掌茶”屢獲省優(yōu)稱號,地方志與茶文化論著多以此作為“古代名茶復(fù)活”的典范。然而,學(xué)界對詩序本身的解讀仍停留在“文獻(xiàn)孤證”層面,對其何以誕生于金陵、為何由李白執(zhí)筆、又與城市空間如何互動,尚缺系統(tǒng)討論。結(jié)合《李太白集》《景定建康志》《玉泉寺志》及新見相關(guān)寺院出土墓志等資料,把茶史、文學(xué)史與城市史并置,可得出仙人掌茶之揚名何以“非李白不可”、何以“非金陵不可”的解釋。
湖北當(dāng)陽玉泉山屬荊山余脈,喀斯特地貌,乳窟洞頂常年滴落含碳酸氫鈣之水,水中富鍶、偏硅酸等微量元素,其酸堿度在7.2—7.4之間,極宜茶樹氨基酸合成。大約在唐代景云年間,寺僧惠真“將茗草加工成茶”,說明此地已出現(xiàn)“僧手制茶”的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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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飛 攝
歷史上的當(dāng)陽玉泉寺與金陵棲霞寺同為“天下叢林四絕”之一,嘗受皇室敕額,賜田七千畝,有常住僧人500人以上,具備大規(guī)模植茶、制茶、貯茶、運茶的條件。中孚“收衣缽,走當(dāng)陽長坂,乘舟船東下”,背后正是寺院經(jīng)濟(jì)外溢的“茶船”——順長江而下,可直抵金陵、廣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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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南京發(fā)布
晚唐杜牧曾有詩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形容當(dāng)時金陵梵剎眾多。諸多寺院設(shè)有專司接待外藩、外州高僧的職事僧。李白極有可能訪游“館伴院”,于“公家供給、寺院接待”的復(fù)合空間下榻。
唐開元、天寶年間,棲霞寺就出現(xiàn)了“詩僧化”傾向:法朝、靈一等僧人皆能詩,且與儲光羲、劉長卿唱和。不少寺院的墻壁上專設(shè)“詩板”供訪客題詠。或可推想,李白入寺后,中孚即“拿出詩板請叔詳改”,可見“詩”已成為寺域公共媒介;茶則成為詩會“前奏”——“焚香—煮茶—賦詩”三位一體,與后世“茶宴”形制大同小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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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傳世詩歌凡一千一百余首,涉酒者約兩百六十余首,涉茶詩歌數(shù)不盈十,比例懸殊。約在開元末、天寶初(735—742)年間,恰是其“酒茶轉(zhuǎn)換”的關(guān)鍵時期:李白春在廣陵(今揚州)與賀知章、崔宗之等飲宴,時人稱“飲中八仙”,杜甫曾為之作《飲中八仙歌》詠其事,李白秋抵金陵后,即寫下此《仙人掌茶序》。兩相對讀,可見詩人有意以“茶”代“酒”,重構(gòu)自我形象——酒,意蘊(yùn)“醉侯”“狂客”;茶,關(guān)聯(lián)“仙鼠”“玉泉”“青蓮”,更契合其“謫仙人”身份。
《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并序》將蝙蝠寫成“仙鼠”,將茶湯寫成“玉泉”,把茶樹寫成“碧玉”,皆取自《山海經(jīng)》《神異經(jīng)》意象。據(jù)今可考文獻(xiàn),李白是第一位將飲茶行為明確納入“游仙”詩歌范式的詩人。他將茶納入“游仙”母題,使飲茶行為超越“醒酒”“消食”的日常功能,成為“長生”“還童”的儀式。此后,白居易《山泉煎茶有懷》中“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塵”,蘇軾《試院煎茶》中“仙山靈雨濕行云”等詩意,均延續(xù)此“仙化”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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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杜堇《伏生授茶經(jīng)》
《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并序》的序文為散體,詩為古體,共五言二十六句,三換韻,形成“序—詩”互文關(guān)系。序重敘事,詩重抒情,二者共同構(gòu)成“茶之傳奇”。這種“序+詩”組合,在李白此前作品中僅有《春夜宴桃李園序》一例,足見其對仙人掌茶的珍視;而“金陵寺壁”提供的公共書寫空間,恰是刺激這一文本創(chuàng)新的物質(zhì)條件。
“仙人掌”三字,前無所承。李白序云“拳然重疊,其狀如手”,以“手”喻茶,再借寺域流行的“仙鼠”意象,合成“仙人掌”之名,其中融入經(jīng)李白鑒賞、命名的元素,最終形成與李白深度關(guān)聯(lián)的茶文化內(nèi)涵。
“拳然重疊”指茶葉經(jīng)蒸壓后手工揉搓、再復(fù)烘,使條索卷曲如拳。1981年,當(dāng)陽恢復(fù)仙人掌茶試制時,取一芽一葉初展,經(jīng)十二道工序制成,成茶“形似掌,色似玉”,與昔日李白序文描述吻合,證明唐代玉泉寺已初現(xiàn)“蒸青—揉捻—復(fù)烘”的制茶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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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唐·閻立本 蕭翼賺蘭亭圖(烹茗局部)
右:唐·佚名 宮樂圖(奉茶)
《序》稱“曝成仙人掌”,一個“曝”字常被釋為“曬青”。但結(jié)合玉泉春季多雨、寺院用(木)炭的記錄,“曝” 應(yīng)解為“烘曝”,即先烘后曝,去水勻色。其工藝介于今日制茶工藝的“烘青”與“曬青”之間,填補(bǔ)了唐代綠茶工藝鏈的缺環(huán)。
長江、運河、驛道三水交匯,使金陵成為“茶船”—“詩船”北上東下的必經(jīng)樞紐。中孚禪師自當(dāng)陽順沮漳河入長江,沿江東下抵金陵,仙人掌茶從此與六朝古都、謫仙李白產(chǎn)生交集。
金陵昔有“詩板—寺壁—官署”三級傳播系統(tǒng):詩板為寺僧日常唱和,寺壁供名士題詠,官署則抄錄上呈朝廷。相傳李白此首仙人掌茶詩被“錄奏御覽”,遂收入《玄宗實錄》附卷,得以幸存于安史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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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翼賺蘭亭圖》,宋代摹本
唐時開始出現(xiàn)的“禪茶一味”等觀念,后來與佛教、飲茶一起傳到了日本。
唐時寺院的“寄客”制度,使外州士人可長期居留寺觀,無論寺院本意如何,客觀上都形成了穩(wěn)定的“品—評—購”鏈條。仙人掌茶由此由“高僧私奉”轉(zhuǎn)為“士人競購”,邁出了商品化的第一步。
仙人掌茶的出現(xiàn),使“江南可采茶”不再局限于太湖、陽羨一帶,而是向長江中游延伸;李白詩序則賦予金陵“茶詩之都”的初始文化符號。中唐以后,隨著江南經(jīng)濟(jì)開發(fā),張籍、杜牧等人筆下的金陵,逐漸呈現(xiàn)茶酒并行的市井圖景,可視作仙人掌茶文化影響的延續(xù)。
中唐以后,張籍《江南行》的“金陵向茶市”,杜牧《江南春》“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fēng)”,均指向秦淮河畔茶、酒并行的新消費景觀。可以說,仙人掌茶為晚唐“金陵茶市”埋下伏筆,也為中國茶文學(xué)開啟“寺—士—詩”三元互動的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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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泉寺仙人掌原茶
此番玉泉寺仙人掌原茶外盒,以素線勾勒的玉泉寺形制為暗紋,內(nèi)置燕尾夾方便茶葉取存。
仙人掌茶是李白與中孚禪師,在金陵共同完成的“文化—經(jīng)濟(jì)”共創(chuàng)產(chǎn)品:玉泉山提供自然與僧伽資源,金陵寺院提供城市公共空間,李白客觀上注入相關(guān)名人效應(yīng)及名人親自命名的元素。
李白將茶首次納入游仙敘事,使“飲茶”成為“長生”儀式,拓展了茶文學(xué)的想象維度;而金陵寺壁制度為“序—詩”文本提供物質(zhì)載體,使茶詩得以公共化、經(jīng)典化。
金陵,作為“天下文樞+佛國叢林”的雙重節(jié)點,使仙人掌茶在八世紀(jì)就實現(xiàn)了“地方土產(chǎn)→高僧禮品→士人商品→文學(xué)經(jīng)典”的四級躍升,為后來宋代“江南文化空間”的成熟提供了早期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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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自南京鐘山風(fēng)景區(qū)
今天,若能在棲霞山重建的“茶仙亭”中品一杯復(fù)原的仙人掌茶,我們讀到的不僅是李白的浪漫,更是唐代江南城市網(wǎng)絡(luò)與僧伽經(jīng)濟(jì)交織出的歷史溫度。茶煙裊裊,詩仙與金陵的緣分仍舊能被舌尖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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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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